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中,帝国极度膨胀随后崩盘的,没有一个像唐朝这样惨烈。类比一下,大概就是:大清果在乾隆年间讨伐大小和卓,实现版图的极盛,结果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乾隆帝差不多与安史之乱时的李隆基同岁),平定完大小金川的福康安突然反戈一击,从川陕地区发动叛乱,祸及全国。
同样是极盛的帝国,同样地穷兵黩武,那时的清朝却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叛乱事件,而唐朝却发生了,抛却偶然因素,只能说明,唐朝的政治军事体系出了大问题。
开元时的宰相宋璟可能是最后一个试图挽救废弛中的府兵制的宰相,宋璟倒台后,张说开始大力推进募兵,李唐在穷兵黩武的快车道高速前进。盛唐积累的财富,撑起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常备军团。边疆与内陆脱钩,前线地区成为了一个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天宝初设立的十节度制,是个好制度。它其实就是在几个主要边疆作战区设立了前敌指挥部,统一调度前线的兵马钱粮,并且管理前线的屯兵。但是后方的行政事务,则由州县管理,把控方镇的军需物资来源,不使方镇过度膨胀。后来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军制,大体用的也是这一思想。
但是,天宝年间四处开边,疯狂扩张,军事行动的开支远远超过了边镇的承载能力。面对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靠正常的财赋收入既养不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又保证不了对地方军需的供应,藩镇的军费只能由节度使自己解决,方镇权势由此进一步加强,节度使不仅掌握了地方军事大权,还控制了经济和行政大权,以致史书称'外任之重,无比焉'。
天宝后,又有了和籴。
《新唐书》:“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和籴,就是边镇自己就近向本地的百姓采购军粮物资,无需朝廷从后方拨付钱粮。和籴法流行于边镇,不仅意味着边镇的节度使可以完全掌握军区的人财物大权。帝国的资源在向着各个主要战区疯狂集中,也就让陇右(吐蕃战争前线)一度成为经济热土(“是时中国强盛....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天宝八载(749),河西、陇右两道和籴的粮食达51.9954万石,占全国籴粮总数111.953万石的45%。
而这,也意味着大唐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军事后勤体系正在崩溃。中央政府已经没什么可以卡住边镇喉咙的手段了。
假设在天宝十四载的某日,圣人想开了,下诏让安禄山入朝为相,安禄山也受到感召,真的欣然从命。现实历史位面的那场浩大的安史之乱真的被消弭于无形。但是盛唐的治理危机之下,边镇的叛乱真的可以避免么?朔方、陇右、河西,哪一个不是个定时炸弹?哪一个不会随时将这个帝国引爆?
所以,盛唐军事的最强力量,都体现在了在至德二载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合战。
安史之乱,唐朝版的“血龙狂舞”。安军掌握着帝国东北部的节镇,以范阳镇为主体,同时佐以曳落河、同罗兵等雇佣军,总兵力大约20万左右,数量与官军相比占劣势,但胜在指挥统一,军备充足。
另一边的平叛官军,以朔方军为主力,加上部分河东兵,以及从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各大边镇调来的野战兵力,还有唐朝各属国(包括回纥在内)派遣支援的异族军队。数量占优,但是远道而来,且指挥不统一。
至德二载,也就是安史之乱的第三年,双方在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展开决战,双方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军队,也都有十余万参战兵力。战役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拉锯消耗方式进行,最后安军因兵力落败,阵亡六万人,官军也损失惨重。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各镇都兵力受损,如“血龙狂舞”中,坦格利安失去了所有的龙。安史军的余部,成为了魏博、成德、卢龙三个藩镇;而安西、朔方、陇右等军,随着唐朝西部国土的丧失,则成为了关中地区的泾源、灵盐、凤翔等地方军。
也许盛唐的所有繁华,注定会与它的赫赫战功一起爆炸,绽放成历史长河中最盛大的一场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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