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

（图片来自网络，存谢！）

有那么一个阶段，社会上好像很流行打架，尤其是打群架。

打群架不是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而是一方明显实力强于另一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赢的一方，最后被打输的人输得很惨。

见打群架比较多的地方是码头边上。码头上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从码头上过往的人各式各样的，能打架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人与九城农场有关：他们是九城农场的家属或者下放到九城的上海知青，或者就是到九城探监的犯人家属。还有一类是“开船佬”，就是大货船上的船员。

他们路过码头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人多，因为对于码头上的小商小贩，或者开馆子、站店的人都不当回事。常常不经意之间表现出了高傲或者牛气，他们忘记了“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古训。面对他们的不逊，当地人肯定不在乎，于是，他们一定会发飚。那时候码头有村里的搬运工人，一听说村里人被外地人欺负了，他们不顾一切地扛着铁锹就跑过来了。

在那种场合下，几乎没有人还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暴揍。被打的人要是识趣，装装孙子，或者亡命地逃跑，兴许还能逃掉一场无妄之灾，假如这时候还装傻充愣，那一定会被打得鼻歪眼斜。经常有人说，被打的人回家得抱一辈子药罐子。当年码头也有派出所，遇到外地人被打，派出所基本不管事，要是闹腾凶了，派出所的民警一定是把外地人关进房间，接着一顿暴揍完事。

后来，码头上开店的越来越多，有些开店的人利用地头蛇的优势，开始做着强买强卖的生意，假如外地人不上当，他们就会召集人打架。村里人慢慢地就不再给他们当打手了，因为他们的劣行，有段时间，我对出远门都感到害怕。

到县城读书后，见到打架的就更多了。有几个厂子之间工人打架，有学校之间学生打架的，有社会青年跟学生打架的，还有各种各样打群架的。打架似乎不要原因，即使有，原因也很小，比如某青年调戏学校学生，最后，学生联合起来把小青年给打了，小青年回去纠集一班人到学校寻仇。

印象中有过一次打群架，是上晚自习期间，街上的一群小混混堵在一个班的门口，一个个地叫男生出去，出去的男生就被这群小混混给打趴下了，剩下的人吓得把教室灯关掉，瑟瑟发抖地挤在一团。小混混们在教室外面往里扔石头，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校长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这位校长是新调过来的，他立即组织了几个青年教师拿着棍子走到学校门口，封锁住大门，同时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让公安局派警察来抓人。

有老师报告了其他班的男生，男生们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将这群小痞子包围住狠狠地揍了一顿，等到公安局进校园的时候，这群痞子已经被打得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墙角，警察将这些人两个一对拷上了车，从那以后，好像没有小痞子敢到校园生事。

有段时间，那群小痞子好像还出赏金，找人教训我们校长，为此，校长每天故意骑车在县城到学校的路上，小痞子的影子都见不到，从那之后，我知道了正义的力量。

打群架最厉害的还是83年以前，经常听说哪儿有打群架的，有时还听说打死了人。83年严打之后，好多爱打架生事的头头被重判了，社会上治安状况好了很多。但是，打架的还有，没有以前那么猖獗。

那时候人喜欢打架，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打过两次架，一次打完了，那个同学拿着凳子跟着我后面追；还有一次打完了，那个同学拿着块砖头撵我，害得我都不敢上课。不知道当时同学对我什么印象，就是觉得那两个人实在是有点混蛋，需要修理一番。

后来打架的少了，估计跟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家里就一个孩子，看得都很紧，不会轻易地让孩子去打架了，尤其不会打群架，社会上打架的人少多了，打群架快像很多历史一样，估计也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了。

年轻时打架，还是崇尚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渐渐地，我觉得仅以武力去征服或者吓唬别人，那正是自己懦弱的表现。面对让我生气的人和事，我争取不要以自己的武力去决定自己的说话语气和方式，我更加崇尚道理。假如比我身高臂长的人我不敢吆喝，那么比我瘦弱的人，我也不会对他动之武力，我不想做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

现在经常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都是在车上，真的气得要死，把车停下，脚一落地就什么情绪都没有了。年纪大了，没有架可打，毕竟我也不是老炮。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专著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涉及《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