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明：“茅人节”不是节

“茅人节”不是节

作者简介

李文明，来自“短裙苗”之乡（所谓“茅人节”之乡）的苗族作家、苗族文化专家。贵州黔东南州苗学会副会长。著有《千年短裙》（大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远去的风情》（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书。

今天，我们隆重推出李老师所写与“茅人节”有关的两篇批评文章。

作者李文明

李文明著《千年短裙》

茅人节

“茅人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这一带苗族青年男女社交、恋爱的活动，它既不需要寨老同意，也没有固定的日子，而是在春节过后，农忙季节来临之前年轻人临时决定举行的一个活动。

因为春节过后，栽秧之前有一个较为轻闲的时段，又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大好时光。年轻人便利用这个季节进行交往和恋爱。很多年轻人都是在这个季节里播下爱情的种子，打下感情基础的，有的还直接在这段时间里把姑娘“拐到手”。

一般而言，都是由小伙子们第一天晚上到姑娘家楼下唱歌,约定时间，或者在后生们串寨时就与姑娘订好日子。到了那天，小伙子便借故上山砍柴、割草，姑娘们听到后生们吹木叶的召唤后，以结伴到野外打猪菜为名，包上糯米饭，腌肉、腌鱼、整装出发。当然，他们出门的时候，男的要避开母亲或叔伯妈和同宗的姐妹，姑娘则尽量不要让父辈和同门同支的哥兄老弟看见。

相约的地点都是某个村寨附近或这一带几个村寨都能看得见的高山之巅。后生们从山下砍了树杆扛上去，在树尖上扎草球立于山顶，并插单不插双，一般是5、7、9、11根，中间高两头矮，呈弧形排开。这种标杆和草球，苗语叫做“dliab lil”。“dliab”是爱和思念的意思，“lil”则是一种标志物，寄托相思之物。意为立下相思相爱的标志物。立好以后，大伙便在相思相爱的标杆下唱歌，一直唱到太阳落下到了远方的山头，他们才依依不舍的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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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茅人节

关于“茅人节”，有一个令人忧伤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一带都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最先迁到这里的祖先结拜为兄弟。既然是兄弟，他们的子女就不能结婚，但是有一个后生爱上了本寨的一个姑娘，遭到老人的反对。老人说你们是兄妹，是不能成亲的。但寨老们又觉得，山大林深，人烟稀少，年轻人长大后找不到人玩耍，非常苦闷，于是商议，本寨不同宗的青年男女可以谈恋爱，但不能成婚。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既然可以恋爱，产生了爱情，又不得不分离，那是令人伤心和痛苦的事情。有苗歌这样唱道：“妈妈只给我游方，妈妈不许我成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婚嫁的年龄，男的要到远处去娶亲，女的要远嫁他乡了。人生自古伤离别，怎么办呢？于是相约进行最后一次约会，到高高的山顶立一个标志，留下一个寄托相思之物，让远嫁的姑娘在他乡也能遥望故乡的山和那相思之物，同样,让身在家乡的哥哥抬头就可以看到寄情之物而睹物思人。因此才产生了一个“爬茅人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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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爬茅人坡”已经不只是同一个村寨,同族不同宗,只恋爱不结婚的兄妹寄托相思了，而是发展到可以通婚的圈子，几个村寨,很多人参加的活动。很多年轻人都通过这个活动来找到心上人。

为了文化旅游的需要,官方把这一个村寨年轻人的社交活动固定成一个节日,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举行，而且，每年的活动都翻新，标新立异，活动形式也五花八门。更吊诡的是，还有一些“文化人”、“摄影家”之类在那里有模有样地指挥摆拍，让人哭笑不得，似乎他们才是真正的苗族文化专家。我这个真正的当地人根本插不上话。

2017年农历“三月三”，我又去了，活动还是按照“文化人”事先安排进行，我暗然而返。

不过好在，现任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是真正有文化思考的年轻人，他们拟把所有的民族节日恢复，把一些产业扶持起来，让年轻人回乡创业。乡党委书记杨鹏告诉我：“保护文化首先保护人”。他说他们尊重当地群众和当地专家的意见，将民族文化引进校园，课间操跳的是芦笙舞，校服全部改成民族服装，将所有的传统还原其本真。

