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为《三坟》、《五典》之精华。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楚灵王十一年东征伐徐，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的话。 孔颖达《尚书序》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是在春秋时期，也只有周柱下史老聃、楚左史倚相这样专门的史官才有机会目睹和看懂，连孔子这样的文化大师也没有看到过，更遑论战国诸子了，这无疑蒙上了一层特殊的神秘色彩，成为中国文化最深奥、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 所谓坟书，即泥版文书，当和距今5000余年的苏美尔人泥版文书类似。《三坟》，伏羲、神农、黄帝的泥版文献，我们今天还能够一睹它美丽的倩影吗？如果有的话，《三坟》的影子在哪里呢？
《三坟》的精华，事实上就辑录在《道德经》一书之中。因为《道德经》一书是《三坟》的缩影，所以才如尼采所言：“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楚灵王十一年是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左史依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周柱下史的老聃，应当比左史倚相更有条件和能力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老聃生于前580年前后，卒于前500年前后，与左史倚相是同时代的人物，左史依相都读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老聃精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没有疑问的。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老聃系周守藏室之史，是专门负责掌管三皇五帝之书的图书馆馆长。《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三皇五帝之书，到春秋时期，仍由周室史官所保存，这一点确为信史。 左史倚相是楚国著名史官，历经灵、平、昭、惠数代楚王，被称为“良史”和“楚国之宝”。王孙圉聘于晋，对赵简子说：“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国语·楚语下》） 周室史官老聃的水平当在楚左史倚相之上，那个时代《三坟》、《五典》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老聃，所以才有孔子问道之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孔子问的人，肯定是三皇五帝，老子说这些人连骨头都已朽烂，惟独他们的言论还在，也就是说只有三皇五帝的书还在。
由于孔子不是史官，是无缘目睹《三坟》这样的重要典籍的。孔子所删定的《尚书》，其唐虞夏商之书，今天已经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属于伪造。只有西周的文献，才是可靠的。这足以证明孔子是没有见过《三坟》与《五典》的真容的，造成孔子对中国文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皮毛不知精华。这是因为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是史官的专职，孔子只是一个民间的文化教育工作者，这是孔子不可克服的巨大局限。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的一代文化大师，他和老子的水平应当是差不多的，不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我们今天来看《道德经》和《论语》，两者之间的水平差距却是巨大的，《道德经》之博大精深，是《论语》所望尘莫及的。《论语》只不过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些琐碎之言，而《道德经》却包裹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永恒的智慧。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悖论，尽管老子拥有《三坟》《五典》的知识背景，但作为同时代的文化大师，孔子和老子之间的水平差距不可能有《论语》和《道德经》那样的巨大鸿沟。老子的水平应当和孔子不相上下，唯一可以解释这个悖论的，就是《道德经》辑录的是《三坟》《五典》的精华，而不是老子的个人著述。
《道德经》是《三坟》、《五典》的精华，有着直接的文献证据。《道德经》辑录有黄帝《金人铭》、《黄帝四经》等黄帝书的大量言论，其中黄帝《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远古文献。《道德经》之“谷神不死”章，《列子》明言为《黄帝书》。这是《道德经》作为《三坟》精华在文献上的确凿证据。 从内容上来看，《道德经》显系三皇五帝之言，而非史官之言。《道德经》多处直言“我”如何如何，如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些言论，与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之“我”是一致的。从《道德经》直引《黄帝书》来看，《道德经》中所有称“我”者，均为轩辕黄帝之自称。
