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元万顷的名字，你也许感觉一定是富贾出身吧？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说的元万顷是唐高宗时期一位十足文气、放达不羁的书生。用句现代流行的话说：是一位灰常呆萌可笑的大学士。
说其呆萌可笑，也不是空口无凭。
话说大唐年间，高丽国的国王莫离支不服王化，不断向大唐挑衅。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五月，高丽莫离支（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泉盖苏文死 ，其长泉男生代为莫离支，和弟弟泉男产、泉男建争权相攻，泉男生打不过两个弟弟，就派儿子泉献诚向唐求援 。
高丽这次内乱给了唐朝进攻的机会，唐朝于是一面派大将契苾何力接应泉男生进入一级战备，一面于当年十二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郭待封、薛仁贵等水陆诸军进攻高丽。
到次年九月，李勣攻下高丽西边重镇新城等十六城，接着，又分别命令诸位将领进攻平壤。
当时李勣派郭待封率领水军从另外一条路奔赴平壤，又派别将冯师本运载粮食及武器支资助他。
没想到，冯师本的船坏了，没有按期到达，郭待封部队粮食短缺，情况危急，想给李勣写信又担心被敌人截获，了解到军中这个机密情报，于是作了一首离合诗给李勣。
李勣见后大怒，说：“军情正在紧急关头，还作诗干什么？一定要将其斩首！”行政军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李勣解释了“离合诗"的含义后，李勣才又重新运送粮食武器给郭待封。
李勣命诸将进攻平壤时，为了鼓舞士气、挫敌威风，让随军秘书元万顷起草了一篇及以晓谕大义、表示声讨的文书，展开攻心战。
据旧唐书《文苑》载 ：元万顷“善属文”，从参加工作起就做秘书 ，因此写起公文来又快又好，然而此人有个毛病，就是性情疏旷，写文章喜欢卖弄才情。他在写《檄高丽文》时，这个毛病又犯了。
檄文既然是晓谕大义、表示声讨的文书，写作时自然要写明声讨理由 ，也就是必须历数对方过错，对方即使毫无过失，也要把罪名强加给他，不然也就师出无名。因此，在写《檄高丽文》时，当然要罗列对方的过错，这一点元万顷心里十分清楚。
但是，元万顷写此文时，却把对方疏于防守的军事漏洞也写进了檄文中。此事记载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之中：
万顷作《檄高丽文》曰：“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即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能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
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本来是便利唐军向前推进的，元万顷为了卖弄才情，却在檄文中写了这句万万不该写的话！
在元万顷看来，这句话特别精彩 ，不仅可使文章增色 ，而且能让作者增光 ，从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了好一阵子。
但他没有认真想想：这么用以晓谕义，不是给对方透露了信息，为他们提了醒吗？
这篇檄文迅速成为了10万+的爆文，在唐朝名人的朋友圈流传，最终传到了高丽王莫离支的面前，莫离支看了文章，感激地说:“谨闻命矣！”
由于高丽迅速立即改变战略，采取补救措施，严防鸭绿，这下好了，唐军攻不进了，造成了极大困难和被动。
唐高宗李治听说这件事后龙颜大怒，一气之下就把元万顷流放到了岭南。
重读历史，忍俊不禁，但观古察今，也仍有警示意义。
从显性层面来看，有人说至少告诉我们那些作秘书的工作者：一是写作公文时万万不可卖弄才情 ，一语不慎而给工作造成损失和被动的蠢事绝对做不得 ;二是一定要养成严谨求实 、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那种性情疏旷而又好卖弄才情的人是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
从潜性层面来看，唐人元万顷解读出离合诗的奥秘，使得郭待封的军队免于饥饿而死，不可否认，这为唐军打胜仗立下了一汗马功劳。但同样是诗文，元万顷却因为《檄高丽文》泄露了军机，招致唐军失利，自己被皇帝流放到鸟也飞不到的岭南。
正所谓，一时口快成千古恨……
初看起来，虽然有点对不起元万顷，但还是想笑，这也太呆萌了吧，一不小心就能判个泄露军事机密的杀头之罪啊，私以为流放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元万顷写诗文卖弄才情，无非就是丢了“官帽子"，明世宗朝大臣郭希颜在上疏中错用了一句“建帝立储”，结果被枭首示众，下场更为悲惨。
以文字招致荣耀，又因文字罹祸，元万顷的悲与喜都与文字紧紧相联。功劳来自偶然，失势也在转念之间。人有旦夕祸福，喜怒哀乐，宠辱之间真是让人难以揣磨。
无独有偶，几千年的庄周先生也曾为类似的问题发愁。庄老在他充满大智大慧而又十分寂寞无聊的日子里，发现长得粗壮挺拔而成为有用之材，于是“物以致用”，被砍去修了房子或做别的什么东东，家里的鹅因为拥有一副嘹亮美妙的歌喉而免于一死。
大树成了材被砍伐，鹅成了材而活命，是成材好呢，还是不成材好呢？这个问题使机智的庄老夫子百思不得其解。
成材还是不成材，庄周的答案在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成材要死，不成材也要死，那么只有在材与不材之间才是最安全的地带，这个答案让庄子以及后来好多聪明的哲人兴奋而已。
以此类推，元万顷为因有能力解读离合诗而立功，又因为写文章而被贬，要在荣与辱之间找一块安全地带，就只好成为无知无识的人，既不能因知识立功，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被贬了，这大概类似于庄子“材与不材”之间的状态吧!
回望历史长河，持这种看法的人确实不少。秦始皇不就是因为害怕人民学习了知识变得聪明而无法统治，就一把大火几乎烧尽民间的书吗？汉代的皇帝不就是担心异端邪说扰乱民心，不利于统治，而让董仲舒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吗？
知识何罪之有？真正让统治者感到威胁的是由知识产生的思想。思想本身虽有正误是非的性质，但以愚昧与虚伪来禁止思想、鄙弃思想则是既愚味而又危险的行为。
当西方的科学技术刚刚传入中国时，一些人将其视为异端邪说，视为洪水猛兽，惊恐盛万分。今天看来应是愚味无知带来的，想想那些白天高谈马列主义，晚上却偷偷烧香拜佛，以求上天保佑，这也不是虚伪无知造成的吗？
人生的普通追求是光明与真实。得到了光明和真实，就有可能拉开与危险的距离。知识是引导人生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味则是通向光明与真实的歧路，也是人生发展的障碍。与一切真知有关的思想言论，是帮助人们达到光明与真实的养料，只有在这种养料的哺育下，人们才能进入真善美的境界。
思想是客观存在，只能疏导，而不能禁止。禁止思想不仅是愚味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思想具有超越一切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思想仍能自由地驰骋，即使不能说，缄黙的思想一旦爆发将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材与不材之间”，固然是使苟活乱世，保全性命的好方法，但是弃绝了知识和思想，反倒是与危险更进了一步。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因思想和知识使你招致灾祸，而在于你是否赢得一个允许思想发展的环境，探索知识的奥秘，求取思辨的智慧，无疑是通往人生至境的大道。
当然，这些发挥显得过分离题，只是因为兴之所至，所以写了上面一通废话。其实元万顷之悲与喜，既与知识和思想无关，也同庄老先生风马牛不相及，关键在于元万顷不能审时度势地运用知识，结果帮了敌人大忙，害了自己的军队。可见，知识和思想自由过了头，也是有十分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