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贺山
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唐兰先生主张文字起源于图画，此说很有影响，请让我对这一观点略作评析，他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
【马评：文字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阶段有个前提，国家形成，阶级出现，社会有了明确分工，结绳记事已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庶业其繁，饰伪萌生，这时，才能迫切需要产生文字，这时正是黄帝时期，黄帝想把修身治家平天下的道理传下去，想把当时人们的发明创造传下去，就命令左史仓颉造字，所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因为朝廷和黄帝的急切需要，是治国治家治人的需要，而非是劳动人民交流思想感情的需要。唐兰先生认为，几万年前，人类已有了文字的前驱，那就是画着动物和人像的绘画。先民的绘画——动物和人像，仍然是图画，与文字是不同的传媒工具，将图画说成文字的前驱是误导读者，或唐兰先生头脑不清楚，盲目认为图画孕育了文字，其实文字的产生并不来源于图画。】 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久而用之了。
【马评：有人画虎画象，大家见了，叫虎叫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很自然。但这样的图画仍然是图画，久而久之，仍然与文字搭不上肩，携不上手，大家也不会约定俗成。唐兰先生的推测和想象，经不起任何推敲，与仓颉因受鸟迹的启发而创造象形字，相差很远，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
【马评：图画画得再简单，再不逼真，也是图画，自始至终都是图画，图画无法向文字偏移，文字不可能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完全是唐兰先生的主观臆测和一厢情愿。古今中外，有多少画家，又有多少不逼真的画，谁见过图画向文字偏离，谁又见过文字是从图画分离出来的？这是典型的杜撰，图画的一分为二或图画文字合二而一，都不曾存在过，唐兰否定仓颉造字，怀疑仓颉造字，他又说不清文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想创造一种新的文字起源的方法，可他又说不清这种方法到底是怎样产生文字的，用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定，主观认为图画是文字的主要来源，实际上，这与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是一样的，根基浅，证据不足，只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就认定是文字的起源，实际上，离文字真正的起源还相差很远，经不起细致、具体的分析，更经不起质疑和时间的考验】
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
【马评：文字本于图画，不成立，可以说书画同源，图画不是孕育文字的母体，文字也不产生于图画，两者无因果关系，最初的文字不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最初的文字是文{象形文字}其后才有字{会意字，形声字}文字的产生跟图画、刻划符号没有关系。文字的产生跟鸟迹兽迹有关，跟仓颉造字有关，是仓颉最早创造了象形字，有了象形字，才有会意字和形声字，一切怀疑仓颉造字，否定仓颉造字，其它的各种文字产生的学说，包括图画文字、刻划符号都是旁门左道，无稽之谈。】 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马评：文字和图画本来就是各自独立的一门艺术或工具，说“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怎么个分歧法？分歧原指人的观点不一致，用在图画和文字上，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由此可见，唐兰的观点模糊，解释不清，文字本于图画，不能成立，不堪一击。唐兰和郭沫若二位先生是古文字界的前辈，是知名学者，按说不该犯此错误，但由于它们“创新”心切，不顾历史真相，离经叛道，在探索的道路上，跌个跟头，也是难免的，跌了跟头，要吸取教训，不然还要跌大跟头。仓颉造字究竟妨碍了谁？为什么古文字界的学人，对仓颉造字一直讳忌莫深，说白了他们不相信仓颉造字，只相信劳动人民造字，劳动人民怎么造字，都用了什么方法，谁能说上来？郭沫若先生用指事和象形来解释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郭沫若难道不知道指事和象形是仓颉造字的一部分，他从仓颉身上，拔下最长最粗的的两根羽毛，按在劳动人民头上，这是拆东墙补西墙，是移花接木，而达到张冠李戴的目的，其手段并不高明，郭沫若只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结果让一个业外的小子，看破了其中的疑点，而无情的揭露之，甚至揪住尾巴不放，一直弄到原形毕露，让刻划符号退出历史的文字舞台为止。
文字是仓颉造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命令仓颉造字，仓颉造字之后，黄帝让朝廷颁布全国，推广普及。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约定的本义，约定是自上而下的法律约束，必须执行，民间及老百姓之间，不存在约定之说，无约定也无俗成。如果说劳动人民造字，谁来推广，谁来收集，这都是问题 。鲁迅说过，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如果史官不采集，怎么办？这都是现代文人的主观想象，根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文字不是仅有几个刻划符号与商朝甲骨文相似，就是文字，它要形成一个系统才行，就拿前面唐兰所说的图画虎和象来说，再简单，再不逼真，也是画，尽管大伙能认出是虎和象，能发出虎和象的声音，知道其意义。它也不能称为文字，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固定的笔划，图画的东西，永远不会出现固定的形，这是图画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就像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即使有固定的形，【假设】，它也不会出现固定的音，也不会出现固定的义，只要固定的形、音、义，缺一种，都不能算做文字，图画和刻划符号与文字是平行存在的，它们之间不会发生什么关系。所谓的图画文字【暂时借用】和刻划符号都行不成系统，因为它们跟文字不是一码事，郭沫若称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孑遗，唐兰称文字本于图画，人为的痕迹很重，人为的色彩很浓，人的主观精神高于一切，历史的真相被扭曲了。一个学者想改造以往的传统提法，完全可以，但必须根据充足，理由充分，只捕风捉影，抓住一点皮毛，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足见功力不够，学识不扎实，经不住时间考验，有时权力和影响可以喧嚣一时，那不过是海市蜃楼，昙花一现而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