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
黄春红
2004年的腊月底，我卖水果攒下三千多元，满以为会过个肥实年。哪知孩子爸爸把钱拿去绍兴一个茶馆推牌九，一上午时间就把钱输得精光。
性格急躁的我，却没大声和他吵闹。因为是大年三十了，大过年的，不能吵架，两个孩子还小，大儿子十一岁，小儿子三岁，他们扳着手指盼望的年啊，却不能让他们伤心哭。尽管我心里犹如万箭穿心，而在孩子们面前，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啊？老头子在蜂窝煤炉子边上坐着，双手十指插在花白的头发里。他知道，两个孩子还没有买过新衣服，年货就更不屑说，因为连一个家庭最起码的蜂窝煤和米都没有了，早上没米下锅，孩子们肚子饿啊。我知道，他的心比我难受，起码我不会愧疚啊。看着两个孩子眼睛圆睁睁地看着我，我没辙了，无奈地推出卖水果的三轮车，准备去水果批发市场撞运气。我先把十一岁的大儿子扶上车，再把三岁的小儿子抱上车。
那天绍兴市区雾霾很重，平常车里装一两百斤，踏起来都轻轻松松，而两个孩子的重量不过几十斤，踏起来却异常沉重，车胎咕吱咕吱的的转动，掩盖了我小声的抽泣。我们租住的房子在城郊，离绍兴水果批发市场几里路程，一路上，都看见卖年货的摊位和做大饼油条的早餐摊。我多么想停下车，给孩子们买两份早餐啊，可是，妈妈的包包是空的，拿什么来买呢？总不会比比手指头就能买吧？但我实在不忍心，把车停到一个熟人的大饼油条摊不远的地方。想去赊两份。心想，不加鸡蛋的一元一份，老板肯定会赊给我的。我对孩子们说：“宝啊，你们坐在车车上别动哈，妈妈去给你们买大饼油条吃。”听到买大饼油条，孩子们的头点得像拨浪鼓。
可是，仅仅是两元钱的赊账，老板都不肯。还笑嘻嘻客气地说：“对不起啊胖姐，过年了，我们不赊账，你也是做生意的，请理解。”
我的泪，吧嗒就滚落两滴，好在距离比较远，孩子们肯定没看见。我使劲深呼吸两次，走到三轮车旁笑着说：“他的那个大饼油条不好吃，我们去水果市场买。”
距离水果批发市场越来越近，平展的马路，我却随时捏着刹车，想让车轮慢点，再慢点。
水果批发市场的大门上方，挂着欢度春节的大红横幅，我把车停在绿化带旁边，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有的面熟，有的陌生。我多么想地上能掉下一张钱啊，哪怕只有一元，捡起来可以买一份大饼油条两兄弟分着吃。可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喃，俗话说，人霉，喝米汤都会掐牙齿。我不敢去看坐在三轮车上的孩子们，脑海里反复出现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胖子，你过年还来批发水果呀？”
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天外，是的，一个独自在苦海波涛里垂死挣扎的人，能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哪怕只是叫一声。
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批发市场的老板——付小龙。他叫我胖子，实质上他比我还胖，他穿一件黑呢子外套，圆圆的脸，圆圆的腰，手里捧着一箱苹果。
我脱口而出：“小龙老板，今年过不起年了，老头子把钱输光了，能借一点钱给我过年吗？”
话一说完，我才后悔，不该随便就问别人借钱，又不是很好的朋友，何况我又是外地人，借到钱跑了咋办？可是，眼前的一切让我的眼睛模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清楚地看到他弯腰把苹果箱子放地上，站起来把上衣扣子解下两颗，我慌忙用袖口擦眼睛，把泪水擦干。他从衣服夹层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递给我说：“拿去过年吧，我相信你明年会挣到钱的，因为你太能干了。”说完他抱着苹果就匆匆走了。我数了一下，六张，整整六佰元啊！立马转身把坐在三轮车上的孩子们一把揽过来，紧紧抱在怀里。
其实，小龙老板已是第二次帮我了。第一次帮我时，我们互不认识，由于我身上没多少钱，桃子是五箱起批，如果是一箱，就是零售价。当我背着牙牙学语的儿子走到他的摊位说明情况后，他按照批发价给我一箱桃子。从此，绍兴市区的大街小巷便出现我沿街叫卖水果的声音。
我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份加鸡蛋的大饼油条，小儿子咬下一口冒着热气香噜噜的大饼油条，油珠顺着嘴角流下来。大儿子比较懂事，自己没先吃，而是递过来说：“妈妈好香啊，你咬一口吃吃。”小儿子也学着哥哥，也递过来给我吃。我哈哈哈笑，一边笑，一边把三轮车骑向蜂窝煤厂的方向……
关 于 作 者
About the Author
黄春红，四川省都江堰人。生于60年代末，小学文化，热爱文学，在牛背上看书长大。90年远嫁浙江，于2016年4月，带着满身伤痕回到家乡开始学习写作。现是成都市、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在《人民代表报》《四川农村日报》《安庆日报》《闽西日报》《惠阳日报》《都江堰快报》《龙泉驿创作》等全国多家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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