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让读《增广贤文》,其中有句话叫“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这话父母也多次教育过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话是这么说的,说出来也是容易的,但是,做起来非常难。
首先,我发现教我说话的父母,他们对人就不会随机应变。母亲的口头禅是“做贼投人讲”——自己不说假话,事实也是如此。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对父母撒了一个谎,原本以为,话说过了,父母听听就完了,没想到父母把我的谎话当成了真话,结果是,我以一个谎话去掩盖先前说的谎话,感觉窟窿越来越大,直到我最后绷不住,将事实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没有揍我,可当时即使父亲揍我,我也愿意勇敢地接受惩罚,因为,说假话的代价太大了。
当我说出真相后,感觉心里被堵得死死的命门,瞬间得到释放,我是彻底地舒服了。我知道了说谎话的危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谎话。因为,我不想再重演当时的情景。那个自己给自己添堵的郁闷,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憋得很。
我的父母不说假话,他们为此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可就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教育我们,要勇于面对和敢于担当说真话的结果。我不知道是父母不会,还是没有意识到。其实,真话和假话之间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不说话,在关键时候,不说话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得罪人的话,仿佛泼出去的水,把人伤了,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假如事先知道,关键时候控制一下自己就好了。可很多时候,还是控制不住,话像没有拴住翅膀的家禽,稍不注意就飞出来的,余下就是无穷无尽的恶果。
几十年,自己见过形形色色的人,遇到千奇百怪的事,在很多场合下,说真话很难行得通,即便如此,我依然保持着真实的自我。我知道,自己想不做自己都难,关键时候,自己总是管不住自己。
说真话,得罪人。可得罪了,我还是会说真话。
比如常常有素不相识的人,从某文学群知道我的存在,然后主动添我为友。我知道,这样没有经过检验的朋友还算不上朋友,可我说话,心里还是没有把门的栓。
成为微信好友后,他们习惯动作就是扔给我一篇他的作品。文人之间,以文字识人是我的习惯,我一般都会看一下,也许在我看的过程中,人家就准备好了问题,让我指出文章中的“缺点”。
像这样没有深度的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有一堆缺点,真的文学大家也不会轻易地把文字扔给我评价。我一般都是先极力发掘文字中的优点,最后,提几点比较严重的修改意见,供结交者参考。
其实,我也知道是泛泛之交,自然不会说得太重,即便如此,还会刺激一些同道的神经。轻者把我视为陌路,重者立即把我拉黑。于我而言,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是无所谓的,我也不缺这样的朋友。
我只是为他感到可惜,好不容易认识一个可以直言他缺点的人,他原本可以跟我交流获得提高,可惜他错过了。
记得有次在酒局上,有个东北作家求我表扬他。这样当面奉承人的话,我原本说不出来,无奈人家借着酒劲逼我,我也只好借着酒劲厚着脸皮。
当时我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给他吹,我能想到的就是,他善于用东北话写作,作品很是有东北的地域特色。我真的是在吹他,我其实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吹嘘,谁要是说我的作品有磨盘州乡土气息,那我会对他感恩戴德的。
没想到,他心里崩溃了,他的心眼局限在“东北”二字上。酒局散场,还没到家,他就在微信里骂我,说我看不起他。我知道他喝多了,且一个劲地解释,我没有骂他,并希望他能平安到家,没想到,他依然没完没了。我想等第二天再跟他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第二天发现,他把我拉黑了。我终于知道我交了个什么人。
一年后,他加我微信,那是他知道,很多圈内人高看我一眼,他想回头烧我热灶。我加了他微信,并且告诉他,他当时骂我的语音,我一直没删。我估计,他又删除我的微信了,尽管,我绝对不会拿他当年的酒话去埋汰他,这样的人,真的犯不着。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在耳顺之前,我好像改不了说真话的毛病。耳顺之后,我应该还会依然故我。说真话吃亏,估计我也不敢说假话。就像我的父亲,八十岁了,性格还是那么的真实。
说真话,得罪人。我认了。这是血里带的缺点,我估计改不了,就像我的父母。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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