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历朝历代，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当官。尤其在北宋朝，要是当个文官，实在是太自在了。
一、能作的文官
北宋的文官自在到什么程度呢？先举个例子。苏轼有一个朋友叫蒲宗孟，他也是四川人，不认识蒲宗孟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两点他的事迹：一是他是《爱莲者说》的作者、大哲学家周敦颐的大舅哥，二是宋神宗朝，蒲宗孟晚年担任郓州知府，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今天的山东枣庄地区，这里有著名的强盗老窝水泊梁山，在他管理期间，因为实行严酷的镇压措施，强盗销声匿迹了。后来，蒲宗孟因为“为政残酷”被人弹劾，被罢免了郓州知府，到徽宗朝的时候，那个地方竟然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换句话说，假如蒲宗孟在郓州知府任上干下去，历史上也就没有了《水浒传》故事。
蒲宗孟对强盗和乡民很残酷，可他对自己非常骄奢，史记蒲宗孟家“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他的儿媳妇整天教佣人学做“酥花”（一种饭后甜点），他们家招待客人的标准是，不准客人第二次吃到同样的“酥花”。蒲宗孟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大小洗面、大小洗脚和大小洗浴，他每天洗面2次、洗脚2次，2天大洗浴一次。小洗面只洗面部，换水1次，2个仆人伺候；大洗面洗到脖子和肩膀，换水3次，5个仆人伺候；小洗浴用24桶水，5-6个仆人伺候；大洗浴用24桶以上的水，8-9个仆人伺候。这样奢华的生活方式真的让人闻所未闻。
以至于他经常向苏轼吹嘘自己的学问精进时，苏轼总是给他两条建议：“一曰慈，二曰俭也。”
也许因为蒲宗孟做得实在过分，所以《宋史》记载了他的生活内容。蒲宗孟敢这样张扬地生活，理论上还是因为他的行为是被当时的法律所允许。不然，他也不敢这样作死。
不作不死，在北宋朝，文官怎么作也不会被皇帝杀死，因为太祖有祖训。
二、能容的太祖
北宋朝的文官命好，主要还是因为当朝的太祖皇帝对文官好。
著名宰相兼文学家范仲淹曾经由衷地赞叹：“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勒石三戒”。
所谓“勒石三戒”，就是赵匡胤得到天下以后，曾让人在石头上镌刻三条誓言。碑文上的誓言告诉后面的继任者，必须跪拜之后方可就职。石头上的戒律有三句话：一是保全柴氏子孙；二是不杀士大夫；三是不加农田之赋。
有这三条祖训的庇护，整个北宋朝，没有一个文官被皇家处死。也因为有这条护身符，所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的时候，他的对手原本想置苏轼于死地，结果也不了了之。不然，中国历史上就会少一个文学巨匠。
宋太祖对士大夫如此的包容，主观上还是为自己的江山社稷考虑的。因为他知道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尤其是，他在马背上被人“黄袍加身”后，江山就改写了。假如还让武将为所欲为，那么“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一定会持续下去，他要让士大夫来改变这样的混乱局面。
重文轻武的赵匡胤，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文化的爱好，他崇尚“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理念，这是明面上的东西。其实，赵匡胤重文轻武的主张中，还包含了自己的“私心”，因为他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这些武将们读书明理，不仅可以让他们懂得“忠孝礼仪”，更为重要的是，知识能平抑他们反叛的情绪，或者说，知识为自己的江山消除潜在的隐患。殊不知，凡事都是利弊参半的，因为不重视武将，所以宋朝没有出过几个名将，最终，宋朝一统天下的愿望没有实现，当然宋朝也没有发生藩镇之乱。尤其比较滑稽的是，虽然水泊梁山最初是武人晁盖打下来的，且梁山好汉中武术好手如云，梁山最终还是被略通文墨（押司）的宋江占据了头把交椅，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有趣。
三、权利的分设
宋太祖既是军事家，更是一名政治家。他通过与功臣之间一次“正式酒会”，就让功高足以盖主的功臣乖乖地交出兵权，避免了立朝后功臣祸国的局面。他通过变革，将官僚体系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而名义上，他的职官体系还沿用的是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这样的官僚体系设计，与一直秉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理念的赵匡胤所不能接受。
赵匡胤怕被宰相分权，最后就设计了“两府”制的一文一武两套机构：一府由“三省”组成，“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这个是文官机构；另外一府是指枢密院，它是由文人担任最高长官的军事管理机构。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分别叫中书令、侍中令、尚书令和枢密院使，但是宋朝皇帝为了分权的需要，这些机构的实际长官位置都是空缺的，尽管有这样的职位，但是这都是一种荣誉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名誉主席”，实际统领这些部门的另有其人，中书省与门下省在北宋初期是合并的，简称中书门下省，他的实际最高长官是尚书仆射（ye）,尚书省的实际最高长官为中书侍郎，这个关系有点复杂，举个现代的例子，国务院不设实际的总理职位，国务院总理是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一种荣誉职务，财政部的副部长实际履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责，而国务院的副总理行驶财政部部长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制衡关系，让国家的实际管理权利牢牢地控制在皇帝的手里。
