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沦(二)
刘景岗||湖北
如果人生是一场牌局,那么王龙则将自己的一手好牌弄乱了。
——题记
打情绪牌,他被牌友逐出牌局。
好的标签可以让人增值,同样坏的标签也可以让人贬值,王龙调出也十分艰难。
九十年代中后期,求职不像现在那么自由,都是靠国家分配,靠组织调动,任何人离开组织,走出体制外,就失去了安全与保障,人们对组织特别依赖。在办公室,他仍是文京的手下,联系调动自然由文京负责。文京找到当时棉纺厂的负责人谷总,谷总接待很热情,由于对王龙其人早有耳闻,一听说要接收这名干部马上变脸,他说:“市里既然已作出决定要我们接受这名干部,我们服从决定,可以现在要他来报到,但有一条要说明白,现在暂时无班可上,当然也无工资可发。”这不是婉言拒绝了吗?
文京不死心,他想到了全县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宏达国际。他曾为这家企业写过几篇文章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由此与该企业老板建立了交情。来到年总办公室,文京说:“年总是个爱人才的老总,我为你推荐一位人大毕业的年轻小伙子,有办公室经历,文字能力很强。”年总很爽快的说:“文科长推荐的人我要,办公室还差写材料的,你可要他尽快来上班。”
文京趁势而上,要求年总给他一个职位,年总说:“既然你文科长说了,就让他担任厂办副主任吧。”
第二天,文京将王龙带到了年总的麾下,送王龙上班前,文京与王龙有一次长谈,他叮嘱王龙:“你去的是上市公司,而且是一个任职的管理人员,只要认真努力地工作,充分发挥你的才能,仍然前途无量。”
其实,王龙一离开办公室,他的心态就产生了变化,加上企业环境与办公室环境天壤之别,他更加放纵自己了。开始他经常迟到早退,同时回到过去那种不修边幅状态,蓄着长发,穿着既不太合身又邋遢的衣着,老远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那股酸臭味。
与余艳离婚后,他更加空虚无聊,为了打发时间,他迷上了打扑克,当时流行打定“7”,是纸牌赌博的一种玩法,一场牌下来,一般要输赢一百多元,手气背的可以输五百元。他全然不顾自己是个管理干部的身份,一到晚上就约上几个单身年轻工人找个地方就玩上了,玩通宵是家常便饭。
也许是心态不佳的缘故,王龙的手气一直不太好,总在输,赚的一点工资一般接不上茬,有时靠借债度日。
有一天,他从财务科领了三百九十多元钱,厂里要他去订报纸,当天没有去办,到了晚上,几个老牌友一约,又在厂宿舍里干上了,没想到,那天他手气非常糟糕,不到晚上十一点,他手头上订报纸的钱加上自己还有近百元的维持生活的费用全部输光了,情急之下,他怒从胆边生,说是去解手,跑到他自己宿舍拿了一把裁纸刀,冲进牌场,举着刀,歇斯底里地喊道:“今天你们必须把老子输的钱都还回来,否则,要出人命!”昔日称兄道弟的牌友,今天突然变成了以刀相逼的仇人,那些牌友见状,把钱留在桌上,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马上在全厂传开了,全厂哗然。缺乏自律、目无领导、工作拖沓、劣迹班班的表现让年总彻底失望了,出事的第二天,年总气冲冲地来到县委办公室找到文京,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你推荐给我的一个好人,我们接受不了这个大才子,你把他领回去吧!”
