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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大鹏先生抗日期间的日记
张玉虎
生于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的晚清举人刘大鹏先生（1857—1942），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一生自食其力，生活清贫，但却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民国时曾当过太原县的县立小学校长，经推举担任过省咨议局议员和县议会的议长，在地方上兴办过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及附近的道路；曾兴办过晋水水利；1934年（民国23年）他看到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就上书南京中央政府为民请愿，促成减免捐税，在当地民间有极好的口碑。
刘大鹏在参加三次会试不得志后，看透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远离官场，用主要精力从事撰述并把他的书房命名为退想斋。他一生著有《晋祠志》《晋水志》《柳子峪志》《明仙峪志》《汾水河渠志》《游绵山记》《潜园琐记》《醒梦庐文集》《卧虎山房诗集》《愠群笔谈》等几十种著作。其中的一些史志著作弥补了空白，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资料。他的《退想斋日记》则忠实地记录了从他34岁开始至他临终51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从民间的角度反映了那段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当地的民风民俗，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到北京和开封参加会试时所记的《公车日记》，把当时科举考试的许多细节和考官、举子们的言行一一记录在案，使人对当时的科举考试有了形象的了解；记于辛亥革命前后和北伐战争期间的日记，则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这一事件的麻木和一个封建文人面对新旧制度交替而产生的矛盾心理……
1937年7月13日81岁的刘大鹏先生从报章上知道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在他的日记里第一次使用了“日寇”这个词。从此，他的日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其后五年的日记，基本上是紧扣着“抗日”这个主题的，与抗日有关的内容占了日记的大部分篇幅，有时甚至连续数天的日记都是关于日军暴行或抗日军民与日军战斗的内容；五年的日记里还始终贯穿着悲愤激越这样一种基调，处处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一个耄耋老人面对国难家仇的凄凉与无奈。在抗战期间的日记里，刘大鹏先生主要记载了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的恶行，在老先生的日记中比比皆是，记录得非常真实确切，现在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妄图通过篡改教科书的做法在日本年轻人的记忆中抹掉那段不光彩历史的做法，实在是极其卑劣的小人之术，教科书上的文字能抹掉，但那段血淋淋的屈辱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再怎么抹也抹不掉的。请看刘先生的日记吧：
1937年11月19日：日军在村驻农民宅，将各家之木器捣毁为火，以造其饭。予之赁铺中桌椅板凳烧毁几尽，村人丧失物件甚多，日出以后，方才起行，向南而去。1937年12月1日：午后又有日军自南而北赴省，沿途向村要鸡、要鸭、要肉，见人即行殴打。1937年12月16日：……日军于上午自山返回，民人言由前山越岭登峰而上，剿了风峪之陈家峪村、店头村、黄冶村，未见一红军，惟将该村之房舍焚烧不少。又将明仙峪之明仙村、白云村、瓦窑村之房院烧光，并焚柳子峪两三村房屋。
1938年12月17日：……人皆言：前两日日军在此劫路，凡行路之人，车上带煤油二桶，只许带一桶去；带布三四疋，只许带一疋去，此外尚有其他货物亦皆截留，今日方止。汽路上今日行人寥寥无几，莫不怨恨日军。1939年5月16日：……日军大肆搜寻，毫无踪影，惟将杜里坪、杏坪两村之房舍并所存之粮全行烧毁，其牛驴马匹收牵而去，猪羊鸡用刀杀毙，所有衣物等件均被日军劫掠。
