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当黄河流域出现人类文明之初,便有了苗族的远祖,这是一个先进的民族:他们较早进入农耕,较早使用铁器,率先运用法律。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录。
可是,这个先进的民族在往后漫长的迁徙历史中慢慢丢失了文字,但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载体——从苗族人个体的情感表达,到村庄集体的乡规民约,再到族群整体的历史记忆——都是通过歌谣来传唱。
在近代传教士创造苗文之前的四千多年历史中,这都是苗族文化传承最主要的工具。正因如此,好比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希伯来民族的《圣经》一样,苗族的歌谣尤其是《古歌》也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亘古不变的精神支柱。
对于整体的中华文明而言,苗族的歌谣音乐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古老歌》,是苗族人民的世界观和心灵史;它的《酒礼歌》,是苗族人民的《礼》、《乐》;它的《嘎百福》,是苗族人民的《书》;它的《焚巾曲》,是苗族生民与祖先亡灵的对话;它的《盘歌》,是苗族青年的《诗》。甚至,并不囿于歌谣,苗族的主要乐器芦笙乐谱也是“密电码”,作为战争环境中的迁徙民族,前方斥候的几个乐音,后方大部队就知道有没有埋伏。
我与苗族歌谣的结缘,是缘于一次偶然听到的信息:一个叫王安江的苗族农民,用了毕生的精力,以行乞为方式,爬山涉水五万多里,只为一件事——收集苗族《古歌》。
这件事震撼了我,我千方百计找到了王安江,守着他录了两个月的音,帮助他整理、校勘、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望着这重达数公斤的巨册,我为苗族有王安江这样的文化守望者感到宽慰。
宽慰过后不免又有些遗憾:《王安江版苗族古歌》是黔东南方言区的作品,而我一直在关注的滇东北方言区的苗族歌谣音乐仍付阙如。
后来,英国传教士张道慧一家三辈收集整理的《西部苗族古歌》由他们家后人捐赠回国,也出版了。但囿于当时的收集条件和研究水平,特别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隔阂,这本宝贵的稿子仍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再后来,我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该项目以乌蒙山区的苗族宗教为对象,我聘请杨世武为项目的苗文专家。当时我只知道杨世武是苗族音乐家,由他谱曲的近代苗族先贤张斐然作词的《我是苗族》曾使我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田野过程中我无意听到他花费十多年在进行的一项事业——收集整理西部苗族音乐,为此他还辞去公职——这又是一个王安江一样的文化守望者!而且,他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可以弥补过去苗族歌谣收集过程中重词轻曲的不足。我立马对杨世武肃然起敬,从那时起便盼望该成果的面世。
不知觉间又过去了六、七年。昨天,接到杨世武的短信,嘱我为他的这个花费了十五年的成果写篇序。我兴奋得夜不能寐,趁新年第一日彩头写下这些文字,不算序,算感言。
张坦 . 2015.悉尼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