王龙又一次处于失业状态。
贵人再度出手,让他和了个小牌,不经意中,他又一次把一手顺牌打乱了,再度被逐出牌局。
万般无奈之下,文京想到了余局长,解铃尚需系铃人,当时王龙是你把他推荐给我的,我只能再让你想想办法,为王龙走出困局作点工作。
余局长当时作为交流干部被交流到隔壁临江县任县委宣传部长,接到文京的电话以后,沉思片刻的余局长说:“那就把他交给我吧。”
余部长将王龙安排在宣传部理论科任科员,王龙的人生,又开始重现一抹曙光。
这一次余部长加强了对他的管理与教育。他与王龙约法三章:
迟到早退三次走人;
每天必须洗澡,最多三天换一次衣服,一个月理一次发,违反上述规定一次扣工资50%,三次走人;
参与一次打牌赌博走人;
与领导顶撞一次走人;
严苛的管理之下,王龙逐步进入状态,由于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做理论工作对于他来说轻车熟路,当时“三个代表”是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王龙起草的《关于“三个代表”的哲学思考》在临江县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有高度,说理上有深度,且行文深入浅出,是一篇难得的理论辅导报告。很快,他成为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
不久,余部长调离临江,赴省委宣传部任职,他的离去,既使王龙失去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约束力,又让他失去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他又开始沦陷了。
那一年,临江县委一名副书记按上级要求要写一篇理论性很强的论文,内容还是对“三个代表”的解读。这位李姓的副书记正是在提拔的关口,写文章对于他来说确实有点勉为其难,而他又必须做好这篇文章,为他的擢升铺平道路,这时,他想到了王龙。
他将王龙找到办公室,先是嘘寒问暖,包括对他个人问题的关注,最后,提出自己的诉求,李书记说:“最近全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由我主持,工作实在太忙,想麻烦你帮个忙。”王龙不解地问:“我能帮您什么忙?”李书记说:“省里要我交一篇关于对‘三个代表’阐释的论文,你能否抽点时间为我捉刀?”王龙听了以后非常愕然,凭什么我给他写论文,他拿他的俸禄干他应该干的事,我拿工资干我要干的事,他非常排斥这种近乎荒诞的诉求。他十分干脆地说:“李书记,最近部里交了我很多事,实在忙不过来,您找别人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书记的办公室。
李书记百思不得其解,我这可是瞧得起他,是在向他抛橄榄枝,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
那年底,李副书记擢升为县委一把手书记,在他的授意下,县委在宣传部建立了末位淘汰制,县委宣传部对全体干部进行票决,最后一名调出机关。王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制度的牺牲品,他被末位淘汰了。
他浸淫在陌生的牌场,屡战屡败,输得无地自容。
这次王龙没有再乞求组织安排,也没好意思去找谁说情,他只身一人,背起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沿海城市——深圳。
王龙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在一家做鞋的私企做文员,该厂的老板是与他同龄,是一名年轻的暴发户,脾气也非常暴。到厂不久,他要王龙写一篇强化企业管理的讲话稿,要求两天内交稿。王龙日夜兼程,将好不容易完成的稿件交给他时,这位读书不多的老板将稿子读了一遍,立马将稿子撕了,只说了两个字:“重写!”初中毕业的老板竟瞧不起名牌大学毕业生写的东西,人在屋檐下,只得把头低,第二天,他将熬了一整夜的稿子交给老板时,老板看了看,对王龙说:“少来这些虚头虚脑的东西好不好,那是行政领导的风格,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谈鞋厂如何管理,拿去再写!”王龙一脸委屈,只好把稿子拿回去。当时把第三篇稿子交上去时,老板一脸无奈,说:“散了吧,这个东西你弄不好,还是我来讲。”
王龙参加了那个会,这位年轻气盛,初中文化的老板在台上口沫飞溅,激情飞扬,头头是道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没有用他的稿子,王龙对自己很失望,老板也对王龙不满意。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龙面对的是合同的起草,向工商部门、税务部门请示减免费用的公文,这些东西对王龙都很陌生,他得从头去熟悉,学习,再去写作。所以总在被报怨,被呵斥,他完全受不了这个老板,万般无奈之下,他把这份工辞了。
一个月以后,他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那是在一家私立学校教初中语文。教书对于王龙并不陌生,但教初中语文他仍然得从头再来,有了前面的深刻教训之后,他开始沉下心来,认真备课、讲课,算是在这所学校稳定下来。
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两个年头,学校的收入还是可观的,他租下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又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而在这短短两年间,他闪婚闪离三次,每次婚姻的失败都与家暴有关。
