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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孩子的大人
柴然
周同馨早年的诗歌写作，多定位于小城和小城青年，轻盈，优美，充满浪漫的时代气息。
当年山西省里最有名气的两位青年诗人，一是潞潞，一就是周同馨，二位在外面发东西很多，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我们的老一代批评家李国涛先生，曾为他二人特别写了文章，发在《诗刊》上。文章很多人看过。却也是对他二人当年创作的一个小结。
下，主要以周同馨为例：
他们不约而同，醉心于自己的北方，又各从自己不同的方面去写这个北方……周同馨的《我拉运顶制板》是一首很有气势的诗，歌唱祖国的建设。其中也透露着浓厚的北方色彩：
这里，是飘扬着尘土、埋伏着碎石
尚未降过一次喜雨的北方
我们这支拉着预制板的队伍
像一串深沉的音符
……如果说，潞潞是北方乡间的小伙子，周同馨就应当被看作北方小城里的“大手大脚”的青年。我以为，理解周同馨近几年来的诗作，要注意到“北方小城”这个主题和“北方小城”里的小青年的感情。这一些，在周同馨的诗里得到很鲜明的、很有个性的表现。
较之潞潞，周同馨的笔意更细腻，更重视画面和风物，有些小小的事物、淡淡的情绪被他采入诗中，获得盎然的诗意。他的《清早，我擦亮了我自行车》，很能表现出他捕捉诗意的能力。《我拉运预制板》是他诗作的一个突破。1983年8月在《文学青年》发表的《哦，小城，烧饭的母亲》是进一步地着力去寻求自己的艺术对象，去寻求这一个时期以来自己感受得最深切的生活旋律。1984年他写了《生活回旋曲》和《小城故事》，在这方面表现出他的兴趣、他的能力。这是两个组诗。前一组里，《上表》把个人生活的紧张节奏，《高峰》把城市电车的（也是人的）节奏，写得十分传神：而短句、音韵，也同这种内容处理得十分协调。《小城故事》一组三首都具有这种特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也是周同馨诗作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修路》、《游泳池》、《交易会》，从题目上也可以品味出来，这对一个小城说来是几件多么大的喜事。小城里存留着极其糟糕的大街小巷的路面。“在这高跟鞋畅销的时代”，年轻人“焦心地期待那条／光油油的大街和人行道”。这种心情、情绪，只有小城里的居民，小城里的青年，小城里的时髦青年，才能理解得那么细微。
迄今看，也是很有见地的评论。
周同馨
我认识周同馨时在1985年，他人已经从忻州小城调来省里，做了《山西日报》“黄河副刊”的编辑。他的“小城系列创作”基本完成，随后不多时，便以《小城故事》命名，结集出版。
这在当年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么年轻就出了诗集。对于我们，甚至是不敢想象的。尤当他在大学时代已冲出娘子关。山西大学中文系78届的学生，入校时只有17岁。诗才难得。勤奋有加。生逢其时。佳作迭出。所以，年少成名。
有一个挺牛的例子，是中国社会刚有“万元户”提法，这一年，他所得诗歌稿酬，竟达五千元之巨。这还了得啊，一年就弄了“半个万元户”。两年是多少，四年又是多少？当时一个大学生的月工资，也不过四十来块钱。
潞潞现在还记着，周同馨请他吃过油肉（他自个儿却是一点肉也不吃的，天生的素食主义者）：骑着崭新的凤凰大链盒自行车，戴着雪白的呢绒手套，皮鞋擦得锃亮。（人还长得英俊漂亮吧。）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千年以后（我们几个诗兄弟也多在一起），潞潞又给他总结了一个版本（主要是指他热心为朋友们服务吧，说他）下班从报社出来，车加满了油，钱包多装了钱；到晚上回去，车没油了，钱包也空了。云云。