1940年11月18日：太原县“新民会长”渡边，起意谋得大利，乃是自省城邀来一班好戏，在县北街关帝庙演唱，戏价一千二百元，不定几天。此大款项由各村起送。看戏每票价五角……此票分送各村之村公所，令村长分散。1940年12月10日：……晋祠日军向大煤窑晋丰公司要一万元大洋为饷……清源日军亦向晋丰公司要大洋三千元。1941年2月17日：村中鸣锣催迫各户起夫，重修村西之汽车路。每户出夫一名，上午、下午两次出去，日军在汽车路管工，一呼百应，夫若不到，或到一迟即行殴打。
1942年4月10日：晋祠日军部队在南门外刑场杀了三人，不知是何之案。1942年4月21日：晋祠于昨日上午，由日军队部提出自省城解来七名犯人，到堡南门外杀场全行杀之，鸣锣令人到杀场看行刑。1942年4月30日：柳子峪山泉村一人于本月十四日（4月28日）被“扫共队”打死，无人敢言。
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抢东西，横征暴敛，强拉民夫，那是真正的无恶不作；我这里所选的只是老先生所记的几十分之一，而老先生所见的又只是当时在华日军所犯罪行的沧海之一粟，日军暴行那是真正的罄竹难书！
老先生在1941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一日军率领十余名警备队由三家村拿一妇人（带一女孩），言该妇之夫为红军之区长，押往县署审讯……再往后并无下文，读着怎能不为那双母女担心。
二是汉奸卖国贼们的丑行。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横行八年之久，与那些汉奸卖国贼们的帮凶是分不开的。那些帮助日本侵略者祸国害民的汉奸们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8年4月9日：今朝无米为炊，乃谋筹措度此乱日，非吾一家受此困穷，群黎百姓无一家不受艰难，无一处不经穷迫。而我太原县城之官吏，并不悯恤民瘼，在城内三官庙演戏四日，得意行乐，天良丧尽，只求一己快活而已。1938年10月19日：……村长副及闾长并办事员役二三十人每日在村公所吃饭，有酒有肉，均系公费概不惜钱，亦不怜恤邻里乡党。穷不聊生，村长副之天良丧失殆尽矣。本村若此，他村亦多类此，犹欲世局治安，能乎？1939年10月29日：晋祠区公所，予见附设一个农业组合社之牌，乃系向农民粜粮时抽款而设，已成立一月有奇，其中五人均系各村之痞棍。1938年4月22日：……予劝县长释放管押罪轻之犯……武县长不以予言为重，概不着意，予遂告辞而去。1940年3月16日：我赤桥村人全仗造作草纸为生计，日军向我村要稻草六十万斤喂马。村长副不思善法应付，只是唬吓村里人须备稻草以输。今晚予见村长副查点村外之稻秸，不禁怕恐曰：村人无纸料则生计亦无矣。遂向村长副讲其推谢之善法，村副不以予言为是，反谓予多事。处此乱世，不能做一件救济本村之人，恨己无德。
刘老先生日记中对卖国行为遣责的激烈程度，无过于这一篇了：1938年9月20日：看《山西新民晚报》载：阎锡山业已反正，降于日人，赵戴文为之通融办理，由此推及，阎锡山、赵戴文二魔身虽在世，而心俱死矣。失陷山西不以为恨，降于日，不以为耻。予见此报，寸心忿忿不平，真欲唾壶欲碎吐此老气耳……
三是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和斗争，这也是刘老先生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刘老先生把在太原西山里与日本强盗进行战斗的八路军一直称作“红军”，只是在最后一年的日记中才出现了一次“八路军”字样。这也许是老先生一直沿用红军时期的旧称呼，也许是宣传不到位，刘老先生不知之故。每遇“红军”打死日军，他都非常高兴，都要大发议论，盼望早点儿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1937年11月24日：……红军由柳子峪迁移风峪，日军追至风峪口外官厅村西，接战一二时，日军已死三兵。1938年1月28日：……前三日，清源县高白镇有红军便衣队藏匿，被日军侦知，突然开战，互有杀伤，日军死二十余名，红军死十余名。1938年3月26日：又传言，太谷县西南十余里北流村左近，亦于本月十一日亦开一战，日军与红军赌胜，红军受伤不大，日军乃大受损伤。1938年4月12日：……柳子峪有十数红军将日人汽车一辆内坐四日人抢入山内。1938年5月19日：晚间传述，今日午有红日两军在黄楼沟口外开战，红军用枪击毙日兵三名。众闻日军受伤，莫不喜欢，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
刘先生的日记中还记了这样一个“故事”，对此我们只是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过，绝不会想到六十年前真正发生过。1940年8月3日：……晋祠日军自北往南“攻剿”红军，清源日军自南往北攻击红军，行抵半途，日军以为见了红军，即行开火射击。久之，始知不是红军乃是日军。日军队伍始行停止枪炮，而已打死日军队伍为数不少矣。探者为姚村之警备队某，声言自相残杀两项，而探者正中其中一枪，毙其性命。告我之人莫不欣然畅快，谓日军不死，我华夏祸患终莫能除，可见众均盼日军之败也。
