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码字、抗疫这是三个原本不相干的动作。
现在人很难静坐了,皆是因为手机闹的。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在盯着手机,只有手机才能让人安静地坐着。可划拉手机的时候,那能叫静坐吗?姐姐快70岁了,不识字,智能手机的功能几乎不会用。我问她平时在家做什么,她跟我说,玩抖音呢。好在姐姐又补充了一句,跟着抖音认识了好几个字。
码字,这好像是作家的专利,有了码字的爱好,我跟别人说,即便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我也不寂寞,因为我可以不停地码字。当然,时间足够多的话,我也可以修改我码出来的字。改完再码,码完又改,时间总是不够用的。我还有一个长篇,一直说改,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修改时间,暂时把这个债一直欠着。
抗疫是现在全社会最大的任务。好多单位都搞过抗疫征文,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不为别的,以这样的题材作为创作的素材,总感觉有点吃“红色馒头”的嫌疑,当然,写抗疫的大多是歌颂医务人员、志愿者及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可大背景还是抑郁和低沉的,毕竟有那么多人患病,有那么多人遭遇不幸,社会为疫情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实在是写不出来。
我其实不太爱静坐,不上班的日子,我都极力要到外面去行走。突然发现,在我身边值得我慢慢欣赏的,慢慢体会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想留下先前那么多的遗憾。
是的,先前留下的遗憾太多了,在我读大学的城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分清东南西北,以至于现在,我也说不出学校的两座大门分别叫什么?东门和北门,还是西门和南门?我记得去过朝天宫,感觉那里是个古老的遗迹,记得明故宫是一堆断垣残壁,记得路过一个叫洪山的地方,那个地方像是什么考古遗址。我没有去过南京周边的地方,比如江宁的南唐二陵,没有去过烟花三月的扬州,记得进去过南京博物馆,当时什么都不懂,匆匆地转了一小圈。即便去过无数次的中山陵、灵谷寺、明孝陵等旅游景点,到现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记得去过栖霞山和紫金山,现在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了。只记得有次班上同学去紫金山,半路上,北京的老王脱衣服就下了一个野湖游了起来,别的都不记得了。
后来在广州,我倒是分得清东南西北了,可广州是一个圆形的城区,路一弯,就不知道从这儿到那儿了,记得坐船去过芳村,回来又是坐车回来的,感觉很绕,至于怎么绕的,我就不记得了。我还没有搞清楚上下九和解放路的关系,它们是平行的吗,还是两段弧线?反正最后他们都能交到起义广场。起义公园北面是北京路吗,反正北京路、广德路、广卫路什么的好像都是缠绕在一起。刚到广州报到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在大夏天的,胡乱地走着,就跨过珠江到了单位门口。在没去广州之前,以为珠江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呢。我去过环市路北边的一片区域,那里当时好像是个休闲娱乐区,有家鹿馆(专做老鼠肉的),有溜冰场,好像还有别的,我不太记得了,感觉白云山也是从那边开始爬。离开广州之后,才知道中山一路附近有个陈家祠堂,现在非常有名,当年好像就没有听说过。最后悔的是,在越秀公园,我一直没进那个山顶上的博物馆。不过那时候在广州,一个人真的不敢瞎跑,害怕被人打劫和暗害。记得刚去广州时,我们三个同学骑车去黄埔军校,最后被人打劫了,打劫的是几个兵痞子。他说我们用相机拍了“国家机密”,没收了我们的相机,在我们的哀求下,他们曝光了胶卷,且索要了20块钱。那时候,20块钱也不少了,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假如现在去那两个城市,我一定会租辆自行车,好好地转一下这两座城市,以便能亲密地接触一下先前不曾领略的风景。
现在想去游历,主要还是因为码字的驱动,码字不仅激励我去感知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码字给了我表达的冲动,我想把这些沉淀的东西挖掘出来,奉献给世人。
对游历最大的障碍是疫情。现在别说外地游历,即便是北京,都不敢过于造次,五一假期深居简出,每天下午去郊野公园遛弯,差点还与一名患者亲密接触。但愿现在的疫情是最后的疯狂阶段,等着它们最后一轮反扑过去,世界该趋于平静了。
静坐码字抗疫,好像我是对疫情示威了,方式是静坐,并码字。但愿疫情很快过去,我们都期待着正常的生活。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26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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