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性保守。
在事情没有个子丑寅卯之前，我是断断不可说出来的。
保守的天性来自于自小受到的谦逊教育，什么事必须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公布自己的答案，好比鸭子在锅里蒸烂了，怎么揭盖子也不担心它会飞走。事情不能做得太过，话不能说得太满。
在完成长篇小说《银圈子》之后，看似我没有了创作的冲动，每天就码一些鸡零狗碎的文字，其实不然，在挑战自己方面，我一直有着不断加码的目标。
每天杂七杂八地堆着，好比藏民在路边不断往上垒的“玛尼堆”。
跟藏民不同的是，我做着一件孤独的事业，在我追求的过程中，我可能得不到任何的加持，有的可能是暴风雨的吹打和电闪雷鸣的轰击。在理想的征途中，我是个受虐狂，越是压力和挫折，更能增添我奋进的力量。
我从上大学之后一直是个好学生，无论读哪个专业，我都力求学到最好。回顾整个的人生历程，我在经济学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让我比较尴尬的是，我的兄弟姐妹一直受困于经济，以至于他们当年都拿不出孩子读大学的学费。
在经济面前，我羞愧于自己的专业应用能力。当时，我暗暗起誓，我会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哥哥姐姐们能看懂的经济学书籍，并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书摆脱经济的困扰。
当面对无情的现实时，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我的理想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由是，我对自己的所学产生了动摇，这是我逐渐丧失对经济学的信心的根本原因。
成为作家之后，我先前的想法有点改变了，我不想当自己都不看好的经济学家。我想当作家，因为作家可以编故事，可以记录过往，甚至可以对着别人说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当哥姐们步入耄耋之年，假如他们的后人捧起我记录的过往读给他们听，或者他们用漏风的嘴照着我书上记录的故事一句句地讲给他们的后人听，再或者是，他们直接让我给他的孩子们讲故事，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鲁迅先生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由是世间少了一个医生，多了一个可以历世的文学家，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福音！
我不敢跟鲁迅先生做这样的类比，可鲁迅先生认识上的飞越是可以学习的。于是，我尝试着改变。
改变之一就是，从我的身边开始写起，从我的经历开始写起，从我的旅游开始写起。
记得十年前暑假的某一天，我们去学校接孩子下课外班的课，女儿突然提出一个要求，她说想去洛阳，因为她从《中国通史》中知道了白马驮经、洛阳的龙门石窟，知道了白园和白居易的故事。我们当时也没有犹豫，甚至都没有回家，一家三口开着车直奔洛阳而去。
当年，我们甚至不知道洛阳的方向，对洛阳更是没有一点概念，在还很稚嫩的导航的引领下，我们去了洛阳。这次自驾不仅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更开启了我们的别样生活方式。2014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一车一世界》。
在行走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写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我不紧不慢地行进，我不慌不忙地写着。
原本以为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可天底下就是有不少长着火眼金睛的人，我知道的，一个是李林栋老先生，他是北京城区非常有影响的一名资深作家，一个是工行融e购营销中心的一群年轻人。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进一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并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来一部文化散文三部曲：一车一世界、一城一世界、一乡一世界。
我这样设计有两层考虑，一是从动到静，或者说是从外在的动到心灵的动；二是由远及里，一车一世界说的是外面的世界，一城一世界说的是身边的世界，一乡一世界说的是内心世界，我惊喜于自己的构思。
截止到目前，我已经出版了《一车一世界》，已经完成了《一城一世界》和《一乡一世界》的书稿。
假如仅仅以数字和内容来说，《一乡一世界》的书稿已经完成，我还想往里填充着内容，直到我的哥哥姐姐、乡里乡亲觉得可以读、值得读。
当我耄耋之年，听见孩子们在说着我曾经记录的故事；当我垂垂老矣，年轻人已经忘记我的存在时，可他们延续了曾经的掌故时，那是多么自豪的时刻呢。
这些自豪还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时代，这是一个比故事还具有趣味性的时代，是一个值得歌唱和吟诵的时代。
记得年轻时听过齐秦的一首歌叫《思念是一种病》，我略加修改为，思念，是唱响故乡的魂！有了这个魂，无论身处何地，我们永远有精神。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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