我的村子叫直堡
——献给即将消失的村庄
郑凡涛||陕西
在渭河北边的毕郢塬上，有一个地方，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在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她，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她就是我的村子，叫做直堡。
她坐落在古肖河岸边，是方圆几十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向南有古道直通咸阳。古河道对面有个村子叫做宜渡。在过去肖河还没断流时是一个渡口。过了古河道，向北沿古道直通礼泉。
堡，在古时主要是由官府修建的，具有基层行政、商业、驿站、和地方住军等多种功能。一般就修建在交通要道、水源丰富的地方。我们村所在地恰好具有这两个特征，所以会在此建堡。
小一点的堡，一般由一个村庄或者家族集中守卫。我们村应该就属于这类小堡。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小堡是通往咸阳的直道上的堡子，才得名“直堡”的吧！周围几十个村子，以“堡”为名的也仅有我们一个村。
堡，在《新华字典》中解释为：有城墙的村镇。我的村子过去是有城墙的。村子有两大族姓：郑家、苏家，以古道为界。我们郑家在西，人家苏家在东。两个家族分开居住，各有城墙。城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了，但郑家的南城门楼一直保留到六十年代“破四旧”时，才被强行拆掉。现如今苏家南边临古道壕沟一面，还有城墙遗址存在。壕沟内的古道早已废弃，大多变成了耕地，但大致走向还在。
郑家人口众多，分为南北两街居住。我们家住在南街。
南街的街道上，有一棵苍天古槐。这是一棵巨大的古槐树，它位于我家东边远房大爷的家门口。古槐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了。它树干粗壮，两个成年人也不能合抱。树干下端有一个高约一米，宽约40公分的树洞。小时候我们经常钻进树洞捉迷藏。树冠巨大，遮天蔽日。每逢槐花开时，气味浓郁，满村飘香。三伏酷暑之时，它又是全街人避暑纳凉的最佳所在。
可惜，就这么一棵大槐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我那远房大爷，也就是当年强行拆除南城门楼的人，倔强而无情地伐掉了。大家怎么劝也没有用，因为这棵大树所有权是归他家的。可怜的古树伐断后被扔在村里壕沟内废弃的古道中间，任凭风吹雨淋。
谁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天，它那横卧古道的主干竟然发出新枝来了。村里人非常惊奇，说老树还活着，就商量着怎么把它重新栽起来。可是，人无心则亡，树无根难活，很快它就彻底死了。不久，我那个远房大爷也突发疾病，没过多长时日，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每次提起这棵大槐树，父亲总是惋惜地说：“可惜了，可惜了！如果那时有现在的保护政策，他是不敢伐那棵树的。”我望着父亲若有所失的神情，我默然了。那棵大槐树呀，你承载了多少代人的欢喜和记忆，竟轰然离去，怎能不叫人伤感呢？
听父亲讲，郑家的南城门楼就在我家老宅院的正南面。我家处于一进南城门的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这一支族人被称作“十字家”。城墙是黄土夯成，城门楼用青砖砌成拱形，阁楼有两层，飞檐挑角，古朴生风。东西两边均有青砖踏步台阶，可上城楼。
南城门外大路紧东边有一池塘，是村子雨天排涝和储水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涝池。在我的记忆里，涝池四周垂柳环绕，是村子里的最热闹地方。妇女们在涝池边上洗衣，男人们牵着牲口在涝池边饮水，孩子们在涝池边聚集玩耍。它是我儿时的一个乐趣所在。夏天里，我们光不溜秋地在涝池里戏水；冬天里，我们在涝池厚厚的冰面上溜冰。随着村子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涝池就慢慢地废弃了。现在柳树没了，涝池没了，成了别人的住宅地了。
涝池东南岸边不远处，建有一塔。一砖到顶，成四棱锥状。这砖塔，我无缘相见，可那是父辈们儿时的乐趣所在。1958年人民公社要给生产队修建大食堂，缺少砖料，就把它给拆除了。
南城门外大路紧西边建有一大庙，大门朝北，与东边的砖塔遥遥相望。1951年“破除迷信”运动时，将寺庙关闭。后来成立农业合作社时，寺庙被改做生产队的饲养室、油坊和草场了。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很大的院子。我们孩子们经常在院子里玩耍。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也成了一片住宅地了。
北街有一祠堂，是我们郑氏族人祭奠祖先的地方。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改建成学校了。从我祖父那一辈人开始到我这一代人一直都在那里上学。
我记得祠堂大门向南，门楼是个古香古色的建筑。红色的大门，门扇上镶有几行大铁门钉。狮子头门环，经常让上下学淘气的孩子，争相拍得“咣咣”直响。门口办公室里的老师听得烦躁，就一声吆喝：“谁又在拍门环呢？”那些顽皮的孩子，顿时做鸟兽散，没了踪影。大门两边各有一个小石狮子门，小石狮子的头和背被人摸得油光锃亮。
父亲说他们小时在那里上学时，砌个土台当课桌。至于凳子，就是拿块胡基（陕西方言，指土坯）或者砖头。我从学前班到五年级毕业，整整六年都在那里上学。一到二年级时，我坐的是自己带的小木板凳，趴的却是水泥预制板做的课桌。秋夏觉得还好，可是到了春冬，却凉得可怕。到了三年级时，才坐上高木长条凳，用上长木课桌。
