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穗玉米
张玉虎
农村集体化的时候，我曾在生产队里当过 一段时间的保管员，每年的夏秋两季队里给社员们分粮食时，都要在场里负责过称。
那些年头里，农民们一年到头侍弄庄稼，可算下帐来一个人才能分三百来斤“口粮”。村里人苦重，一个个都是大肚汉，那点儿口粮根本不够吃，因此，在农民的眼里，粮食也就特别的金贵， 一到分粮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是户主出面，斤斤两两头高头低都要“理论”得清清楚楚。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个秋夜，队里在场上给社员们分玉米棒子，每人一百斤。为这事，队长用心良苦：直接分棒子，是为了把折扣率定得低点儿，好让社员们手里多落两颗纯粮；选在夜里分，是为了避开公社干部的耳目，好让我在过称时手松点儿，称高点儿。
虽然那时天天受着“龙江精神”的“熏陶”，谁也能扯着嗓子喊两句“听惊涛”“公字闸”什么的，可谁也知道那些都不能顶饭吃，在现实生活中谁也不会照江水英的那一套来，而“宁亏集体，不亏个人”却是我们的办事原则。我和几个装筐子抬筐子的后生们对队长的意图领会的非常透彻，反正我们清楚，大堆上的东西又没个准数，能多给人们就尽量多给人们点儿。那天夜里来分粮的乡亲们也通过我们的行动领会到了队长的好意，对我们十分放心，不象在街头跟小贩们买东西那样两眼紧盯着称杆不放，而是任我们放多少就是多少，连称跟前也懒得过来……
也有例外的，那就是三货婶。
三货婶外号“蹦头精”，“蹦头精”是乡亲们对那种精得过度了的人的雅称。她不光“精”，还“横”，不管在家在外，她凡事从来不往下风站。那晚三货婶在厦棚里会计那儿盖好章过来时，我们已经给她称好一筐堆在那里了，正在装第二筐。一筐正好一百斤，她家五个人，应该称五筐。她一看不乐意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叫起来：“我还没有看称，你们就给倒在那里算他妈X个甚呢？”我知道三货婶麻缠，就赶紧过去陪着笑脸说：“三货婶，你放心吧，肯定是‘麻胡吃叫驴，足足有富裕’。”其他小伙子们也都凑上去说是保证没问题。可能是三货婶在家里钻了一天没出来，不知道那天晚上的“行情”，对我们的“保票”置之不理，黑虎着个脸把声音提高了八度说：“你们几个小牲口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足气不足气得叫人看一眼哩吧。看都不敢叫人看，还铁X嘴挺硬。你们能给够？”她的两句“横话”把我们几个都给激怒了，我大喊一声“重称！”几个小伙子就动起手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倒在地下的一堆玉米重新装到筐子里放到磅上了。我气呼呼地把三货婶叫到跟前，叫她眼睁睁地看着我从筐子里往外捡，捡出来五个又粗又大又饱满的玉米棒子了，磅称的杆儿还是高高地往上翘着呢，当我还要动手捡时，她软了，她伸出了手……那时的农民也真是可怜，只五个玉米棒子，就把又精又横的三货婶给制服了，她连忙按住我的手说：“算了吧算了吧，我知道你给够了还不行？”我才脸色很难看很不情愿地停了手。后来的几称，我也都让她看着称，都是给到一个刚好足称的情况。那天晚上分粮，最亏的就是她家了。
现在想起那档子事来，我总觉得亏欠着三贷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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