然则，当论诗歌创作，他从“自己的小城”调来《山西日报》，却未必有更大的帮助。
失却了创作土壤？这倒不是。朋友们都知道他和“小城”割舍不开。那根心上的红线（所谓“土地情缘”吧）维系得很牢。初返回太原那几年，他总在写“小城故事”，之八、之十二，之二十、之三十，发得也顺利。
另还要说，周同馨是一个难得的孝子。直到后来，他完全有条件接老母亲来住了，也好容易说动了，接来了，那老母亲一般也是一个月都住不住，就闹腾着，非要回忻州去。“饭也不好好吃了吧。”周同馨只好把老太太再送回去。他则续接起此前那种还乡频率：但没特殊，每周休息，都会“太原-忻州”往返一次。早先自是坐班车，搭顺车，坐火车；直到世纪之交前，他有了那个“蛋蛋车”，之后，是那辆二手桑塔纳，上得还是忻州牌子吧，跑吧，来回跑吧；先还没有高速路吧，后来有了，跑起来好多了。
我呐，有那么好几年，则常搭他的车到忻州去。他有时也喊我。我忻州朋友多。文学界有宿新和（辛禾）、彭图、曹利军等死党，大家酒喝个不断。到1996年年初，我忌酒了，不喝了，交往则不减，感情益厚。这且不说我早年闯社会，即在忻州混下一把子好兄弟，道上的也有，出生入死的，等等。
再有一条，也是根本性的，是我岳父母从偏关调忻州，之后有十多年时间，安顿于此。我儿子就出生在忻州妇幼保健院。
柴然和周同馨
在忻州待着，还特别有一条，也如我人到了长治、晋城，只要说你是一个搞文学的，现人在省城，当即便会有新认识的朋友问你：“认识周同馨吧？”“是同馨的朋友？”这在长治、晋城，人家自是问起写了《太行山断裂》《中国的要害》等一系列和我太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报告文学家赵瑜。这可不只是他们什么的在家乡人脉广，好朋友多，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名字，其本身就构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符号，似乎也是一道辨别你文学水准真伪高下的心理界线，在忻州实质就是：“你周同馨都不认识，还写诗呀？”也如你都不知道古秀容城历史上曾出过一个大诗人元好问一样，不敢说轻蔑你，那至少在人家心目中，也是一个不小的问号。兄弟，你打折扣了。
我们说，这种乡土的认可，是最厉害的，此正可见一斑。
对呀，你以为他这个“小城诗人”是浪得来的啊？那是有多少乡人，记着他哪组诗上的是《人民文学》，哪组诗上的是《诗刊》，哪首诗上的是《青年文学》，哪首诗上的是《飞天》；同理，周同馨一年能挣五千块钱的诗歌稿费，那你一年给咱挣上二百块钱吧，看努不死你。
另外说，能免去过这一关，像宿新和（辛禾）等好兄弟，向人家介绍你，直接会说：“咱省里来的诗人，周同馨的朋友。”这样，新朋友倒笑吟吟的，从心底下接纳你了。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忻州相对全省其他地区说来，似乎地广人稀，山高皇帝远，一般印象，和吕梁地区也差不老少，实际他的文学人口基数在省内占得比重最大，单说留在当地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现今就有二十好几位，如我晋城当地四、五全国会员，不到人家五、六分之一，孰轻孰重，根本不能比。
光代县一县，现在在省作协机关工作的中青年作家、诗人，就有黄风、张卫平、杨遥、王国伟四人，都为今日之“晋军”文学新锐。
还要说，一种不多见于文字记载的力量（这当然也不只限于在哪一地方上），而是人们常在一起或者说就是在私下多有说起你，就是下面在谈你，是那样一个完全自发自愿的口口相传。肯定了，这第一是你的作品好，值得夸赞，用赵瑜的话是：“作品自己长腿了。”再则，还真的混合着你一个文学人（作为周同馨还有新闻人的一面）的人格魅力，这自然和你这个人、包括你的工作、生活、交友、待人处事，都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口碑可了也不得，如一个朋友说你好了，另一个朋友说你差了，那就不成，它多考量的，正为你这个人的做人，你对家乡人都脸大的“撒哈拉荒漠”，他们口里就证你没前程。还回地方上混呀？反之在此，乡土情谊，全出来了。
