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边界的城步苗族人民勤劳勇敢、灾难深重, 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与大自然和统治者抗争,故历来畗有抗争精神。为了反抗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湘桂边界曾爆发过大小规模不等的苗民起义数十次,其中规模最大的苗民起义是明弘治十四年(1501) 大地茶园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和清乾隆五年(1741) 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苗民起义。虽然历次苗民起义都失败了,明清统治者不得不对城步苗民作出了某些让步, 而城步苗民屡败屡战、永不言败的抗争精神与英勇事迹却载入史册而受后世敬仰。
一是土地过于集中。“田大半归富户,而民丁大半皆耕丁”, 失去土地的苗民难以维持生计, “灾举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灾异由此而生” 。
二是赋税过重。明清时期的赋税有兵赋、田赋、户税、人头税、茶税等数十种, 过多过重的赋税负担压得广大苗民抬不起头来。
三是差役过多。“工匠人等白令做工,仅与饭食,不给工钱,连旬匝月,妻子啼饥号寒。”“柴薪有买之名,无买之实。”官府与恶吏对苗民随意苛派各种差役, 苗民每月给官府当脚夫、轿夫等无偿劳役在10天以上, 加重了苗民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压迫手段越残忍,抗争也越激烈。
明弘治十四年(1501),李再万率领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共4万多苗、瑶、侗民起义, 明廷派湖广都御史闰仲宇调集湘桂黔三省6万官兵分8路围剿。
由于苗民义军武器原始、粮草奇缺、更无后勤保障, 义军最后兵力不足万人。李再万只好率义军“皆奔广西黄墙、炮溪两山”沿巨藤入洞中藏匿,后官兵砍断义军入洞的巨藤, “贼众万人皆饿死洞中, 今土人名其曰藏军洞”,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划上句号。
清乾隆五年(1741), 粟贤宇、杨清保又率领湘桂边界4万余苗民举义旗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 清廷令刘策名与张广泗急调5万清军用1年多时间才将苗民义军镇压下去, 粟贤宇、杨清保被捕后病死狱中。
两次苗民大起义失败的原因:
一是苗民义军缺乏一个正确的政党领导集团。苗民首领文化素质低,无远见,缺乏政治头脑,提不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仅靠“合款”、“吃斋挖窖”等原始手段鼓动苗民参加起义, 提不出带有号召性的政治口号鼓舞义军; 苗民义军首领只关注生活资料(吃、喝、住等), 不注重生产资料的分配(为苗民分山、林、田地等), 苗民义军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奋斗目标 。
二是义军的“根据地”太狭窄。长安营乡一带流传的“长坪府、大寨县, 长安有个金銮殿”的民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苗民义军曾有个“根据地”, 虽然地势险要,山高林密,但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方圆不足30公里, 弹丸之地无法长期固守。
三是敌强我弱。明清官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朝廷正规军,富有作战经验,武器精良,有坚实的后勤保障。苗民义军体质差,武器原始, 无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无后勤保障,,无法补充兵员,在军事、战术、后援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与强势的官军抗衡。
通过明清时期两次大规模苗民起义的打击,消耗了明清两朝统治者的财力,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明清统治阶级开始清醒头脑,反思自己;只好调整苗彊民族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
一是新建城步县。明弘治十七年(1504), 明廷“割绥宁七里半、武冈二里半, 拓城步巡检司旧址置诚步县, 隶宝庆。” 将两地四都五图与当地五峒四十八寨合并建立城步县,设县治于儒林,隶属宝庆府,这是当时全国成立最早的“民族特区”。又在莫宜、江头、蓬峒、栏牛、横岭等地建巡检司加强基层防御。建县后始筑城步城,现存的巫水河北岸的古城墙、利济门城搂和吕家巷子内的千户所就是当年城步建县的历史见证。
二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苗王、撤土官,委派流官治理, 推行新政,使城步成为全国推行“改土归流”新政最早的苗区。
三是将部分被强占的土地归还给苗民, 使苗民有田可耕、有地可种,以此安抚人心。
四是建立长安营等民族管理机构。清乾隆五年(1741) 九月建长安营,移宝庆理瑶同知署驻此,常驻旗兵近千人,分防城步、绥宁、义宁(龙胜)3县苗瑶,相当于现代的民族事务管理“派出机构”, 被人称为“宝庆二府”,前后共经营了170年, 清宣统二年才裁撤。
五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颁布民族政策。清廷多次颁布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并刻碑公布于众, 原县祁剧团后面保存的6块大石碑的碑文就是当年清廷颁布的民族政策内容。从乾隆六年至咸丰九年清廷共下发“中央文件”6次,明文规定为城步绥宁苗民减赋税、减免稅租十分之三,明令禁止官吏差役侵扰苗民,基层官吏要尊重苗民习俗,不准无故入寨侵扰苗民,在经济上减轻苗民负担;同时收缴兵器,苗民不得聚众闹事。
六是“销毁苗文, 永禁学习”;同时设义学、立书院,振兴苗区汉文化教育,以文化人。《宝庆府志》载:“复役五峒义学, 延师教苗民子弟, 晓以礼义孝悌, 苗俗渐化。”清知县张方佳将白云庵改建成白云书院,没收叛产(农田)归书院管理用于日常开支,广招苗峒子弟免费入学。清廷颁布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从清乾隆五年建立长安营起至宣统二年的170年间, 城步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苗民起义, 使当时的社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自古以来,城步苗民只认理、不认输的抗争精神是出了名的,他们面对强暴、不合理、不公道的行为敢于抗争。
史书说城步苗民“三十年一小反, 六十年一大反”, 其实并不是城步苗民爱造反,而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城步苗民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明知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还是举义旗与明清统治者奋勇抗争,民族压迫下的反抗是历史的必然, 压迫下的反抗是天然的正义。
事实证明许多权益都是通过抗争获取的: 明代的苗民起义与朝廷抗争“争”来了城步建县,“争”来了流官治县; 清代的苗民起义与朝廷抗当争“争”来了设书院、办义学、使苗民子弟能免费入学,“争”来了免苗米、减税赋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虽然明清两朝在城步境内所实施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苗民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在客观上有利于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正是城步苗民与明清统治者顽强抗争的历史功绩所在。
城步苗民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前赴后继的抗争气概在我国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城步县志》清同治版卷之九
《武冈州志》卷四十四人物志
《宝庆府志》清道光版人物志
《湖南通志》卷八十四武备志
《城步苗民起义资料集》刘志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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