《道德经》第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等，即是轩辕黄帝的内心独白。“我”是最高统治者之自称，与甲骨卜辞中的“唯余一人”类似，作为史官的老聃，根本没有资格自称“我”，这是从内容上判断《道德经》系《三坟》精华的直接证据。 另外一个证据是，黄帝书中还有一部和《道德经》类似的《黄帝君臣》，《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要最终解开《道德经》身份之迷，就需要找到失传已久的《黄帝君臣》。地下材料如能发现《黄帝君臣》，将最终结束关于《道德经》的长期争论。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把老子和庄子、申不害、韩非列在一起，是寓意深长的。司马迁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我们知道，老子编篡的《道德经》是没有刑名学说的，包含着刑名学说的是黄帝之学，因此申不害与韩非“本于黄老”事实上是指“本于黄帝”。 老聃编篡《道德经》，明显是根据“道德”的主题来编篡的，黄帝书中关于法和刑名的言论就没有进入《道德经》之中，而只是编选有关“道”和“德”的内容与言论，并作了部分诠释。
《道德经》分为《德经》和《道经》上下两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明显是道听途说。《德经》和《道经》是历代史官根据《三坟》《五典》进行编篡，作为周王室的政治指南。清道光年间陕西歧山礼村出土的大盂鼎，其铭文有关于《德经》的记载：“余乃辟一人，令我隹即型稟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女盂召榮，敬雍德經，敏朝夕入諫，享奔走，畏天威。”意思是“我是你的君王！现在我就以文王纯正的治国方式为榜样，像文王策命两三名头号长官那样，委派你辅助荣，恭敬谦和地执行《德经》的要求。你要不分早晚及时纳谏，为祭祀和各种奉献事宜到处奔走，时刻警惕上天的惩罚。”大盂鼎是周康王时期所铸造，其铭文是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言论。说明早在成康时期，就已经有《德经》这样的文献。 我们倾向于《道德经》是史官系统长期工作的结果，老聃在《道德经》的定调方面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根据郭店楚简《道德经》甲乙丙三种分头流传来看，到太史儋之后，五千言《道德经》尚未成型。到太史儋时期，《道德经》仍处于《三坟》的分散的摘录状态，当时的学者就是透过这些摘录本来了解《三坟》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典籍的。经春秋末期王子朝之乱后，王子朝将《三坟》典籍带到楚国，这样才有后来黄帝书在楚国的大量涌现。周室典籍入楚之后，《三坟》已处于散乱状态，这是《三坟》在战国就已失传的根本原因。
《三坟》的主要典籍是黄帝书，战国时期由楚国人编篡的黄帝书就来自周室典籍入楚的《三坟》。由于《道德经》是《三坟》文献中关于“道”与“德”的言论摘录，因此它本身就是黄帝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层面来看，《道德经》与《黄帝四经》的关系，是两者均来自《三坟》，两者均是黄帝书。《黄帝四经》当然要早于《道德经》，《道德经》摘录了《黄帝四经》的言论，这一点是可以从逻辑上加以验证的。 正因为《道德经》是《三坟》关于“道”与“德”的精华辑录，是黄帝书中与《黄帝四经》并驾齐驱的经典文献之一，因而才有西汉初年的黄老连称。西汉初年之所以出现黄老连称，这是因为秦始皇焚书与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后，文献失传使历史事实模糊不清造成的。比对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和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知道，处在秦始皇焚书之前的《竹书纪年》，对远古历史的描述是清晰的，并能与青铜器铭文等地下出土材料相验证。而《史记》却存在着不少错误，司马迁无缘目睹《竹书纪年》这类被秦火焚毁的战国史书，其所依据的是《国语》、《战国策》之类的先秦文献。
参与编篡《道德经》的史官，肯定不只老聃一人，而是历代史官的共同成果。司马迁对孔子讲得历历在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对老子却不知所云，搞不清楚老子究竟是谁？也搞不清楚老子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史实，只是一种道听途说的猜测。司马迁对黄帝的事迹都讲得很明白，而对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却如此糊涂，这是不合史家常理的。这只能说明，老子虽只是史官之一，但在西汉已成了众史官的一个象征，把多个史官合编而成为一个老子。
在先秦诸子那里，老聃从未有过两汉魏晋那样的地位。庄子甚至把老聃排在关尹之后，其地位可想而知。如果《道德经》真如西汉所言是老聃的独家著作，不可能不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韩非子》之《解老》《喻老》并不是韩非之作，而是韩非后学的作品，韩非倾向的是黄帝书中的刑名法术之学，而不是黄帝书中的道德之学，这与《道德经》的思想倾向是截然不同的。《解老》和《喻老》编入《韩非子》一书中，很可能与秦始皇焚书有关系，秦始皇推崇法家学术，《解老》和《喻老》编入《韩非子》一书之中，可以起到合法地保存《道德经》的作用。
两汉魏晋对老子的推崇，与先秦的历史事实是不符的。《道德经》绝不是老子的独创，而是黄帝书的组成部分，是《三坟》的精华。后人把《道德经》归属于老子，明显地侵犯了轩辕黄帝的知识产权，这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莫大的不敬。希望所有的炎黄子孙，明白《道德经》一书的真相，不要盲目地推崇老子，而把《道德经》真正的原始作者轩辕黄帝晾在一边。随着地下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道德经》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终止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的无休无止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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