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妻子舅舅家送的是桌椅和木箱，都是原木做的，古色古香。婚后，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就很少去那里，而是那几个表兄弟不时来我家。其时，我很不理解，妻对大舅家的三个表兄弟很冷淡，也不留他们吃饭，而对二舅家两个表弟就热情多了。
后来，我们首次买房，大舅家大表哥、二表弟和二舅家大表弟都来帮忙装修。他们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多年，把新居装修得既简洁又大气，材料花费比楼下的那家节省一半。
记得厨房需要一个异形水泥板，大表哥一直留心着。结果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块来，不大不小正合适。我家的事情，大都是妻当家。我甚至不记得是否给了他们工钱。我想，即使给也会给的很少。也难怪，那时我们也很为难。让他们来装修，也是想他们助一臂之力。
大舅家的几个表兄弟都爱酒，妻很反感，而且不让我与他们共餐。一直不落忍的是，我们也没有丰盛的招待，往往是家常饭菜。后来，我把这个房子卖了，买主说是看中我家厨房的装修风格。
后来，大舅病了，大表哥来借钱，我不知给了没有，只知妻很不满。一段时间后，弟兄俩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直接把重病的大舅拉到我家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大舅入院。
其实那时大舅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是传染病，医院不收，她更是不冷不热。再后来，大表哥想在家乡做新房，来借钱，她明确表示：没有！
我腹诽！妻却控诉了大舅家种种罪状——
大舅娘疯了后，大舅失去了生活信心，不思进取，还常常欺负大舅娘二舅二舅娘。日子更加困顿，大舅却异想天开，想让岳母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她）分别嫁给他家老大、老二（怪不得第一次去时，二表弟对我是那样的表情）。大舅有三个儿子，而岳母无夫无子，只有三个女儿，反而处处需要岳母家接济，借粮、借油、借钱，往往有去无回，是个“填不满的坑”。
只是，我觉得贫穷不是表兄弟的错，他们是很能干吃苦的人，特别是大表哥。后来，他新房做起来了，就再也没来过我家。
大舅去世后十多年里，我再没去过。从那里传来的，大多不是好消息。后来听说那里搞开发，才从报纸上看到“锦里沟人民吃上了旅游饭”的好消息。不久，又听说为争夺生意，景区内一些商户与村民打起来了，村民吃了大亏。上诉结果是，封了村庄与景区的通道，断了村民的财路。
直到去年，二舅去世，我才发现这里变化很大。当年沿河进村的小路，被构筑起的大坝阻断，村前一片稻田成为人工湖。旅游公路由村后山腰，绕过村庄进入峡谷。
村庄周围，几乎都是开发公司的建筑，从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口，才进入村庄。一些尚保存着的老房子，唤醒这我对这里的记忆，也有些新建的楼房。那些招牌和露天灶台说明，几乎家家办过农家客栈，只是现在门前冷落，人去楼空。
本来，景区售票处，设在后山口一重门牌楼处，这样整个村庄都在景区内。游客游完峡谷、看完民俗表演、或者滑过索道后，不经意走入一个满是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然后尝一番地道的农家菜，吃一口纯粹的农家锅巴粥，或者与主人聊一席山沟的历史典故，领略一下山庄的风土人情。
景区给村民带来商机，村民给游客以人情味，何不是一种双赢的营销模式。可是，有人就是眼红村民几碟农家菜，村民也以来了亲戚为由，无节制地领游客免费入园，终于，双方大打出手。村民哪是他们的对手。
现在，售票处后退，让出了村庄，村民进出自由了，但也失去了与景区的通道。只有少数有能耐的村民，在后山公路边建起客栈，经营着景区所剩下的一点生意，大多数村民则出外打工。
几代人坚守的好山好水，在他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了，他们再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不过是村里居民而已。甚至居民也算不上，平时人去房空，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尴尬：靠山吃山、土生土长的家乡人，现在不仅无山可吃，而且不能随意踏上家乡的山和水，那是要收费的。作为亲戚的我，更不能像十几年前那样，满山满沟地跑，再也没有免费的风景。自从有了“锦里沟”，藏在童年记忆里那个神秘的“道士冲”，愈来愈寻不着了。
广大的中国农民，为改革牺牲何其多！正是成万上亿的民工，涌入城市，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被巧取豪夺后，衍变成汹涌的楼市。楼市泡沫又积累更加庞大的资本，这些资本，把城市来个见缝插针后，现在正红着眼，反过头来，对广大农村的青山秀水虎视眈眈。
如果决策依然为资本折腰，那么农民，将再次地、永远地失去土地，成为城市的盲流，家乡的候鸟。
本文作者稻田明月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稻田明月，生于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郭家岗。1984年出门求学、打工、谋生，现居黄陂前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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