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挥毫写春联的时节。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不能像往年那样，大家集中到一起比肩泼墨。一个人在屋里，毛笔在红纸上摩擦，心静的时候，能听到沙沙的声音。
也许是过于投入，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情景飘移，仿佛不是在工作室，而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乡下。
我坐在方形大桌子的一侧，将裁好的红纸铺在桌上。尽管桌面有点油乎乎的，好在天气不暖和，粘在桌面上的油已经沁入到木质里面，红纸在桌面上按压那么一会儿，不至于留下任何印记。其实，就是留下了，也没有关系，春联的背面沾点油腥也无伤大雅。
跟村里其他人写大字不一样，他们大笔蘸墨行云流水，以自己的理解，写着自己的方式方法，他们在村里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每年春节前，在村里比较开阔的地方，几个人站在几张大桌子前，每张桌上摆着一只海碗，碗里注入半碗墨汁，这是大半天的用量，他们准备好好地写上一番，几乎全村的人都要找他们写春联。
家乡的春联贴法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只要有门的出入口，都会贴上一副红红的春联，甚至有些人家在猪圈鸡笼的门口，也会贴上一副。到处红红火火的，这才显得过年的喜庆。
当年识字的人不多，能写春联的人更少，大部分人家都得指望那些能人给书写春联，只有个别有想法的家长，会逼着孩子躲在家里写，不管好坏，大年三十下午集中贴出来。
大早晨，村里就有人拎着新买的红纸来到写对联现场，交代需要的数量后，内容就交给写春联的人。写春联的人，一般都是从历书上查合适的内容。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历书了，巴掌大的一个小本本，记载着一年的农事，最重要的是，最后2页纸上写了好多春联，供农村人家年前使用。
讲究的，会在历书上选几幅主要的对联，让书写者题写，极个别的人家，也会自己编春联，其实也不是编的，可能是以前比较成熟或者流行的对联，现在提出来，以免跟别人家完全一样。
我们家一直不求人写春联，这不是因为家里有毛笔字写得好的人，而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求人，也会从本家族里求人。那时候，家族里一定不会断了读书的烟火，祠堂里一直养着私塾学生。我们兄弟都读了多年的书，父亲一直说，我们不行，以他读过几个月私塾的水平，写副春联也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家谱里有规定，家里大门联是确定的，要是五字联，内容是“白鹿家声远，紫阳世泽长。”假如是四字联，内容是“白鹿家声，紫阳门第。”这不仅是一副对联，更是我们这一族人的“识别符”，看见大门上贴了这幅对联的，说明祖上是一脉相承的。
我不擅写行书，通过几十年的临习，我选择用隶书体写春联。这样的笔法在农村里是很罕见的，因为，村里的那些能写春联的人大多文化不高，他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临帖一事，他们的写法都是自己创作的，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古人的笔式。
我不知道那些场面上写字的人如何看待我的成果，其实，我也不在乎他们的看法，因为，原本就不是一个路数，何必在乎他们的结论呢。可是我写字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母亲能看看。
母亲会看吗？在她身体能撑住的时候，那几天，她一定在厨房里忙着，因为，年前无论是年货，还是年夜饭，都是很劳人的事，母亲不可能不上手。现在她不行了，身体虚弱加上时不时的剧烈咳嗽，她全天大部分时间都会躺在床上，偶尔地，她会从床上爬起来，蹒跚着到桌子边上火桶里坐一会儿。
她可能会指导姐姐们忙乎年货，也可能是跟父亲商量着过年期间，家里需要走哪些亲戚来往，还要准备哪些事先没有想到的物事。我更希望的是，母亲坐在火桶里，默默地看着我写字。
母亲不识字，她最多能说，是否喜欢我写出来的样子，她没法说出我跟村头那些人写的高低上下，也许她看着我平端的手腕，感觉出我比别人的手臂会稳定一些。她也许会说，那些人写大字就像道士画符一样，而我在画着方框框。
母亲更不会打听我写的内容，我说了，她也许都理解不了。但是，我要读给她听，并用她能听得懂的语言解释对联的意思。我希望母亲说我写的好看，我更希望她能夸我拟的对联有味道。
再或者是，我完全想多了，写春联就是儿子该做的事，就像姐姐们在厨房里忙着一样，母亲对厨房很在行，她会主动地教姐姐们。
不管母亲看不看，我还是要写下去，因为，有一堆对联等着我去书写，我要把春联送给喜欢和爱我的人们，以便给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儿啊，一天上班那么累，就别写大字了。”估计母亲会说。就像哥哥姐姐经常对我说的：“写作不累人啊？不要那样逼自己。”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26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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