祠堂北面，有一戏楼。高台大柱，青砖木顶，很是威风。它是我们小学校长和教务室所在，是学校的权力中心。凡有活动，戏台就是主席台，就是舞台，就是我们心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小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像我这样的男孩最喜欢的是听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那些老艺术家们说评书。《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意义》《三国演义》等等。只要是评书，我们百听不厌。我们当时的校长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个评书迷。他一到中午十二点，准时把学校的大收音机调到评书频道，放在戏台上，用扩音器播放。全校各年级一百多名大小学生和老师，都静静地聆听着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陶醉在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里。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今，祠堂、戏楼年久失修，不复存在。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教学大楼，成了方圆十几里的中心小学了。
村子西南有一片近百亩的柿子树林。它属于我们郑家南街这个生产队的果园。说是柿子园，里面还栽着几棵桃树，树下套种着蔬菜。我记忆最深的是黄花菜、南瓜、茄子、辣子、西红柿，别的就想不起来了。这片果园，不仅是我们生产队的宝地，也是我们孩子们的乐园。
后来生产队一分为三，果园也就一分三段。再后来，实行了责任制承包，柿子树连同它下面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我家分了三棵树，柿子也就成了我少年时吃的最多的水果了。
柿子树林再往西，就是有名的宝鸡峡引渭水渠了。水渠两岸遍栽垂柳和白杨树，是我们村上的一大景观。这水渠是1958年开始修建的。它的建成，给干旱缺水的渭北毕郢塬带来福音，几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摆脱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农耕日子。
为了充分利用这条水渠，在柿子树林北面，紧邻水渠修建了一个深约四米，面积约五亩大小的一个小型水库。四周依旧是垂柳护堤。从水渠里用水泵抽水上来，引到水库，储存起来，以备急用。我们把它叫做“塘库”。水多时禁止孩子们下水。只有水快到底时，才是孩子们的乐园。
引渭渠西面不远处原有一汉代大冢，不知何人之墓。农业学大寨时，被夷为平地。冢前的六只石羊，被村民拉回村里，拴牛拴马了。我家门口就有一对石羊，小时候我经常骑在上面玩。那石羊用整块青石雕刻而成，成跪卧状。线条简单，但很精美，不足之处是每只羊头都有严重残缺。
我曾给行家描述过石羊形象，他说挺好的石雕，可惜残了，不然是宝贝呢！他说墓前能立六只石羊的人，官职肯定不小。至于墓主人是谁，大家都不清楚。这么多年了，大多数村民已经忘记了大冢的存在了，可是盗墓贼却没忘。前几年还有几个盗墓贼，偷偷打洞下去，结果被公安机关抓住了。
墓主人是谁，不可而知。也许随着北塬新城建设越来越快的步伐，建设者和考古专家会解开这个谜团吧！
期待解开谜团的，还有我们两大家族的先人何时，又因何故迁居到此处。只知道苏家人早于郑家人迁居在此。因苏氏家族居住在河岸坡头，人们又称苏家居住地为苏家坡。但是一支笔写不出两个直字，两族人离开一个堡子。几百年来，两族人和睦共处，向世人展示出了一个极具文化底蕴的村庄。
两族人都恪守祖训，耕读传家。村里尊老爱幼，邻里帮扶蔚然成风。郑家南城门楼的二层阁楼，在解放后就被村里人改做图书馆了。那是方圆几十里的村子中仅有的图书馆。注重教育让我们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古时多出秀才，现代多出教师。当地人戏言：“走上苏家坡，教师比驴多。”
乡亲们无论生活怎么艰苦，都要让自己的孩子坚持上学。村里人常说：“就是拆房卖瓦，也要供娃上学。”因此，我们村因考学参加工作户口外迁的人口比例是全乡之最。这也造成我们村子在外工作的人特别多，以至于方圆几十里的人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有女不嫁苏郑家，半年夫妻半年寡。” 唉，过去农村到城里工作的人，在城里工作，娶妻生子大部分却要在乡下老家。这种情况特别多，当地人起了个名字叫：“一头沉。”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将我们村的小学，建设成为方圆十几里的中心小学的原因之一吧！
我的村子和这片黄土地上千万个村子一样，经历苦难、贫穷，到如今才真正走在康庄大道上。如今福银高速公路从村北绕过，西银高铁在村南穿过。我坚信，随着国家建设关中城市群战略的实施，西咸一体化的推进，北塬新城的快速建设，我们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村子的建筑，不管是过去的土坯房，现在的红砖小楼，还是将来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她永远都叫做直堡，永远是我魂系梦牵的家！
这个地方，是我的起点，是我的根所在。无论我走的多远，无论我走的多久；只要一提起她，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玉米地，那硕果累累的果园，那香甜可口的红薯......
我的乡愁呀，是那古道壕崖边上扎手的酸枣树，是那我走了千遍万遍的田间小路。无论是阳春三月、三伏酷暑，还是金秋十月、数九寒天，都是我今生最难忘的回忆。
古堡、古河、古渡、古道、古槐、古塔、古庙、古祠、还有那曾经凝聚了无数目光的古戏楼，连同那不知名的汉代大冢；随着历史的西北风，都已经荡然无存了。皇天厚土，祖先有灵，请保佑咱们的村子永世常存！祝愿您的后人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就是我的村子，她叫直堡。
配图/作者
作者简介
郑凡涛，笔名海岸线，1971年11月出生，陕西咸阳人。爱好文学，现就职于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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