那一夜，我和杨鹏书记谈了很多话，喝了很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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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人节，被歪曲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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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歪曲了的文化

在两汪参加“茅人节”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文化现象被曲解,被误读了。

其实，“茅人节”是他称，是外来语。“茅人节”苗语叫做“jix bod”，直译即是爬坡，这个活动与“茅人”根本搭不上边，把它生拉硬扯到一起真是不知所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次“茅人节”，我看到的是那些组织者断章取义，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茅草人”的节日了，遍地插的都是茅草人，好像鬼师用鬼做的符号。

第一天到两汪，设拦门的地方到处插有用茅草制作的小小茅草人，我问这是什么，回答说：“不是茅人节吗，这就是茅人节的标志”。我哭笑不得。我赶到山顶时，山顶上插的不是以前当地人插的那种草球或者树枝丫，而是奇形怪状的茅草人，坐在下面唱歌的人还各人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草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表演,肯定是组织者刻意要求他们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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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族社会里谈论男女之事都是背着老人的，不合辈份的不能乱说话，年轻人唱情歌都有回避制度，男的要回避同寨的姐妹，女的要回避自己的哥兄。但是，这项活动是乡里安排的，注入了“长官”的意志，这一安排就乱了套，到场唱歌的已经没有辈份和同寨兄妹之分了。我到场的时候，看到场上许多妇女都是从我那寨子嫁到两汪的堂姐妹和我那寨上的年轻人。她们看到我的时候都流露出一种尴尬的表情，但“长官”叫他们唱，他们得服从。我感到非常难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只好离开他们，到“茅人河”去了。

自古以来，根本没有什么“茅人河”。但当地某些官员介绍说，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感，新加上去的，还有人向客人介绍说这一带的苗族有男女同在“茅人河”裸浴的习惯。还在不少的场合里,有人，甚至有领导干部问我：“听说你们茅人节那几天是放浪的，是吗？”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乱伦。如果不念在我是一个公务员的身份，我会扇他的嘴巴。

无意间，在贵州都市报上读到陈一丹写的一篇题为《恶搞屈原投江与“文化形式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事实证明，我们正以浮躁的文化形式主义一点点蚕食传统文化的形式乃至内涵。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或许不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但我们却实在是缺少发自内心并与行动相连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个别地方，传统文化甚至已经沦为利益的道具”。

确实，当下时兴民族文化旅游，很多地方便一轰而上，许多文盲也在那里头大谈文化，恶搞文化，不仅视之为利益资本，还当作一种政治资本。要搞原生态文化，他就认为越原始越好，越落后越好，最好能退到猴类那里去，退到群居，群婚那里去。于是强加神秘，制造伪民俗，使原有的东西一下子变了味，同时失去了文化认同的根基和土壤,许多民族文化旅游点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北京奥运会环境顾问、北京地球村长廖晓义教授2006年9月在黔东南进行了一次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演讲。她说：“中国的文化在哪里呢？主要在乡村里。在城市，文化跟着西方走，现中国文化不说荡然殆尽，但也所剩不多了，现在乡村还留着。”于是他呼吁：“……这是我们黔东南的一种生活，一种文化，千万不要给毁了，不要让那些城市的污染一夜之间把这些东西给毁了……”

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去保护和使用民族文化，这是一种悲哀。

离开两汪的时候，我的心情好像被什么揪住了，说不出话来，就像当年的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揪着中国男人的头发，要他们看日本人是怎样侮辱中国妇女一样，心情极其悲愤、沉重和复杂。后来在一次“茅人节”开幕式上，我被邀请为当地文化人发言，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不尊重当地原生态文化，歪曲了民族人文的行为，但我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遍地怪模怪样的茅草人倒是不插了，但乱了套的歌却还一直还在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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