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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我那依然难舍的旧梦!

编者按

     黄锐先生,书香门第,博览群书,钟爱教育,笔耕不辍。洋洋洒洒,上百万字,见诸报刊;著书立说:教海拾贝,静待花开。教生育子,启迪人心,各尽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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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的读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可能对劳动课的记忆要比对文化课的记忆深刻。以致在离开学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常常想起当年在“学农基地”劳动的日子,更有一种怀念之情在心里涌动。

(一)

1969年春季,我发蒙读小学,小学是大队(即现在的村)办的,叫梅溪小学。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学校开辟了两块“学农基地”,一块是菜地,一亩多,种的是些时令蔬菜;另一块是水田,三亩多,每年栽两季水稻。

劳动课是每周两节课,通常连排,安排在下午,实际上是半天时间。校内劳动主要是在“学农基地”种菜、扯草、浇水、施肥等,比较轻松。相比而言,校外劳动的强度要大一些,印象最深的是放学后积肥和给生产队(即现在的村民小组)踩红花草。

那时,小学课业负担不重,学习抓得不紧(不像现在的小学没日没夜地读书),即使是语文、算术这类主课也不布置什么家庭作业,老师布置的唯一的家庭作业就是给“学农基地”积肥。

积肥前,老师常给我们讲“粪是农家宝,庄稼离它长不好”“积肥如积粮,肥多粮满仓”的道理。等到一放学,同学们就回家提着撮箕和铲子去拾牛粪。一时间,公路上、田野间、河滩边,到处都是拾粪的学生大军。

那时,每个生产队也就七、八头牛,整天耕田耙地,粪便都排到了田地地里。牛只有在吃草时或是出工收工的往返路上,才有可能将粪便拉在公路上、田埂上或是河滩上。一头牛每天本就拉不了几次,所以要想拾到一坨牛粪实属不易。

同学们偶尔看见一坨牛粪会兴奋不已,往往会发生为争抢一坨牛粪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有的同学只好采用笨方法,跟踪牛,待牛一排出粪便,就用撮箕接住,挑到学校时还冒着热气。

个别同学实在没办法了,情急之下,不得不跑到生产队的牛栏里偷牛粪交差。老师知道了,好像也没有批评谁,我猜想,在老师眼里,学生为学校偷粪不算偷,与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大概是一个道理。

小学阶段除参加“学农基地”的劳动之外,大队还不时抽调师生参加“学大寨”、春耕、双抢等突击性劳动,这叫“学农支农”,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校外劳动主要是帮助生产队踩红花草。红花草即紫云英,是一种高效绿肥,不仅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还可以补充土壤养分、增加作物产量。我们的任务是将翻耕之后没有倒伏的红花草踩到水里,用泥土压着,便于迅速腐烂后转变成肥料。同时还要撸起袖子,用手把土家肥一把一把地均匀散开,散粪时不免会溅到身上。

初春的天气还没转暖,脚踩到水里,手抓起肥料,冰凉冰凉的,臭气难闻。踩红花草虽然有点冷、有点脏,但同学们还是比较喜欢,因为一劳动开了,也就不觉得冷了,不觉得臭了。大家边劳动、边唱歌、边说笑话,辛苦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正如常德籍军旅作家梅门造在歌曲《积肥小唱》中描写的那样:“脚踩粪堆污泥淌,我为革命积肥忙,别看我个矮年纪小,为革命积肥无上荣光。哎哟哟哟,哎哟哟哟,为革命积肥无上荣光。”而对有些调皮又不太爱学习的同学来说,就像一只逃出笼子的小鸟,欢呼雀跃,可以不用待在教室里苦思冥想,不用怕老师提问,不用怕背诵课文,劳动带给了他们自信和快乐。

(二)

1975年秋季,我进县城读初中,学校是临澧县一中,当时叫临澧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学农基地”在县城北边一片绵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全是茶园,估计有一两千亩,离学校有五六里路远。劳动课除了给茶园积肥外,主要任务是采茶和开垦茶园。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县城区或郊区的孩子,有的从没有见过茶园。第一次见到茶园,就被茶园的美丽景色惊呆了。这些灌木植物经过茶场工人的精心栽培与修整,大多生长得有齐胸高,顺着茶垄横看过去,一垄挨着一垄的茶树平行地向前延伸,像是无数条齐头并进的绿色长龙向前游动;而从上往下看,又像是置身于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漫山遍野都翻腾起绿色的波涛。

同学们沉醉在茶园里,欢呼着、跳跃着、追逐着,像奔跑的小鹿,像飞舞的蝴蝶,又像一群叽叽喳喳的云雀。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听农基课(当时学校开设有农业基础知识课)老师和茶厂技术员给我们现场示范,同学们很快就掌握了选芽、留叶、掐茎等采摘技巧。每次采茶任务本来就不多,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刚刚沉静了一会儿的茶园又恢复了喧闹,茶园成了我们嬉戏打闹的乐园。现在想来,与其说是采茶,不如说采的是一段欢乐的时光,是一段幸福的童年。

茶园里的劳动,除了采茶外,就是开垦茶园。开垦茶园就远没有采茶轻松了。茶园是一片坡地,我们的任务就是将一块坡地挖成一块平地,整理成梯田的样子。

那时,我们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从来没搞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也没有经验。茶园土质坚硬,没挖几下,同学们的手就打起泡了,水泡一穿,疼痛难忍。一担担黄土也很重,几担下来,肩就红了,然后就肿了,有的还渗出血来了。挑土时,往往用力不均,高一头,低一头,走起路来,歪歪撇撇,腿上脚上常常被撮箕的蔑皮划得伤痕累累。