你看啊，1987年以前，好友宿新和（辛禾）还未竞选古钟公园（也即市园林处）的承包负责人，人在忻州市（现在的忻府区）通讯组临时借调干通讯员，那是常得写些小稿稿下太原来找周同馨，想法保证他发稿是一个，咱人还穷得没地方吃饭呢，这到了饭时，周同馨就领他回家吃饭，好赖，来的是咱忻州人，这得把肚子填饱，你让他饿着回去可就不是个样子了。宿新和（辛禾）说：“一回，同馨才刚刚有了个小平房吧，我去他家吃大米，咱一碗不够呀，再填了一碗，我看他们的饭倒不足些了。”就这几句话，宿新和（辛禾）和我本人都说了好多年。
宿新和（辛禾）、彭图，是我1986年参加省作协第一届赵树理作家班的同学，那个班在太行仪表厂招侍所整办了半年，我和他二人极是投缘的，从最初见面，经三十余年到今，仍是割舍不下的至交兄弟；彭图，后来是《五台山》杂志的主编，猛男，无一音符可唱对“绝然西路民歌手”，一朝酒后在迎泽宾馆一楼大会议室为全作协大会代表唱电影《红高梁》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憋得满脸通红、眼冒金星大喝一嗓“喂——”，不等第二口气倒上来，人扑通一下，摔倒在了地板上；而后歇歇起来，再唱，这后来我即发现，原来“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具体是这么个意思；彭图老哥当然是省内文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外人似多有知道；宿新和（辛禾），总是因后来成天价忙于忻州市的园林工作（他的树种好了，把忻州打扮得真漂亮），文学上那就有点儿淡出之意，他实际写过很好的小说，如1986年12月发于《山西文学》头条的中篇小说《秋事》，即获了当年的“《山西文学》小说奖”，《山西文学》副主编李锐对那个小说有高度的评价，责任编辑祝大同，也因这篇小说的红线紧系，日后和宿新和（辛禾）结下非常深厚的师友之谊。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而那时我在周同馨车上，更深、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他对老母亲的竭力孝敬。
孝道本在亲力亲为。没什么感天动地的。是他对老母亲的爱始终充溢于心。有一种说法，一个人每天坚持喝一杯牛奶，长期下去，实际是很困难的。我就想到周同馨回忻州。至少我们这些兄弟朋友不能企及。他更似一个有深厚传统教养的古人。如父亡会丁忧三年。就有那样的心。这心诚、心爱是一个，成本也有吧，如他为节省几元钱过路费，上下高速，从不选择忻州出口，而走豆罗那边，那离忻州城还有十多公里呢；之外，谨慎驾驶，避免车祸，还得忍受塞车什么。
“节约一两次，算不上什么，可咱每周跑，就不能一样了。”这是他的原话。
周同馨对老母亲的无尚孝敬，正照出我这孤儿对寡母的不孝敬来。母亲生我，如生叶赛宁，可我又不是叶赛宁。没钱，那自然了；关键是，人也没有，影子也抓不住。母亲多向人家讲过我这儿子不孝顺。似也应了她很早就好说的那句话：娶个媳妇卖个儿。
有大孝顺敬在心，就是慈光护佑，人也更像个孩子。在此，张锐锋有名言：“潞潞是一个像大人的孩子；周同馨是一个像孩子的大人。”抢注了口头版权。
说周同馨像孩子。其一，可举他1978年来上大学初初走出山大校门，赶乘3路电车。这他是人紧张得不得了。电车和电车上的人，敢情是把他吓着了。为此，他竟是拉住了带他上车的老乡同学郭新民的军大衣一角，手一下也不敢松开。到了终点站五一广场，下电车呀，还那样。
