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从江西来?
——以文斗寨为个案的苗族故土情结杂谈
撰文 | 姜秀波
【导言】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种思考,那就是:我们从何而来?
这基于一种情结。对故土的眷恋,对家园的怀念,对祖先的尊崇,对本源的情怀……
于是,就有了“狐死首丘”、“归正首丘”、“越鸟南栖”、“代马依风”等等典故和名词。
狐狸死时,头还向着巢穴所在的土丘。曰“狐死首丘”。
狐狸即将死在外,也要把头朝向所住洞穴的方向。曰“归正首丘”。
从南方飞来的鸟,筑巢时一定在南边的树枝上。曰“越鸟南栖”。
北方所产的马,总是怀恋北边吹来的风。曰“代马依风”。
低级动物尚如此,何况作为高级动物之人乎?
于是,越来越强烈的“故土情结”唤起了一股“寻根热”,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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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乃至贵州,多为外来人,故只有“谁先来”、“谁后到”的问题。至于有没有土著、世居人群,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考古学来解决的问题。而人类学则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
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但有相当一部分贵州人均认同祖先来自江西,尤其在黔东南,这种“江西说”更是甚嚣尘上。这是有据可查的。
在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就有一座山叫“江西山”。那是一处坟场,坟多简而无碑。年年清明节,族人都会来到“江西山”扫墓,遥望东方,寄托哀思……
在文斗苗寨,今天可看到最早的文字记载,系明万历年间编撰的那本《姜氏家谱》,留存至今已是残缺孤本,能辨识的只有这么一段:“闻父老云,今所居文斗,元时丛林密茂,古木荫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诚为深山箐野之地乎!先辈自宋末从军至银广坡,散居各处,大垦田园。有居羊告,有居里丹,人户寥寥,每处十数户而已。明初居里丹者之鸡犬,每放辄至文斗,恋不舍回。质之堪舆,请来观看,云此处真谓到头横结,前朝上水,后靠高岗,左不见水来,右不见水去,明堂开展,朝对有情,依此筑室,富贵可期。遂邀羊告之人,于明正统(1436—1449)初年,同移居此。一居上文斗,名冉兜,一居下文斗,名冉南。万历年,居招仰者,咸移附居。只知开坎砌田,挖山栽杉……”
我始终认为“文字”不可靠,因为自明代开始,中国文人的“春秋笔法”就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但我们又只能依靠这些文字,而后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文斗苗寨是贵州人“江西说”的一个缩影。
漫漫历史长河,几百年沧桑迁变。如今,文斗人在江西吉安已找不到祖宗的痕迹。我们只能从老人的口中得知我们的祖先从江西而来,至于为何而来?从什么路线而来?实难一一考证。在一些新编撰的族谱上,我们看到一些“莫须有”的记载,如祖宗如何如何“门庭显耀”、“荣将荣相”等。这是不可靠的,疑为附庸权贵之作。
我认为文斗人的江西祖先有可能在当时是名门望族,但决非“荣将荣相”那么夸张。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仕的,可能是当兵的,也可能是读书人。他们可能当时在江西只是平平凡凡的人而已,因为朝廷的移民政策,因为江西当时人口压力太大,生活空间太狭窄,他们必须离开江西,到贵州来从仕当兵经商,开发“处女地”,寻找新的生活空间。
他们是冒险者,也是淘金者。征战、落脚、创业,生活何其艰辛!到这穷山恶水里来,如果说来当官从仕、经商的自愿的。那么当兵的是不是自愿的,就很难说了。到这莽莽大山中来寻找奇迹的,哪里是什么“达官显贵”哟?
不管是从仕、经商还是当兵,来了就回不去了。思念故土那肥沃的土地,思念家园那朗朗的读书声。而江西到贵州到文斗,关山远隔,来去一趟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事。回故土家园成了遥不可及的事。回家无望,只能在清明时节,翘首下河,遥寄故土了!
这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苦难历史的遗存!
