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各国攻伐不断，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剧烈变化，一向由贵族阶层把持的学术向下传播，结合现实问题，从而萌发了诸多思想流派，史称百家争鸣。
当时儒家学说在现实政治层面屡屡碰壁，称不上成功，无论是孔子和孟子，其主张均不被各国采纳，秦统一六国后还发生“焚书坑儒”的惨烈事故；然而仅仅80年的时间（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3--212年，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即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儒家“逆转胜”？其他百家学说又在做什么？
焚书坑儒并没有断绝儒家及百家学说的传承
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家，虽然商鞅本人被贵族反扑而死，但其源自法家思想的一套政策则贯穿始终。
焚书坑儒源自于一场政论冲突，博士淳于越（齐人）引经据典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封建制”——像周代一样分封诸侯。和商鞅同样秉持法家思想的李斯极力反对，认为百姓不应该“以古非今”，以民间私学非议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开始焚书。
但其实焚书的重点是六国的“史记”——六国史官记述的历史；其次是流落民间的《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因为这些书籍里面大量记录了前代的制度、名人语录、故事等，后人有“六经皆史”的评价），百家学说不是重点，最多会遭受点池鱼之殃。
虽然烧毁书籍，但史官（先秦时代政府中的学官，掌官书者）、博士官（掌民间新兴之百家学说）并没有废除，各家学说仍旧在持续发展；《汉书》就记载了不少秦“博士”的学术成果，而且当时很多名臣，如张良、陈平、韩信、张苍、陆贾、叔孙通等本身就是学问家。
只是汉初，民生凋敝，百姓久经战火，急需休养生息，主张“无为”的黄老之术成为现实政治的不二选择。
诸侯之乱中若隐若现的百家学说
战国末年百家学说兴盛之下，形成了游仕的风潮，自信拥有一技之长的学子们游走各国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相对应的各国贵族们也形成养食客的风气，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动辄号称门客数千。
汉初的政治形势又给了此种风气死灰复燃的空间。
汉高祖刘邦当年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后，情不自禁的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但显然出身平民的他自信程度有所不及：秦始皇面对淳于越分封诸侯以拱卫天子的建议不屑一顾，而刘邦在平定功臣系异姓诸侯王之时，持续不断的分封宗室弟子，导致各地诸侯国林立，一如春秋战国。
于是游仕食客奔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多导奖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
一开始，吴王刘濞门下食客无数，比较著名的有邹阳、严忌、枚乘等人；等七国之乱刘濞身死，这些人转投梁孝王刘武门下。
再后来有淮南王刘安，门下宾客方术士有数千人，共同完成了以道家学说为基础、综合百家学说精华的作品《淮南子》（部分失传，现存为残本）。
此书被视为对汉武帝表现出“大有为”政治倾向的“理论攻击”，甚至有学者评价其为未见刀兵的“宫廷政变”。
公元前122年，刘安反叛阴谋败露，自杀身亡。
先有吴王刘濞，后有淮南王刘安，其中都有百家学说若隐若现的影子，很难说这不是“罢黜百家”的原因之一。
“无为”和“汉承秦制”为儒家逆转胜创造契机
西汉初年，“无为”固然是现实政治主流，但并不是全部。
抛开拗口复杂的理论学说，一言以蔽之，汉初的“无为”政治，其实就是“因循”——之前怎么样，以后还怎么样，轻易不折腾。
汉代之前是秦代，既然“因循”，那么汉代很多制度几乎是直接承袭秦代，历代学者都有一致的评价：汉承秦制。
这其中，当然包括了秦代的官制和严酷的律法（以申不害、韩非子法家思想为根本），区别在于秦代崇尚奢靡，大搞基建，劳民伤财；而汉初统治阶层崇尚节俭、珍惜民力。
历经七国之乱，这套思想及政策显得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秦代有的弊端，现在逐步显现。
贾谊率先发声，提出裁抑诸侯、抵御匈奴、教育太子（当时王侯贵族已有腐化之迹象）、尊礼大臣、阐扬文教（革除秦弊，需另开文教）、转移风俗（重律法、钱财之不良风气）等主张，本质上就是从申、韩之术转向儒家。
虽然贾谊受到功臣系周勃、灌婴等的排挤而英年早逝，但其主张，实际上有不同程度的落实。
若说贵族教育，这是儒家最为拿手的看家本领，其余百家学说莫敢与之争锋。
汉武帝年少即位，师从王臧、赵绾，锐意改革，谋兴礼乐；虽然最初因为窦太后坚持黄老之术而颇受挫折，但种子已经埋下。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
再无束缚的汉武帝采用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儒家由此翻身，在后世逐步成为正统思想。
世事无常，儒家在西汉的兴盛，无意间为“王莽篡汉”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咱们下一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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