郭新民，正是中文系高年级同学。周同馨说：“人家个头也大吧。”可对他起到一个伟岸的保护作用。
自是诗歌把他们聚在一起。郭新民当年被称为“少年诗人”，走进大学校门前，已在忻州有了名气。忻州又是著名诗人公刘的“流放地”，他人在文化馆，也住那儿。包括后来调入《诗刊》社的周所同，忻州老诗人攀山，他们几个有空就去文化馆看公刘。公刘给他们讲诗，谈艺术，讲生活与创作规律，对他们这一批人的影响都很大。我们说，忻州的诗歌这几十年里都比较强，当时青年一代即有周同馨、同所同、郭新民三杰，这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公刘的“忻州流放”，所谓涟漪次第荡开。他是播火者，也是传薪者。
正因了诗和诗人公刘，周同馨和郭新民早早在家乡结识。周同馨跨进大学校门后找的第一个熟人，便是郭新民。
无独有偶，则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山西第一届文科状元、来自五台的边新文，亦同周同馨一般，入大学校门后找的第一人，也是郭新民同学。
有后话，是他三人的友情，诗人高谊吧，近四十个年头，铁打的兄弟，如磐石坚。
所以说，周同馨初到省城，能有个军大衣一角拉着，该说幸运，是诗歌带来的好处。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与之比较，我1977年初冬到太原后第一次走出迎泽宾馆，赶在个饭店排队买饺子，待挨近卖票窗口，伸手掏口袋，发现身上仅有的10元钱，让小毛贼掏了走。饺子是吃不上了。
“文革”刚结束的年月，远说不上安定。街上流行抢军帽，仅是小玩闹。暗潮涌动，是各街上流氓混混大比拼。我等太多太多的青少年混一起，猜拳行令，海吹神聊，侃的就是这市面上“英雄辈出”“血溅月夜”之打架斗殴。大量的青少年心向往之一个流氓江湖。
就周同馨这小书生，安在忻州小城读初中读高中，耳枕且听风走，或者就没少了三棱刮刀、链锁、打群架这些暴力刺激字眼，还有流氓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吧——“文革”之深浸于中国社会肌理下的酽酽荼毒，哪能说消除便消除。慢慢改造吧。任重道远。
其二，周同馨更像个小孩子，不大能坐得住。好多场合，他转转便走了。以前吃饭，他不喝酒，也是吃一吃，就不想在了。我忌酒后，他发现我是个伴儿，到哪也待不长时间，就招呼我结伴儿先撤。俩人好像还能再找个啥地方耍耍。一般上亲贤街就找到盲人刘超那儿了。按摩个十来分钟。脚按跛了。这个是我。
周同馨总坐不住，走来串去，还让我恍惚看见他留在忻州旧街上的童年：哎呀，这小子可亲了，五老姨家出来了，又去了三老姨家，特别会和大人说话，邻里大人一日不见，倒觉得空落落的。
这也是土地亲情在他身上的反映？对，名字是起好了：周同馨，永葆童心，好若天生。
其三，又得说在酒上。原来他是朋友中间最不能喝、也是多年都不大沾酒的一个。可谁料想，这近十年突然逆转，大约五中有三吧，那他就是放胆痛饮，敞开大干。就因为他这前后变化太甚，酒桌子上他一撸起袖子，首先倒把大家逗坏了。往往就是，他在拼酒，你在旁侧会笑个没完。他多少喝一些，陡感酒量倍增，遂主动挑桌子上最能喝酒者反复碰杯，喝三杯，再来三杯，如此者三。
另一个，那他是要把所到女士全照顾到的，这是绅士风度。自也是反复举杯，频示美意。
接下，还得有重点吧。这个，是要突破了。对，肯定是一位或两位美丽女士，一位或两位青春妙龄女孩子，他得把她们灌醉。碰杯，劝酒，碰杯。所抱目的，就是要看看她们酒精充溢而出之万般醉姿。且听咱忻州话说，“把狗的闹醉”，是这样一个对酒心理。快变熊孩子呀。然则，如前所示，最后只保证了他把自己灌醉，没有别的。凡我所见，酒桌子上美丽女子，从不见一个比他酒量小的。他往往碰上的，基本都是好酒量，人家反过来喝醉他，倒成了轻松愉快的事儿。“你看咱狗的。”他之目的，至今未得逞。继续奋斗吧。
