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
以前在农村，时间是那么的“天然”。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和月亮。躺在床上看不到星星月亮的时候，就以鸡叫的遍数来定时。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人家买桌上摆的闹钟，闹钟大小有巴掌大，表盘有1-12个数字，闹钟是机械的，通过上发条提供动力，表盘上的图案是两只鸡，一只老母鸡带着一只小鸡，每一秒，母鸡低头啄地一次。
闹钟外壳是铁质的，闹钟后面有几个旋钮，有对时的、有定时的、有上劲的、有停止、有松劲的，闹钟差不多一天上劲一次，闹钟开始闹的时候，可以直接按停，假如不按的话，闹钟会一直闹到发条完全松劲为止。
再后来，有人家开始买座钟和挂钟，三个五牌的钟，在水平的位置有两个钥匙眼，用专用的钥匙定时给钟上劲，据说上一次劲，可以管半个月。座钟下面是个摆锤，滴答滴答两边摆动，白天的时候，整点会敲打对应的次数。那时候，农村很多人不识字，她们以敲打的响声来确定时间，在没有敲打的时候，她们只能是睁眼瞎。
80年代初期，乡间开始有人戴手表了。
最先戴手表的一般都是乡里的干部，他们是按时上下班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真的有用，一旦到了上班时间，农村人笑话他们说，狗都撵不到他们，言下之意，他们时间感非常强。
因为干部戴手表，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要有手表，尤其是女人，必须要有手表作为彩礼。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戴手表的人，其实是不认识手表的。
她们将手表仅仅当成一种装饰，遇到人问的时候，她们会羞愧地用手拉下袖子将表盖住，或者是将表伸到你面前，让你看钟点。
那时候会看钟点的不多，也许因为时间对大家几乎没有用处。
印象中第一个会看表的是我们初中的英语老师，她上课的时候看表，简直是一甩胳膊就知道了，或者是读书的时候，稍微斜一下拿着的书，我们一直不知道英语老师是如何看表的，有聪明的同学说，老师其实大概知道时间，扫一眼看下分针就知道具体的。因为看表快且准，英语老师是我们所有老师中最准时的。那时候物理老师戴着一块表盘发黄的中山表，他老是拖堂或者提前来到教室，我们私下说，他手上的手表一定是坏的，不然老是看不准时间呢。
这个疑惑直到物理老师结婚才破解开，结婚的时候，他跟他老婆都买了一支新手表，表是上海牌的，表盘白里透亮，表上的玻璃经常在他晃动胳膊的时候，折射出异样的光。物理老师还是爱拖堂，或者是提前来到教室，我们都说物理老师根本就不会看手表。
最早的手表都是中山表，我一直不知道中山表是指牌子，还是指一种表的形状，中山表几乎是老旧表的代名词。后来时兴的是上海牌手表，或者是，上海产的宝石花牌手表。上海表不仅漂亮，更重要的价格也非常贵。一支中山表价格是28元，上海表的价格是125元，宝石花手表好像是80块钱。
八十年代初期，有人从深圳那边贩卖了一些电子表，开始的时候，一块电子表的价格可以超过百元，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用每天上劲，换上电池就可以永远地走下去；二是直接显示几点几分，只要认识数字的人都会看电子表。尽管如此，买电子表的人还是很少，因为它太轻了，戴在手上都没感觉，尤其不能遇到下雨或者出汗，遇水以后，轻者生锈，重者直接毁坏。电子表还有一点不遭人喜欢的是，它没有声音，不像机械表，晚上或者安静的环境中，能听到机械的滴答声。据说，机械的滴答声如洪钟一般质量为上乘。
我读高中的时候，电子表变得不值钱了，最贵的也就10几块钱，我买了一支5块钱的，因为，高中确实需要掌控时间了。班上很多同学戴了机械表，每天早晨起床，或者是晚上熄灯之后，总有那么几个人叽叽嘎嘎地在床上给表上劲。
我快考大学的时候，父亲有次外出，回来时突然给了我一块机械表。父亲一再强调，表是给我买的。我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因为那时候好像对机械表也没有特别的需求。
父亲说，我要考大学了，大学生是一定要戴手表的。父亲也许是以手表来预祝我能考取大学。
我没有兴奋的原因是，手表的牌子既不是上海牌，也不是宝石花牌，是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春兰”牌，产地为辽宁丹东。
戴上表的当年，父亲也没有兴奋。好在，我最终戴着父亲买的手表读上了大学。买表那年家里的经济状况稍微好转，那是包产到户后差不多第一次有资金结余的年份。很多年后，我还一直觉得，父亲当年给我买的表是赊账来的。因为，我舅舅在老家的一间供销社当负责人，他有这个权力。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专著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涉及《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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