在深圳的这几年,他的脾气越来越狂躁了,他始终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不可理喻的憋屈,从而引发对周边一切的不满,这种日积月累的仇怨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他的女人,他的同事都可能成为他发泄的对象。
他的这种无端地狂燥再一次破坏了他生存的空间。
有一天,在学校食堂吃饭,一个同事边吃边跟王龙开玩笑地说:“王老师艳福不浅,已换了四任老婆 ,给我们介绍一下换老婆的经验,让我们也尝尝鲜。”这位同事不知道那天,他刚与第四任老婆离婚,正气不打一处来,只见他掀翻饭桌,上去对准那位同事就是一拳!当场将同事的眼睛打肿了。孤僻、散漫、暴力成为附在他身上的新标签,在这次暴力事件发生后,学校得出的结论是他不配为人师表,因此,学校与他解除了合同,他再一次失业了。
几场失败的婚姻,使他的经济基础近乎崩溃,加上再一次失去工作,他几乎是一贫如洗。
他又开始了漫漫地求职之旅,由于已无生活来源,加上手头无积蓄,他与6位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合住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地下室里,每天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将搜集来的报纸上,符合自己口味的应招企业做上记号,第二天清早起来,啃上两个馒头,按图索骥,去送简历、应试、面试。
不难想象王龙当时落魄的样子,凌乱的头发,衣着不整的穿着,萎靡的精神状态,在那人才济济,竞争惨烈的大都市里,哪里能为这个失落的人腾出一份他所要的工作呢?
弹尽粮绝,怅然失意的王龙想到了他的那位贵人余局长,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他试着却居然拨通了现在已是余处长的电话,他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道:“叔子,我在这里已走投无路,您帮我想想办法吧。”恨铁不成钢的余处长拿着电话,迟疑了片刻,语气有些冷淡地说:“那你回来吧,后天武汉东西湖开发区有个人才招聘会,我打个招呼,你去试试。”
像赌徒烧掉赌具剁掉手指一样,他将人生所经历的恩恩怨怨连同自己一起扔进了茫茫的东湖水。
王龙从深圳坐火车回武汉已是晚上,他手头仅十元钱,住不了店,只能在候车室呆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坐公共汽车来到了省委大院门前。他要求进大院找余处长,看这个与流落街头的叫花子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守卫的战士当然不可能放行。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守门的卫士给省委宣传部打了个电话,被告知余处长出去开会不在部里。
王龙无可奈何的在守卫战士的呵斥下,离开了这里。
下午,王龙又来到省委大院门前,守卫的战士不耐烦地又联系了一次,仍被告知余处长外出开会不在部里。
那正是深秋,每到晚上,寒气逼人,没有钱住店的王龙只能蜷缩在洪山广场公共座椅上度过那漫漫长夜,遥望天空闪烁的星星,它们眨眨眼,仿佛在嘲笑着他这个落魄的人。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无法入眠的王龙在百思不得其解地想着。我不到两岁父亲就离开了我,让我从来没感受到父爱,从懂事那天起就留下遗憾,这是我的错吗?我不是不想和领导同事处理好关系,是他们始终不认可我的价值,不赋予我应有的尊严与地位,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追求纯真的爱情,不想勉强成就没有爱的婚姻,这难道是我的错吗?苍天,你究竟有没有眼!
王龙连续在这张公共座椅上躺了三个晚上,每天两次去省委大院门口找卫士打电话,守在门口,看每个工作人员出出进进,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他人生中的贵人余处长。
他手头的十元钱早已用完,饥饿、寒冷在折磨着他。
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王龙绝望地想,我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扫地出门,我已一无所有,我一生最珍贵的贵人杳无音讯,我想拥有一份爱,有一个温馨的家,她们都欺骗了我的感情,义无反顾的离我而去。我想融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用钢铁铸就的一堵厚厚的墙将我拒之门外。
累,我好累,谁来拯救我啊,上帝!已是深夜,那晚月光冰冷而暗淡,他拖着那疲惫不堪地脚步,义无反顾地向那茫茫的东湖湖心走去……
图片/网络
作者简介
刘景岗,男,湖北省仙桃市人。1958年3月生。大学学历,中文专业。当过知青,教过书,做过机关文字工作,担任过镇党委书记,市人社局长,市人大副主任,现退休。在职时,发表过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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