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轮码头虽然不大，但是，小小的码头上有很多公家机构。水产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
水产公司以前好像叫水产站，隶属县里的供销社还是别的机构，我有点说不清楚，因为小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除了在那个公司里上班的人。
不记得水产公司是否直接销售东西？也许有。
在我的记忆中，水产公司一直是一个物资中转站。在平常的日子里，主要是从外地接受物资，这些物资当然是限于水产范畴的。如海带的转运。整船的海带运抵码头，水产公司的人负责将这些海带安排下船并运输到县城以远，然后再由县城下拨到村镇的供销社销售。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水产公司好像也负责替国家收购水产品，或者说，江上的渔民，要定期缴纳水产品作为自己的任务，以此才能获得国家分配的粮食指标。
记得以前，经常有江里的渔民，将自己捕到的鱼送到水产公司，水产公司好像也不给渔民钱。有两次我印象比较深，一次有位渔民竟然发现了一条死江豚（江猪子）交给了水产公司，当时很多人说见到江豚的样子都感到害怕，那头江豚有平板车那么长，全身黑乎乎的，我也没敢靠近观看；还有一次是一只白旗（白鱀豚）的尸体，感觉白旗就像一只大鱼一样。据说，国家收白旗和江豚，那是因为它们是宝贵的药材来源，江豚的油可以做成治疗烫伤的药膏。
对水产公司印象比较深的是，那里一年四季都有冰块，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走在一堆冰块边上，感觉非常的凉爽。那是一种奇怪的感受，我们甚至不知道冰块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知道冰块的用途。那就是为了用来保鲜水产品的。那时候的水产品都是用竹篓子装的，到了码头后，里面不停地往外淌水。于是，水产公司的工人就将这些竹篓子全部打开，将里面的鱼或者其他新鲜的水产品从篓子里倒出来，在篓子的底部垫上干干的稻草，然后就是将鱼铺一层，再盖一层稻草，稻草上盖上一层冰，一直到篓子装满后，重新用篾绳子将竹篓封起来。有人开始将灌装后的竹篓，一车车地往码头上拉，等着轮船来的时候，按照编号，一篓篓地往船上运。
儿童时期的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水产公司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看着工人倒腾水产，感觉也是非常好玩的事。我们最喜欢的，还是秋天倒腾螃蟹的时候。
倒腾螃蟹的主要目的是，将篓子里死掉的螃蟹捡出来扔掉，以防止死螃蟹有怪气味而引发更多的螃蟹死亡。装在篓子里的螃蟹也许是因为憋闷的关系，在篓子里静静地，只能从它们呼吸吹出来的气泡来判断，它们是否还活着。可一旦将篓子打开后，将螃蟹倒到地上，螃蟹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它们横着身体到处乱爬。
绝大部分螃蟹都会被重新抓进篓子里，经过分装后重新编号上船。由于整天倒腾的螃蟹实在太多，难免就有真逃脱掉的，也有由于工人不慎将螃蟹误当成死螃蟹扔掉的。
那时候的人有很多不吃螃蟹，尽管如此，胆大的孩子，也会趁着工人不注意，将离群的螃蟹给偷走，还有胆大的，趁工人不注意，将篓子上掏出一个大洞，以便螃蟹自己往出爬。
我们没有偷的胆量，只是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在水产公司周围的地里静静地听螃蟹的叫声，天开始有露水的时候，螃蟹会趴在地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循着声音的方位，用手电一照，一定有一只螃蟹在等着我们捡拾。
改革开放后，经济活跃起来，每天从水产公司走的水产越来越多，螃蟹、鱼、黄鳝、泥鳅等，我们都能感觉到水产公司把我们那边的水产给搞空了，因为，黄鳝越来越小，我们都说，江苏人将我们的黄鳝儿孙都给吃绝了。
以前我们在河沟里洗冷水澡，常常会被螃蟹夹住衣服；父母亲开渠的时候，轻易地就能挖到几斤重的老鳖；钓黄鳝更是家常便饭的事。慢慢地，这一切都变成了记忆。
也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关系，我们当地人也开始喜欢这些东西，可这些东西越来越少，当地的需求都难以满足，以至于水产公司都倒闭了。
家乡的水产公司好像在80年代中期就没有了，不知道是否有人分析过？估计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运输太慢且成本高，二是死亡和毁损比例太高，私人不会这样运输水产品。
水产公司在沿海的大城市应该还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中国水产总公司，不过没有在总部，而是总公司设在广州的一家下属机构。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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