其实,“江西山”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的烙印,何谈显贵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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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斗苗寨,只是一个个案。
其实,贵州人的“江西说”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江西在北宋时人口已居全国首位。历史上,江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发生,在中原地区和江淮一带发生战乱的时候,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移到江西去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自如,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很快。人口多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江西人为了体面地谋生,大多选择读书从仕。明朝景泰六年,江西泰和人陈循上折明景帝说:“天下读书风气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史料记载,宋代江西科举中进士5442名,居全国第一,明代中进士3115名,居全国第二。进士尚且如此之多,举人就不知凡几了。
贵州在明朝以前分属四川、湖广、云南管辖,处于三个省的边缘地带,人烟稀少,荒僻落后。因为明初朝廷开发云南,取道黔地,故“经营贵州”。直到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从三行省中单列出来,由朝廷垂直管辖治理,并把贵州当成新区大规模移民开发。其实,早在明朝洪武初年,“调北镇南”就已开始驻军移民开发贵州,十数个卫所即是标志性符号。
明代实行屯守制度:军屯、民屯、商屯等。由于当时江西读书人多,文风甚盛,大批江西籍官史到贵州任职,即便军队士兵中也多有江西人。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大量的江西人明代到贵州为官、当兵、从商,这是有据可查的。
史籍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古州洞蛮林宽,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龙里(隆里,今注)。千户吴得率麾下驰击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杨文为征蛮将军,都督同知韩观副之,统京卫、江、湖兵往征。巳,林宽为指挥朱俊所缚,送京师。冬十月,兵至沅州,伐山开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营小坪,而以偏师别由渠阳、零溪西南山径銜枚夜发,犄角以进,分道夹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禄、永从诸洞,大破之。……(《明史纪事本末》卷19)。又载:正德九年(1514)十月己酉(二十):工部以修乾清、坤宁宫会计财物事宜,上请尚书李鐩提督营建。升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广、邓文壁于贵州、季寅于四川分理之。张惠于南直隶、署员外郎主事唐升于北直隶,俱烧砖……(《明武宗正德实录》卷117)
明洪武年间,官军得胜回朝后,把在锦屏发现的大量优质杉木的信息反馈给朝廷和官府,于是,大规模的长达几百年的在贵州锦屏县的“皇木”征集开始了。随着“皇木”征集活动的进一步深入,锦屏、天柱等清水江流域得到了优先开发。
“皇木”征集采运、军屯、民屯、商屯的开展,大批江西人逆清水江而上,开发天柱、锦屏等地。文斗苗寨受直接影响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开始,因文斗后龙山银广坡一带起事,官府派田宣慰弹压,后兵丁流落文斗及周边地区,“各相地垦田土,专以栽杉耕种为业”(见地方史籍《三营记》)。
可以推断,这批兵丁中,有相当部分系江西人后嗣。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还带来了汉文化和文字。文斗上寨在明万历年间出现的《姜氏家谱》,即疑为此批人或其后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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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直弄不明白,既然是苗族,且祖先们背负着历史之沉重来到这深山老林、穷山恶水中讨生活、求生存,延续族群。为什么又要牵强附会与“江西说”扯上关系呢?
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文斗寨那一带的苗族人们似乎对“追根溯源”极有兴趣,譬如说每本族谱,开篇皆是千篇一律的“人有本,树有根,水有源”等等。文斗寨的龙氏一族,到清代早期和中期均未发现有分支族谱出现,但其“追根溯源”的方式极为独特,在先祖坟墓上置之以“白岩石”,曰“白岩记”,以此记之。按说,当时这种普遍的一直延传的习惯心理,决不是偶然的。
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地人长期以来一直有“追根溯源”的习惯,明代中后期有机会可接触汉字后,出现《姜氏家谱》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
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文斗人今天的“姜”姓,在明代或者更早一些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不是“姜”,而是“江”。在那文化成为一种奢侈品的年代,江西人以“江”字为姓也未可知。至今仍能在文斗前人的墓碑上找到一些“江”姓的痕迹。由此而推之,可能在明代末年或者清代初年,有某个读书人认为“姜太公”(子牙)似乎更有源可溯,于是改之,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怀念江西故土家园,而以一座山命名之,何其沉重也!历史上,每一位拓荒者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背井离乡”成了刻在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外来江西人依靠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逐渐在“苗族社区”中居于领先地位。由于大山的阻隔,交通的困扰,他们与文斗世居的民族通婚,因在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且“主先客后”,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有可能被先居文斗人同化,或者互溶。在江西人处在社会顶层的那个年代,先居的文斗人没有文字、长期被动受影响。因此自然而然地把江西人的籍贯认同为自己的籍贯。今天,大多数文斗人认同自己始祖来自江西,与此有很深的关系。
明朝亡,清朝至。前朝江西籍官吏失势,大多归隐为民。康熙初年,朝廷“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又有一批江西人出湖广迁贵州。几百年间,江西移民与先居文斗人融汇成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血统。这种血统,在文斗苗寨仅仅是一个个案,在贵州,特别是东部和南部,这种血统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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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穿在身上,把文化养在心里。
遥想当年,我们的祖宗一路倒插枫木,择适而居。来到苗山侗水,来到黔山秀水,开创新家园。
枫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即便倒插也能存活。于是乎!我们的祖先在祖宗图腾物的激励下,种田得谷,可以填饱肚子,杂粮可以养鸡猪改善生活,种杉可以换钱买油盐布料,油盐可以使蔬菜更加可口。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而后娶妻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也!
在这深山老林中,在这“虎豹为巢”的生存环境中,一个村寨乃至一个族群得以存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何必非得与王侯将相、达官显贵扯上关系?又何必非得从江西而来?
如果把文斗苗寨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和空间维度中去展开,我更倾向于“东方乐土”之说。东方富庶丰饶、淌着蚩尤血液的故土,那萦绕着蝴蝶身影和枫木图腾的部落,才应该是苗族人的精神家园。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最终在枫树倒插能存活的村寨落脚,繁衍族群的梦想。十几代、几十代人后,东方故土的印象逐渐模糊了、远去了。在没有、或者失去文字的传承后,碎片似的族群记忆,在米酒的烧灼下,在歌舞的陶醉中,淡去了,老去了。
似乎,老祖宗是不是从江西而来,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绝对的说法,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大山中的岁月,好长好长……
自有信史以来,国史尚有那么多难解之谜团,一寨之史、一族之史哪有那么多可靠的说法?
即便不是从江西而来,明天的太阳照样会升起;即便“江西说”成立,我们依然需要劳且动之,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但狐有首丘之节,鸟有南栖之眷,马有北风之依,人岂无故土之情怀?
在与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今天,在与伟大的中国梦一起脉动的今天。问祖,是寻找一种文化、一种情结!寻根,是立足一个地域的起点,一个族群高度!
归去来兮!
东方故土是亘古的,因为她早已植入我们的骨髓;精神家园是永恒的,因为她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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