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红薯
薛亮平
我的家乡在吕梁山脚下,出村子往东北方向走大约二三里,有一个叫塔子坡的山头。山头上的层层梯田是一处希望的田野。这里种的红薯尤其绵甜好吃,且产量极高,在那个追求吃饱肚子的年代,村民多在此处种红薯。记忆中,每到红薯成熟时节,我会跟在父母亲身后去那里刨红薯,家乡人习惯叫出红薯。
那时候我大约是六七岁,天不亮就被大人叫了起来,一家人早早吃过饭后,便向塔子坡出发。父亲的步履极快,他推着一架简陋的独轮车,车子上面放着铁锨、䦆头和几个枝条编的筐篓,母亲扛着扁担,提着小水桶等。到了塔子坡下,我和姐姐已跑得气喘吁吁,脚下的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陡。父亲会弓下腰,踩着脚下路人来往自然形成的土窝子,吃力地往上走。到塔子坡的地里时,父亲会长出一口气,撩起衣角擦擦头上的汗水,便开始出红薯。
塔子坡上的天蓝得清澈,飘有硕大的白云,周围的连绵山丘空旷却不荒凉。各处的田地里都有农人在忙碌,有叫不上名字的鸟儿不时掠过头顶,和着虫儿的鸣唱曲调,野草和野花长得自在茂盛。红薯地里,绿油油的红薯蔓子堆拥在一起,几乎遮住了地皮。父亲先用镰刀把红薯蔓子杀断,抱到地头,肥沃的黄土地面便出现在眼前,一块一块的地皮被土里成熟饱满的红薯拱了起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铁锨,看着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用铁锨在红薯苗根部一尺远左右的地方扎下,右脚在铁锨顶部用力把铁锨踩进土里,父亲再微微弯腰,双手在锨把上慢慢用力往下一压,一窝红薯就露出头来了,红扑扑胖乎乎一串串的,好可爱。我和姐姐分别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乐颠颠地把一个个红薯从根茎上掰下来,用小手擦掉沾在上面的泥土,一趟趟跑着把红薯拣放在一起。瞧着地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红薯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母亲一边忙碌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笑着说:“今年雨水涝,看这红薯长得多好!估计这下能收两三千斤吧?”父亲满脸的汗水,双手不停歇地干着活,也笑着说:“怎么也有四千斤哩。这下娃们可就能好好吃一冬了。”
休息时间,父亲会拿起刚刨的红薯,用手抹一把上面的土,放在嘴里狠狠咬一口,一边嚼一边夸说红薯的味道好。母亲也咬一口,说是又水又甜,蒸熟了保管更好吃。我也凑过去吃,红薯咬在嘴里脆生生的甜,有奶白的汁水从嘴角流出来,母亲用手绢帮我擦。母亲的脸因为不停歇的劳动,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我觉得母亲真有模样儿。忽然听见姐姐在地头的崖畔喊我,那里是一溜酸枣树,上面缀满了红玛瑙一样的果实。父亲也走过来,拿手中的铁锨照那酸枣树上拍几下,那些熟透了的酸枣便哗哗地落了一地。我和姐姐开心地争相去拣,酸枣装满了衣服上的每一个口袋。
收获的红薯,父亲用独轮车往山下运。把红薯装进大布袋里,装进筐篓里,放在独轮车的架板上,用绳子稳住。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父亲肩上另有一根绳子控制独轮车的速度,他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紧抓着车把掌握平衡,几乎是一路小跑。母亲也会用扁担挑上两筐红薯,和父亲一起跑好几个来回,一家人像行军打仗一般劳累和紧张。等到最后一车红薯拉回家,往往是天已黑尽,父亲身上的衣服也早已湿透。母亲忙着去做饭,父亲则会点一根旱烟,蹲在院子里,眼睛望着小山一样的红薯,脸上是满意的笑。
晚饭后,全家人一齐动手,把那些被铁锨扎破的红薯挑出来,放在屋子的阴凉处。那些个头大的、完好无损的红薯,父亲用绳子一筐筐地吊放进院子东南角的红薯窖里。又阴又暗的地窖里点着煤油灯,清新又潮湿的泥土气息里,母亲把红薯码放得整整齐齐。接下来的整个冬季,红薯就成为我们家里的主要粮食之一,会一直吃到来年开春以后。
如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普遍提高,但喜欢吃红薯的家庭还是不少,听说是因为红薯的营养价值很高。无论哪个季节,大小的超市里都有红薯在卖,而在我看来,似乎都比不上我记忆中的红薯香和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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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亮平,1972年生,山西河津人,教师,喜欢阅读和写字,运城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火花》《乡镇论坛》《河东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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