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夏天刚开始，我们便成群结队地往江边跑。目的只有一个，趁大人不注意，就会脱掉裤头，光着屁股跳到江水里扑通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上岸回家。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那些江里渔船上的孩子，他们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江水里泡着，大多数时候，他们是被大人给撵下水的，假如天好的日子，他们不下水游泳，会被父母责罚的。船上人家，孩子一出生就会划水。练习水性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意外情况，更为重要的也是为了熟悉水性。不然，一年四季飘在水上，那是非常难受的体验。渔家的船只都很小，宽不到2米，长不到5米，一个成年人跳上船头，船都要晃荡半天，假如那个人没有一点平衡性，很有可能就会被船身的摇晃带下水。船都是木头打造的，前后空间差不多，中间有一个圆穹形顶棚，那里是渔民的家，他们吃住在那儿，东西也都放在那儿。船头放锚，船尾有橹或舵，船的中部有桅杆，桅杆上卷着帆布，有风的日子，船只会借助风力，扬帆起航。船驳岸后，或者逆风的时候，都将帆收起来，以免被风吹得不听使唤。我一直不知道渔船上的人家来自哪里，大人说他们来自江苏，也有人说，他们来自下江。更早些年，那时候的船都不是打鱼的，他们是拉人的，船到一个地方，上面的人便破衣烂衫地下来沿村讨饭吃。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口音，大意是说，家乡受灾了，要是不出来就会在家饿死。本村一个长辈，他十几岁的时候，家乡遇到了水灾。他牵着舅舅的衣角，跟着一群人搭上了上水的船。他天生残疾，十几岁的人只长了一米五的个子，癞头且一脸麻子。也许是嫌弃他什么都不会，且还长着一张嘴跟在后面，舅舅对他眼见眼烦。为了早点甩掉这颗眼中钉，舅舅也是下了狠心。天蒙蒙亮，船又开始往上江行走了，舅舅故意没有叫醒睡在船头的他，并假装着用桅槁撑船，假装着一不小心，一脚把他踢到水中。船在夜色中前行，掉到水里的他很快就被呛醒了，无论他如何喊叫，船依旧往上航行，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呛了几口水后，他清醒了，他不是自己掉下来的。他不敢在水中造次，只是尽可能地采取省力的姿势，只要能飘得起来，他便不在水里扑通，因为，黎明前的黑暗，让他感觉自己身处无边地狱。也不知道飘行了多久，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脚搁浅了，他用手往下一探，发现自己撑在了沙滩上。这个落水的故事起先不熟悉，后来我熟悉了。因为，我有个同学，他告诉我，他们家先前就是渔民，他的父亲兄弟几个就以撑船为生。有一年，他们几个人连夜开船去下江运货。船行到江心的时候，也许是遇到了漩涡，船身突然一颤，他的父亲被摔进了江水里。船依然顺水而行，跑了几十里后，兄弟发现哥哥不见了，连忙调头回来寻找。那时候还是十冬腊月的，父亲穿着棉衣棉裤，在江水里根本无法划动，且气温低得很快就能把人冻木。弟弟在船头举目四望，他们既想在水面上看见东西，又害怕看到自己不想看见的东西。同学说的事，我大多无法共情。因为我们家那一带，解放后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渔民了。打鱼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能以打鱼养家糊口，由是，有些人在船上就打起来别的歪脑筋，如江上的货船，或者过往的商船，还有就是影单影只的富商。很多人靠行船过起了比较富裕的日子，有人因此还抽起了大烟。好在1949年的春天，上天给予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把解放军送到了江对岸，解放军首长给他们颁发了“革命功臣”的证书。解放后，政府觉得他们当渔民太辛苦，便让干部呼唤他们上岸居住。起先的时候他们非常不习惯，慢慢地，他们也就成了村里的居民，跟那个先前掉到水里的前辈成了邻居。有个人因为鸦片瘾特别大，以至于外形上都能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嗜好。那年头，政府镇压过一批吸食大烟的人，他为了保命，从前辈的长相获得了灵感，有次，他烧了一锅热油，当油在锅里翻滚的时候，他一边往油里浇了一瓢水，一边把脸凑近油面。一声惨叫，半个多月后，村里少了一个鸦片鬼，却多了一个麻子。图片拍摄于香山革命纪念馆，图文无关。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和发表3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北京晚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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