说到底，四两老白汾，对他便是一个严重的关口。所以说，这五中有三，但凡大干，他必然醉入那深沉，“吾有冬夜，春风沉醉”，大体是这意思。
接下，满脸通红，又举拳头，又喊口号，之后，眼睛半闭半睁，之后，还醉入那“搬不倒”境界——主要是左右摇晃，这个有一次，我们集体去唱歌，一个小歌厅内挤了二十余朋友，音响混声总是开到了最大，说歌厅内灌满了重金属就不错，反正太吵太吵。这时的周同馨，却盘腿坐在靠边的一个沙发扶手上，双眼微闭，左右“搬不倒”，一下，一下，幅度还很大，前后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分钟。反正，没从沙发扶手上掉下来。一下，一下，左右摇晃，幅度挺大。
再有，那是我陪着他走在夜间的迎泽大街上，快要晚十点了，有女孩子过来，他站住，和人家说：“小姑娘，你知道吗，我叫周同馨，我喝醉了。”女孩子格格格地笑了。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私下，曾和赵瑜聊起过周同馨这样喝疯。老赵说：“干脆变了一个人。他以前就不喝酒嘛。”当然没聊出个所以然。更不可能有个什么结论。实际上他这还真就无关什么事业成败，个人得失，官场沉沦，情场失意，创作不畅，流年不利，财运差次，或者股票赚了，又升迁了一级，种种理由。（喝酒的理由千千万，不喝酒的理由万万千）。非要说个大概，想醉酒当歌之人生境界，也不排除小孩子一样的玩耍心理？
记着1986年秋天，大家在省人大会议中心开全省诗歌会议，同期还有《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在晋举办，那几日，但在会下，周同馨就老和朋友们大谈“无”之境界，如诗的最高境界是“无诗”，以此类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是有一种高妙了悟，似也有一点儿童戏谑，总之“无”得挺过瘾。
他这样的才华得以发展，那是后来有一天，我十分肯定地发现，他是一位确有真知灼见的爱情理论家。“感情其实是可以丈量的。有着无形的长、宽、高、低。1、最长的是亲情，可以一直绵延，不离不弃，直到终老。2、最宽的是友情，可浓可淡，可远可近，可疏可密。如果是老朋友，十年不见，一见犹喜。如果是新朋友，事后很少往来也会心存感激。好朋友和好朋友还可以无限链接、依托。3、最高的是爱情，可以高过云高过雨，高过生命和自由，高到相知相悦，高到心性相融。高到无怨无悔……但爱情是带刺的玫瑰，既有排他性，也不可能一直盛开。爱情一旦断翅就会坠落，坠落为滑翔还好，可滑翔为现实的亲情。但如果坠落成坠落，那么肯定有一方会坠入深渊，伤害和痛苦在所难免，只好靠时间慢慢疗治了。4、最低的是色情，可以低为兽性，低为强奸和诱奸，可以低为交易，也可低为一夜情，低为嫖妓。但低级的肯定是简单便捷的，像快餐，像街头枝头的果实，伸手可摘。大家长、宽、高、低都可有一些，但一定是适度的，千万别过度。”类似这样子的句子，他脱口而出，有过之却少有无不及。我专门找他谈过一次，希望他能把这笔精神财富拿笔记下来，而不是主要停留在口头上（不时便会蒸发，过于可惜了），奉献给我们这个浮躁至极的情爱社会，为爱情路上广大的迷津者指引方向。
而回来说他这个“形式上的孩子”，与我本人相交，常有严肃的内容，弄得我这个“人生与社会问题的主要逃避者”不好规避。
别说早年他在“黄河副刊”上为我发的那些诗了，对，还在1985年，在我自己还说不清楚何为诗论时，他倒把我的一则《我的血液和诗笔》（差不多是一篇小学生作文）当诗论发了。
他记着我《琴韵》中的两行诗：“你在你的琴声外／我在你的琴声里”，多次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提及，说我诗写得好，是好诗人。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后来省里搞签约作家，他第一个找张平（当时的省作协主席），说不能把我拉下，也不应该把我拉下。新世纪以来，他认为我的书法日后可能会有些作为，但他怕我忙于其他，多有耽搁，在他和我见面不多时，他就会专门来一个电话，反复强调我，每日至少抽出半小时写字，特别是临帖。
