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码字、抗疫这是三个原本不相干的动作。
现在人很难静坐了，皆是因为手机闹的。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在盯着手机，只有手机才能让人安静地坐着。可划拉手机的时候，那能叫静坐吗？姐姐快70岁了，不识字，智能手机的功能几乎不会用。我问她平时在家做什么，她跟我说，玩抖音呢。好在姐姐又补充了一句，跟着抖音认识了好几个字。
码字，这好像是作家的专利，有了码字的爱好，我跟别人说，即便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我也不寂寞，因为我可以不停地码字。当然，时间足够多的话，我也可以修改我码出来的字。改完再码，码完又改，时间总是不够用的。我还有一个长篇，一直说改，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修改时间，暂时把这个债一直欠着。
抗疫是现在全社会最大的任务。好多单位都搞过抗疫征文，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不为别的，以这样的题材作为创作的素材，总感觉有点吃“红色馒头”的嫌疑，当然，写抗疫的大多是歌颂医务人员、志愿者及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可大背景还是抑郁和低沉的，毕竟有那么多人患病，有那么多人遭遇不幸，社会为疫情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实在是写不出来。
我其实不太爱静坐，不上班的日子，我都极力要到外面去行走。突然发现，在我身边值得我慢慢欣赏的，慢慢体会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想留下先前那么多的遗憾。
是的，先前留下的遗憾太多了，在我读大学的城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分清东南西北，以至于现在，我也说不出学校的两座大门分别叫什么？东门和北门，还是西门和南门？我记得去过朝天宫，感觉那里是个古老的遗迹，记得明故宫是一堆断垣残壁，记得路过一个叫洪山的地方，那个地方像是什么考古遗址。我没有去过南京周边的地方，比如江宁的南唐二陵，没有去过烟花三月的扬州，记得进去过南京博物馆，当时什么都不懂，匆匆地转了一小圈。即便去过无数次的中山陵、灵谷寺、明孝陵等旅游景点，到现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记得去过栖霞山和紫金山，现在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了。只记得有次班上同学去紫金山，半路上，北京的老王脱衣服就下了一个野湖游了起来，别的都不记得了。
后来在广州，我倒是分得清东南西北了，可广州是一个圆形的城区，路一弯，就不知道从这儿到那儿了，记得坐船去过芳村，回来又是坐车回来的，感觉很绕，至于怎么绕的，我就不记得了。我还没有搞清楚上下九和解放路的关系，它们是平行的吗，还是两段弧线？反正最后他们都能交到起义广场。起义公园北面是北京路吗，反正北京路、广德路、广卫路什么的好像都是缠绕在一起。刚到广州报到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在大夏天的，胡乱地走着，就跨过珠江到了单位门口。在没去广州之前，以为珠江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呢。我去过环市路北边的一片区域，那里当时好像是个休闲娱乐区，有家鹿馆（专做老鼠肉的），有溜冰场，好像还有别的，我不太记得了，感觉白云山也是从那边开始爬。离开广州之后，才知道中山一路附近有个陈家祠堂，现在非常有名，当年好像就没有听说过。最后悔的是，在越秀公园，我一直没进那个山顶上的博物馆。不过那时候在广州，一个人真的不敢瞎跑，害怕被人打劫和暗害。记得刚去广州时，我们三个同学骑车去黄埔军校，最后被人打劫了，打劫的是几个兵痞子。他说我们用相机拍了“国家机密”，没收了我们的相机，在我们的哀求下，他们曝光了胶卷，且索要了20块钱。那时候，20块钱也不少了，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假如现在去那两个城市，我一定会租辆自行车，好好地转一下这两座城市，以便能亲密地接触一下先前不曾领略的风景。
现在想去游历，主要还是因为码字的驱动，码字不仅激励我去感知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码字给了我表达的冲动，我想把这些沉淀的东西挖掘出来，奉献给世人。
对游历最大的障碍是疫情。现在别说外地游历，即便是北京，都不敢过于造次，五一假期深居简出，每天下午去郊野公园遛弯，差点还与一名患者亲密接触。但愿现在的疫情是最后的疯狂阶段，等着它们最后一轮反扑过去，世界该趋于平静了。
静坐码字抗疫，好像我是对疫情示威了，方式是静坐，并码字。但愿疫情很快过去，我们都期待着正常的生活。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26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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