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中，帝国极度膨胀随后崩盘的，没有一个像唐朝这样惨烈。类比一下，大概就是：大清果在乾隆年间讨伐大小和卓，实现版图的极盛，结果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乾隆帝差不多与安史之乱时的李隆基同岁），平定完大小金川的福康安突然反戈一击，从川陕地区发动叛乱，祸及全国。
同样是极盛的帝国，同样地穷兵黩武，那时的清朝却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叛乱事件，而唐朝却发生了，抛却偶然因素，只能说明，唐朝的政治军事体系出了大问题。
开元时的宰相宋璟可能是最后一个试图挽救废弛中的府兵制的宰相，宋璟倒台后，张说开始大力推进募兵，李唐在穷兵黩武的快车道高速前进。盛唐积累的财富，撑起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常备军团。边疆与内陆脱钩，前线地区成为了一个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天宝初设立的十节度制，是个好制度。它其实就是在几个主要边疆作战区设立了前敌指挥部，统一调度前线的兵马钱粮，并且管理前线的屯兵。但是后方的行政事务，则由州县管理，把控方镇的军需物资来源，不使方镇过度膨胀。后来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军制，大体用的也是这一思想。
但是，天宝年间四处开边，疯狂扩张，军事行动的开支远远超过了边镇的承载能力。面对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靠正常的财赋收入既养不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又保证不了对地方军需的供应，藩镇的军费只能由节度使自己解决，方镇权势由此进一步加强，节度使不仅掌握了地方军事大权，还控制了经济和行政大权，以致史书称'外任之重，无比焉'。
天宝后，又有了和籴。
《新唐书》：“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和籴，就是边镇自己就近向本地的百姓采购军粮物资，无需朝廷从后方拨付钱粮。和籴法流行于边镇，不仅意味着边镇的节度使可以完全掌握军区的人财物大权。帝国的资源在向着各个主要战区疯狂集中，也就让陇右（吐蕃战争前线）一度成为经济热土（“是时中国强盛....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天宝八载(749)，河西、陇右两道和籴的粮食达51.9954万石，占全国籴粮总数111.953万石的45%。
而这，也意味着大唐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军事后勤体系正在崩溃。中央政府已经没什么可以卡住边镇喉咙的手段了。
假设在天宝十四载的某日，圣人想开了，下诏让安禄山入朝为相，安禄山也受到感召，真的欣然从命。现实历史位面的那场浩大的安史之乱真的被消弭于无形。但是盛唐的治理危机之下，边镇的叛乱真的可以避免么？朔方、陇右、河西，哪一个不是个定时炸弹？哪一个不会随时将这个帝国引爆？
所以，盛唐军事的最强力量，都体现在了在至德二载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合战。
安史之乱，唐朝版的“血龙狂舞”。安军掌握着帝国东北部的节镇，以范阳镇为主体，同时佐以曳落河、同罗兵等雇佣军，总兵力大约20万左右，数量与官军相比占劣势，但胜在指挥统一，军备充足。
另一边的平叛官军，以朔方军为主力，加上部分河东兵，以及从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各大边镇调来的野战兵力，还有唐朝各属国（包括回纥在内）派遣支援的异族军队。数量占优，但是远道而来，且指挥不统一。
至德二载，也就是安史之乱的第三年，双方在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展开决战，双方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军队，也都有十余万参战兵力。战役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拉锯消耗方式进行，最后安军因兵力落败，阵亡六万人，官军也损失惨重。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各镇都兵力受损，如“血龙狂舞”中，坦格利安失去了所有的龙。安史军的余部，成为了魏博、成德、卢龙三个藩镇；而安西、朔方、陇右等军，随着唐朝西部国土的丧失，则成为了关中地区的泾源、灵盐、凤翔等地方军。
也许盛唐的所有繁华，注定会与它的赫赫战功一起爆炸，绽放成历史长河中最盛大的一场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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