四、复杂的结构
宋朝的官员假设要印名刺的话，他们的名刺一定比别朝的要长，因为，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差不多有三个名字：官、职和差遣。先说官吧，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这是官，官是领取工资的标准，有点像军人的军衔；其次说职，顾名思义就是职务，你的官对应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职，有点相当于部队里面的主官，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三说差遣，官和职其实与官员的具体工作还是没有关联性的，如前文所说的，“财政部的副部长实际履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责”，就是差遣。差遣的意思就是给皇帝当什么差，还得看皇帝差遣你做什么。比如大学士苏轼，当过杭州判官，也当过知杭州，判官相当于当地的检察长，知州相当于当地的市长。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以北宋名臣包拯举例子吧，包拯我们通常知道的是，刑部郎中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这就是官职差遣的三个名称：刑部郎中右司郎中是官职，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党委班子成员兼组织部长，龙图阁直学士就是职，这个职务相当于某省级党校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开封知府，这是差遣，相当于开封市市委书记兼市长。
包拯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衔是枢密副使(军委副主席)、朝散大夫、给事中(正四品)、上轻车都尉(正四品)、东海郡开国侯、从三品)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从二品)，这四十来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还得连续读。
假如你不是生活在北宋朝，假如你不是专门研究历代职官体系的，估计你还是搞不清宋代的文官体系。
其实，对于后世的的我们，也不用搞得太清楚，通过官职差遣体系，我们知道，宋朝的官多、收入高，因此，他们对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持续加大，到宋仁宗末期，“冗官、冗员、冗费”已经成为压垮财政的三座大山，范仲淹倡导了“庆历新政”，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倡导变法，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为了裁汰冗官，减轻财政压力，提升官员的办事效率。可惜，这些变更都因为要触动像前文说到的蒲宗孟等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最终，改革都是以失败结束。
五、自在的原因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之所以出现这么庞大且自在的文官队伍，这是有历史成因的。
北宋来自于五代十国，那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只要攒够了一批人马，就冒出一方诸侯，或者兴起一方势力。赵匡义的黄袍加身不是他及谋士们的首创，他效力的后周太祖郭威当年就是因为部下将行军中的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郭威就成了后周的太祖。赵匡胤知道，假如他不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他不是第一个黄袍加身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黄袍加身的。他采取了诸多的“重文轻武”的措施，包括对开国功勋们的“杯酒释兵权”，不设“殿前都点检”等官职，国家设立“一府两院”制，让文官担任“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的长官等，目的只有一个，防止武将作乱。当然，赵匡胤重文轻武也有大兴文化建设的目的，其核心还是为了稳固赵氏王朝的统治。
不可否认，赵匡胤是一个好皇帝，他“接管”了后周的天下之后，他没有对后周的老臣子进行处理，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以及一帮文臣武将，继续被北宋朝官封原职。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非常仁义的人。不过话又说回头，后周的这些老臣虽然用了，官封原职，但是职务没有了，更谈不上差遣了。说白了，这些官被晾在一边了。还有被晾在一边的官，就是那些“杯酒释兵权”退下来的官，他们不可能再有职务，更不可能再有差遣，政府无形之中就是干养着这些人。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封侯封爵的，他们不仅一辈子是官，而且儿孙后代辈辈为官，天长日久，官员的数量自然就多了，且这些官员都因为有背景，所以，他们可以安心地拿着俸禄，过着自在的生活。
文官自在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赵匡胤的“勒石三戒”，因为有这道护身符，所以，官员们几乎没有了后顾之忧。前文提到的蒲宗孟的骄奢淫逸，时人都觉得他比较过分，他敢我行我素，这不仅仅因为他确实有些才华和经济实力，更为重要的是，朝廷中不乏“志同道合”的人，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非常自在的体系中，个人就没有什么不自在的。
我常常有个奇怪的想法，将北宋的官员穿越到当今社会，不知道他们会奇思妙想出什么样的快意人生。
参考文献：朱晔著，《理说宋朝（北宋篇）》，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专著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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