我从1993年起，也就是在省作协请创作假结束以后，人没有再回原单位，几乎是自我流放到这个利欲熏心的社会上，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撰稿人（你有了自由，就什么也没有了），醉心于严肃文学，还创作不畅吧，生活上往往没着落，这周同馨就替我发愁，想些办法来帮我。他甚至帮着我推销过挂历。
前面说了，他到《山西日报》工作，影响了他的诗歌成就，那主要就在他对报社工作的根本性忠诚，是绝对意义的。
这样说吧，凡经他的手，则无差错，数十年如一日，应该说是劳模中的劳模。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明白了，这几十年里，周同馨就是一个尽孝尽忠之人。
忠诚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说吧，在工作之外，对这份新闻工作本身意义的抨击，反而辛辣无比，同还是怪话连篇吧。
但这，那是你别让他坐进办公室，坐于案头，一切全变。
我们刚认识不多时，即开始在迎泽宾馆见他了。一支圆珠笔。一本208的蓝格格稿纸。为各类凡能沾文化边儿的会议写消息。消息基本上都写在会议间隙，一般不会拖后，到回去办公室，仅剩下编发。光那些年里，他有没有写够五千条消息呢？
我到他办公室见他，他多会儿也是在编稿子、发稿子。算来这三十余年，还就是成千上万的编稿子、发稿子。盯版。签版。
美好的年华与不可多得的才情，点点滴滴，正是在此日渐消融掉的。闹稿稿，闹稿稿，一直、一直闹稿稿。绝对的认真，一字不错，一字不漏，一字不差，一字不别。所谓尽忠职守，要挥发的便你是太多的生命品质，太多的心血、韧性，外加你的宝贵诗才。
柴然「龙泉寺前世今生」
2009年，他在弄周末版，庆贺建国60周年，他搞了个一系列策划，其中就有“60年60本书”这么个单元，他特别给我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杨沫《青春之歌》的小稿件，于此我有些话说，跟住写好发去；谁想他两次给我发回来，每次也是标注好他自己的建议和认识，先让我改了两稿；再之后感觉着可以了，他又让编辑编了两稿，自己又编了两稿；最后，又和我在电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扣着过了两遍。我和他说：“你这差不多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了。”但心下则恼得厉害，就差脱口说撕了算了，稿子我不要了。却也调侃，咱这新闻事业，贯彻的是一种法西斯精神啊？根本，他还是要把你引到他那里去。说说认真，这磨练出来的正是：咱这较真儿犯吧。对，字词句间，我名声就不算好，早先打字员跟住弄两次稿子，精神也受不了。想想要是周同馨上手，那打字员最后也就只能打“崩溃”和“泪奔”了。
是的，我在多个场合下，都批评过如他们的这种极端负责任，实际（也还是我们新闻出版的“一箩筐的不准”产物）到头来报纸上一般都少实在内容。质地一下倒薄了。哪还有什么锋芒。正面稿件也得考审你八遍。
我有一首《天安门广场上的白玉兰》，原发于《诗选刊》，是一首至少是相对积极的作品。前些年，省名人协会要搞春天诗歌朗诵会，请周同馨组织作品同时把关，周同馨就认为我送去的这首诗不能用：诗名即会让人产生联想。（不能让人浮想联翩，也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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