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红薯
薛亮平
我的家乡在吕梁山脚下，出村子往东北方向走大约二三里，有一个叫塔子坡的山头。山头上的层层梯田是一处希望的田野。这里种的红薯尤其绵甜好吃，且产量极高，在那个追求吃饱肚子的年代，村民多在此处种红薯。记忆中，每到红薯成熟时节，我会跟在父母亲身后去那里刨红薯，家乡人习惯叫出红薯。
那时候我大约是六七岁，天不亮就被大人叫了起来，一家人早早吃过饭后，便向塔子坡出发。父亲的步履极快，他推着一架简陋的独轮车，车子上面放着铁锨、䦆头和几个枝条编的筐篓，母亲扛着扁担，提着小水桶等。到了塔子坡下，我和姐姐已跑得气喘吁吁，脚下的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陡。父亲会弓下腰，踩着脚下路人来往自然形成的土窝子，吃力地往上走。到塔子坡的地里时，父亲会长出一口气，撩起衣角擦擦头上的汗水，便开始出红薯。
塔子坡上的天蓝得清澈，飘有硕大的白云，周围的连绵山丘空旷却不荒凉。各处的田地里都有农人在忙碌，有叫不上名字的鸟儿不时掠过头顶，和着虫儿的鸣唱曲调，野草和野花长得自在茂盛。红薯地里，绿油油的红薯蔓子堆拥在一起，几乎遮住了地皮。父亲先用镰刀把红薯蔓子杀断，抱到地头，肥沃的黄土地面便出现在眼前，一块一块的地皮被土里成熟饱满的红薯拱了起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铁锨，看着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用铁锨在红薯苗根部一尺远左右的地方扎下，右脚在铁锨顶部用力把铁锨踩进土里，父亲再微微弯腰，双手在锨把上慢慢用力往下一压，一窝红薯就露出头来了，红扑扑胖乎乎一串串的，好可爱。我和姐姐分别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乐颠颠地把一个个红薯从根茎上掰下来，用小手擦掉沾在上面的泥土，一趟趟跑着把红薯拣放在一起。瞧着地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红薯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母亲一边忙碌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笑着说：“今年雨水涝，看这红薯长得多好！估计这下能收两三千斤吧？”父亲满脸的汗水，双手不停歇地干着活，也笑着说：“怎么也有四千斤哩。这下娃们可就能好好吃一冬了。”
休息时间，父亲会拿起刚刨的红薯，用手抹一把上面的土，放在嘴里狠狠咬一口，一边嚼一边夸说红薯的味道好。母亲也咬一口，说是又水又甜，蒸熟了保管更好吃。我也凑过去吃，红薯咬在嘴里脆生生的甜，有奶白的汁水从嘴角流出来，母亲用手绢帮我擦。母亲的脸因为不停歇的劳动，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我觉得母亲真有模样儿。忽然听见姐姐在地头的崖畔喊我，那里是一溜酸枣树，上面缀满了红玛瑙一样的果实。父亲也走过来，拿手中的铁锨照那酸枣树上拍几下，那些熟透了的酸枣便哗哗地落了一地。我和姐姐开心地争相去拣，酸枣装满了衣服上的每一个口袋。
收获的红薯，父亲用独轮车往山下运。把红薯装进大布袋里，装进筐篓里，放在独轮车的架板上，用绳子稳住。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父亲肩上另有一根绳子控制独轮车的速度，他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紧抓着车把掌握平衡，几乎是一路小跑。母亲也会用扁担挑上两筐红薯，和父亲一起跑好几个来回，一家人像行军打仗一般劳累和紧张。等到最后一车红薯拉回家，往往是天已黑尽，父亲身上的衣服也早已湿透。母亲忙着去做饭，父亲则会点一根旱烟，蹲在院子里，眼睛望着小山一样的红薯，脸上是满意的笑。
晚饭后，全家人一齐动手，把那些被铁锨扎破的红薯挑出来，放在屋子的阴凉处。那些个头大的、完好无损的红薯，父亲用绳子一筐筐地吊放进院子东南角的红薯窖里。又阴又暗的地窖里点着煤油灯，清新又潮湿的泥土气息里，母亲把红薯码放得整整齐齐。接下来的整个冬季，红薯就成为我们家里的主要粮食之一，会一直吃到来年开春以后。
如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普遍提高，但喜欢吃红薯的家庭还是不少，听说是因为红薯的营养价值很高。无论哪个季节，大小的超市里都有红薯在卖，而在我看来，似乎都比不上我记忆中的红薯香和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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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亮平，1972年生，山西河津人，教师，喜欢阅读和写字，运城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火花》《乡镇论坛》《河东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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