但同学们中,没有一个挨干躲懒的,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都暗暗地在较劲,比谁最坚强,比谁最吃得起苦。劳动结束后,同学们会彼此欣赏起自己的劳动“成果”,看谁的手上打了几个水泡,磨出了几个老茧,腿上又留有几道划痕,同学们脸上流露出的不是牢骚,也不是痛苦,而是战胜困难之后的喜悦与自豪。

(三)

77年,我初中读完,到邻近的杨板公社太山大队办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当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读高一。学校叫太山学校,建在山坡上,条件十分简陋。听老师讲,学校仅有的一栋平房是前几届高年级学生参与建成的,在斜坡上开垦出的一个规整的长方形操坪是学校劳动课的杰出成果。

离学校不远处,有两片山是大队划拨给学校的“学农基地”,一片是茶园,一片是杉树林,林地里间种农作物,有黄豆、红薯等。可以想见,尽管那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但文化课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劳动课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

那年的劳动课,我印象最深的是烧火土肥和捡茶籽。学校的茶园和林地的农作物没有人畜肥料可施,我们就用土办法,做土家肥,搞“三面光”,铲草皮,烧火肥。先选一处杂草丛生的地块刨草皮,再割一些茅草,将草皮和茅草晒死、晒干后,找一块较为平整干燥的地方,先铺上一层干土,抽出几条槽沟,再以干茅草为瓤,草皮为料,一层茅草、一层草皮、一层碎土地掺和在一起,堆成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土堆,再从四个方向点燃干茅草,只见缕缕青烟袅袅升起,烟味由大变小,由浓变淡,火苗慢慢向堆里烧去。

大概一天之后,堆内被烧焦、熏黑的土,开始悉悉索索地往外滚落。这时就要用锄头将这些烧熟的火土掏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掏一次,以便让里面没烧着的草皮充分接触空气,进一步燃烧,直到火土堆的草皮完全烧尽,没有了火星,这时火土肥就算烧好了。

烧火土肥说起来简单,但要烧好并非易事,它是一种技术活。作瓤的茅草要铺得厚薄一致,干草皮还要摊得重量均匀,不然,烧不了多长时间,火土堆就会塌下来;点火掏堆也有讲究,要从四个方向同时点火,慢慢掏堆。若从一方掏得太空,火土堆也会因重心失衡而倒塌。

老师告诉我们,烧的火土肥属有机肥料,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使土壤中空气和水的比值协调,使土壤疏松,增加保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在劳动中,我们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农业生产知识,对“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人间辛苦是三农”有了切身感受。

学校四周是绵绵起伏的油茶山,到了寒露季节,待生产队摘完茶籽之后,学校会放两三天假,搞勤工俭学,叫我们再去捡漏掉的茶籽。

我是县城边上长大的,不会捡茶籽,是跟着一个姓龚的同班同学上山去的,几天下来,真切地体会到了捡茶籽的辛苦与快乐。清晨出发时,露水打湿衣服,寒意索索,而到中午时分,气温陡增,常常是汗流浃背。有些山上杂草丛生,得在荆棘里钻进钻出;树上的灰土时不时的会掉入眼睛,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虫子会钻进衣服,稍不注意,马蜂就会在你头上蛰出个包来。

小的茶树早已被人捡得一干二净,碰到上不去的独脚树就全靠棍钩使劲把树枝扯下来;再大点的树就非得爬上去不可。爬上树巅,举起木勾棍,左手钩住枝桠,右手飞快地把茶子摘下,摇摇晃晃,感觉就像玩杂技,有几分好玩,也有几分害怕。实在累了,我们就在树下躺一会儿,饿了,就吃瓷缸子包的饭,几块萝卜干、两勺炸辣椒,吃的津津有味。

饭吃饱了,茶籽捡得差不多了,就满山遍野地乱窜,看稀奇,吃野果。什么葛根、野葡萄、猕猴桃呀,还有什么野毛栗、冬果儿、拐枣等不知学名的野果,味道好吃极了。特别是有一种在市面上没见过的果子,叫八月札,熟透了,会自然爆开,样子象芒果,又像香蕉,果肉甜的蜜人。

还有一种像山莓的,我们叫野梦儿,红透透的,甜甜酸酸,非常爽口,老人说有清热利咽、解毒消肿的作用。还有茶花,洁白的花瓣,金黄的花蕊,里面的水甜甜的,我们就用茅草茎芯做吸管,吸进嘴里,真的有点像喝蜜糖一样。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垂涎欲滴的感觉。

78年,太山学校撤销了高中部,我转到了一所乡办中学读高二,学校叫望城五七中学。

当时,高二年级是毕业年级,与其他年级比,文化课的学习明显受到重视。学校为确保高考科目的教学时间,劳动课同体育课、音乐科、英语课(当时英语成绩只作参考,不计入高考总分)一起被砍掉了,但“学农基地”还在,学校还是经常组织开展劳动活动,比如给临近学校建校搬砖、挑瓦、抬檩子,给生产队栽秧、扯草,在“学农基地”里挖花生、栽油菜、浇水、施肥等。

学校条件很差,我们文科班的教室是学校办公用的一间偏房,只有一个窗户,白天上课都要开灯。后来学校为我们新修了一间教室,为早日搬进新教室,班主任宋光宝老师带领全班同学挑黄土、挖河沙、泡石灰浆,拌成三合混凝土,打整教室地面。一有时间就跑到教室里踩地面,没几天,教室被我们踩得平平整整、光光亮亮,还没等地面干透,我们就搬到新教室去了。

那间我们用双手打整的教室为我们带来了好运,79年高考,我们文科班26人参考,有15人考取大中专院校,当年在全县放了一个“卫星”。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学生时代上劳动课的情景,既遥远又亲切。当时的一些做法尽管有些过“左”,但劳动课让我们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快乐,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培养了我们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良好的劳动习惯,让我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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