刘大鹏先生的日记中还有几则是关于毒品问题的，对于毒品的态度，八路军和敌伪政权也是完全不同的：1940年5月21日：予于昨日路经南城角村，始知红军于本月初十日（5月16日）到南城角村公所，告说毁坏洋烟（即罂粟）……十一日，各家毁坏自己的烟苗共一顷有余，留下无几。1940年6月3日：县长崔仲峤，于午刻到赤桥村公所，谓村人自毁罂粟之非，令带村副王秉忠到县治罪。1938年11月5日：……今日来我赤桥检查售卖料面之犯，为已查获数人，均给贿钱立即释放，不行贿者即送县究治，是何等政治？八路军让农民毁掉罂粟（洋烟），意在禁绝毒品，而伪县长却因农民毁了罂粟而要带副村长“送县究治”！至于查到毒贩之后的处理之法就更不用说了。
刘老先生的日记里还记载了大敌当前生计维艰的情况下，百姓之间的互济互助。1938年5月9日：王景文老友怜我遭乱被灾，大受窘困，口食艰难，乃于昨日遣晋泉号送来玉茭子五小斗、谷米五小斗、茭子五小斗，为赠济我之穷，惠而好我莫此为甚，年虽老迈能不铭感于心。
刘先生的日记中，还出现过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向他求字的，没有允诺，表现了老先生对日军的轻蔑；那两个问询晋祠之古迹的人，可能就是盗取天龙山等处文物的文化强盗了。1938年7月14日：午后，有日军一名曰吉实富藏，来我家中坐谈，询知我年八十有二，言其父年八十有三，长予一岁，欣欣然色喜。祈我为其写四个大字，吾辞以写字太拙，亦不允许，坐了一小时而去系村公所导引，谓是在村清查户口。1938年1月18日：今朝即有人邀予到晋祠村公所，两个日人已经待予，仍是询问晋祠之古迹……日人之名：日本学问家酒井志，日本通译山田三郎。
刘先生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一则抗日童谣，1938年6月28日：……至我山西已被日军侵占，历八阅月。日军首领竭意抚循晋民，而不肖之日军竟在闾口穿房入户，扰害百姓，甚且奸淫妇女。以至晋人男女老少痛恨日军，盼日军之败，且有“日本鬼子快快走，只留娘子关一口，若要不走，都教喂了中国的狗”之童谣。可见晋人痛恨日人之甚矣……
1938年12月4日刘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言昨日下午有一二十辆汽车，其中所载者皆日军在晋南败死之日军头，为数甚巨。此亦人民盼望日军败亡之恨言也。日军将来必败。刘老先生的这则日记记于日军占领中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当时正是侵略者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时候，可年届耄耋的他没有被侵略者的气焰所摄服，没有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是准确地预测出了战争的结果：“日军将来必败！”这是难能可贵的。刘老先生这段时间里所记的日记，不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爱国老人的情怀，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1942年8月30日，刘大鹏先生以86岁高龄仙逝。在他逝世前8天（8月22日）所记的日记，还有谴责日军强行拉民夫的内容：“予出门外，则见荷锹之人三三两两，由吾门前经过，问往何处。引夫有上山中修炮台者，有到晋祠日军队部者。一日不知引夫多少，终年如此，民莫能安……”字里行间可看到刘先生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使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怀着拳拳爱国之心的老先生竟未能再多活三年，未能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未能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惜哉！刘翁。
前不久，某位钱囊鼓得快要胀破的著名影星不顾那段历史在中国人民心头留下的伤痕，不顾广大国人的民族感情和尊严，竟然把日本军旗装披到身上，在美国纽约的街头招摇过市，其行为正暗合了日本那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分子的愿望。看来，那段屈辱的历史是需要常常提起的，特别是对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于是，在这里我向大家展示了刘大鹏先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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