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
黄春红
2004年的腊月底,我卖水果攒下三千多元,满以为会过个肥实年。哪知孩子爸爸把钱拿去绍兴一个茶馆推牌九,一上午时间就把钱输得精光。
性格急躁的我,却没大声和他吵闹。因为是大年三十了,大过年的,不能吵架,两个孩子还小,大儿子十一岁,小儿子三岁,他们扳着手指盼望的年啊,却不能让他们伤心哭。尽管我心里犹如万箭穿心,而在孩子们面前,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啊?老头子在蜂窝煤炉子边上坐着,双手十指插在花白的头发里。他知道,两个孩子还没有买过新衣服,年货就更不屑说,因为连一个家庭最起码的蜂窝煤和米都没有了,早上没米下锅,孩子们肚子饿啊。我知道,他的心比我难受,起码我不会愧疚啊。看着两个孩子眼睛圆睁睁地看着我,我没辙了,无奈地推出卖水果的三轮车,准备去水果批发市场撞运气。我先把十一岁的大儿子扶上车,再把三岁的小儿子抱上车。
那天绍兴市区雾霾很重,平常车里装一两百斤,踏起来都轻轻松松,而两个孩子的重量不过几十斤,踏起来却异常沉重,车胎咕吱咕吱的的转动,掩盖了我小声的抽泣。我们租住的房子在城郊,离绍兴水果批发市场几里路程,一路上,都看见卖年货的摊位和做大饼油条的早餐摊。我多么想停下车,给孩子们买两份早餐啊,可是,妈妈的包包是空的,拿什么来买呢?总不会比比手指头就能买吧?但我实在不忍心,把车停到一个熟人的大饼油条摊不远的地方。想去赊两份。心想,不加鸡蛋的一元一份,老板肯定会赊给我的。我对孩子们说:“宝啊,你们坐在车车上别动哈,妈妈去给你们买大饼油条吃。”听到买大饼油条,孩子们的头点得像拨浪鼓。
可是,仅仅是两元钱的赊账,老板都不肯。还笑嘻嘻客气地说:“对不起啊胖姐,过年了,我们不赊账,你也是做生意的,请理解。”
我的泪,吧嗒就滚落两滴,好在距离比较远,孩子们肯定没看见。我使劲深呼吸两次,走到三轮车旁笑着说:“他的那个大饼油条不好吃,我们去水果市场买。”
距离水果批发市场越来越近,平展的马路,我却随时捏着刹车,想让车轮慢点,再慢点。
水果批发市场的大门上方,挂着欢度春节的大红横幅,我把车停在绿化带旁边,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有的面熟,有的陌生。我多么想地上能掉下一张钱啊,哪怕只有一元,捡起来可以买一份大饼油条两兄弟分着吃。可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喃,俗话说,人霉,喝米汤都会掐牙齿。我不敢去看坐在三轮车上的孩子们,脑海里反复出现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胖子,你过年还来批发水果呀?”
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天外,是的,一个独自在苦海波涛里垂死挣扎的人,能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哪怕只是叫一声。
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批发市场的老板——付小龙。他叫我胖子,实质上他比我还胖,他穿一件黑呢子外套,圆圆的脸,圆圆的腰,手里捧着一箱苹果。
我脱口而出:“小龙老板,今年过不起年了,老头子把钱输光了,能借一点钱给我过年吗?”
话一说完,我才后悔,不该随便就问别人借钱,又不是很好的朋友,何况我又是外地人,借到钱跑了咋办?可是,眼前的一切让我的眼睛模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清楚地看到他弯腰把苹果箱子放地上,站起来把上衣扣子解下两颗,我慌忙用袖口擦眼睛,把泪水擦干。他从衣服夹层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递给我说:“拿去过年吧,我相信你明年会挣到钱的,因为你太能干了。”说完他抱着苹果就匆匆走了。我数了一下,六张,整整六佰元啊!立马转身把坐在三轮车上的孩子们一把揽过来,紧紧抱在怀里。
其实,小龙老板已是第二次帮我了。第一次帮我时,我们互不认识,由于我身上没多少钱,桃子是五箱起批,如果是一箱,就是零售价。当我背着牙牙学语的儿子走到他的摊位说明情况后,他按照批发价给我一箱桃子。从此,绍兴市区的大街小巷便出现我沿街叫卖水果的声音。
我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份加鸡蛋的大饼油条,小儿子咬下一口冒着热气香噜噜的大饼油条,油珠顺着嘴角流下来。大儿子比较懂事,自己没先吃,而是递过来说:“妈妈好香啊,你咬一口吃吃。”小儿子也学着哥哥,也递过来给我吃。我哈哈哈笑,一边笑,一边把三轮车骑向蜂窝煤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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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黄春红,四川省都江堰人。生于60年代末,小学文化,热爱文学,在牛背上看书长大。90年远嫁浙江,于2016年4月,带着满身伤痕回到家乡开始学习写作。现是成都市、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在《人民代表报》《四川农村日报》《安庆日报》《闽西日报》《惠阳日报》《都江堰快报》《龙泉驿创作》等全国多家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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