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临之以庄
盖圣人之作，维传天地至道也，是以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其《诗》《书》之辑也，首在正心；《春秋》之作也，旨在淑世。尝云《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诚心正意之原也。是以上溯三代，慕古圣之高风；中师明哲，崇当世之美行。授六艺，立四维；因贤哲而垂惠，藉礼乐以化人。
文章者，传圣贤心法之妙道也；辞赋者，铺城邑物事之采色也。当远古之际，歌之将作也，藉舞蹈以娱神；诗之初发也，因祝蓍以成礼。于是蜡辞出乎祗敬，害毒偕隐；成汤祷于桑林，澍雨斯布。此诚出乎庄敬之心，而发诸真妙之具也。
《淮南子》载：昔者仓颉之作书也，天雨粟，鬼夜哭。若非能传天地造化之具，能如是乎？是以古之作者，今之谨信，常礼拜而行文，沐手而誊写。《系辞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班孟坚云：赋者，古诗之流也。然则作赋者，敢不临几而敛容，执笔而竦慎与？
相如曾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则制赋之要，维在一心也。是以作赋之时，心气宜和平，志意宜纯粹，仪态务恭谨，几案务净洁。夫如是，则德性坚定而事理自然通达也。
夫子云：不敬何以别之。有子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此即修身敬老向学之道，然制赋君子，宜深思也。
或云，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余以为信然，其并行而实不悖也。革其物欲，亦自然之道也。人之情，若不以礼节之，恐失位而为禽兽也。人所以有别于禽兽者，盖能格物致知，有礼义廉耻之心也。文章当以抒性灵为辅，以传妙道为主，则佳致天成，而人心向善，自然干戈不起，民心乐治。倘纵其物欲，则道心佚，道心佚，则礼义失，礼义失，则变乱生，变乱生乎肘腋，则恐求生而不得矣。尝试言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睹象箸而生悲，微子垂涕；临危台而惊惧，魏侯收心。至于秦之族灭，隋之隳颓，皆以失天道民心故也，有为者能不深思而戒己与？其一旦失之，己之身死且不论，即父子夫妻亦不能保全矣。俗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人何谓也，能上体天心，下安民心者也。予以为文章亦有善文与不善之别，能树人去私之心者，即善文也，能发其益世之心者，即善文也，能传自然之大道者，即善文也。《诗》歌夙夜在公，《书》颂明德惟馨，《传》云纳民轨物，《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皆此类也。以辞赋言之，汉赋之能劝百而讽一，其非美事乎？长卿《上林》赋终奏雅，枚叔《七发》发人志意，班、贾之系念家国，张、左之铺陈物美，至于中郎、茂先之属，子桓、子建之伦，铺秀摛锦而并体人心，亦其流亚也。
用事，即用典也。典者，则故实也。其辞简而意丰，文庄而理富。若以文辞论之，假之以事，则不徒有古雅之意，亦增其绘事之美。或云屈贾之铺辞，始广声貌；班张之制作，具足规模。昔郑庄之赋大隧，传诗经之简古；荀卿之绘云蚕，别自然之情实矣。屈、宋逸步，摄山川风物之神；长卿、子云，极城郭郡县之美。述往事以寄忧思，二京三都之潜衷；陈神话以颂胜迹，甘泉灵光之远旨。其事绵邈，而其高情美致，何曾远人。
予以为：辞采不足以感人，格致不足以淑世，此为文者之失也。余读古诗章凡百十卷已，能感发志意者，莫若诗也。辞赋为诗之别体，具诗之妙用，则用事之法，故不可不明辨也。俗云隋珠和璧，珠羽以饰之，嘉木以函之，允称兼美。温润君子，服经典以养其心，藉章冕而美其态，则尽其善也。
故善用事者，得举其一而反其三之用；善为赋者，蕴陈其事而增其华之理。是以梵呗之清唱，新曹、王之耳目；玄辩之清谈，融王、谢之鉴识。一死生，齐彭殇，兰序所以久远；引玄兔，脱木叶，月赋所以动人。至于陈思之谱梵呗，仲宣之赋登楼，辞章清哀而感神，妙理通脱而畅雅。
约而言之，无用事难足以称辞赋，制辞赋未可以废用事也。然则出古质之韵，呈辞章之美，敷自然之理，非用事而谁何？
昔览闻韶之谈，常心往而神驰；侧识绕梁之事，每废卷以长叹。故知音声之移情也如是。《书》有使夔典乐，以教胄子之谕；《传》有季札适周，闻乐观止之叹，则声乐之化人也如是。乐之动人，非情采而谁何？情之感人，惟音声之妙蕴也。是以师襄鼓琴，闻声而得文王之旨；《幽兰》独操，辨音而通夫子之趣。
《文心雕龙》云：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老聃尝云：音声相和。音声能和，则情采自具。夫如是，音声之化人，未输于文章者也。原夫赋之体格，其出入诗骚，融汇万物。其摹物能尽其形态，其抒情能叙其婉转。当是时也，形意之文臻于妙趣，清朗之韵著其先鞭，而文章之体制亦称极也。
或曰：文之作也，皆有形意，及其诵也，自出音声。而赋独以此名，何哉？余对曰：固如是也。然赋之所谓声者，非时俗之所谓也。前人论汉赋曰，劝百讽一。夫能劝，非劲迈清发之声，何足以起其志意；夫能讽，非温柔敦厚之音，何足以通其郁积。则赋之音声，清迈蕴藉为上也，端方雍和为上也。故诵《上林》之篇，则有凌云之想；讽《七发》之作，遽兴澄守之意。余论曰：赋之制也，首要心正而意诚，心正则调雅，意诚则文则。
列子云：昔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兮若流水。扬子云：书，心画也；言，心声也。乐之于赋，岂有异哉？
余强曰知之也。非声采不足以状其深致，非音韵何足以通其妙旨。善为赋者，宜细辨之也。
蔡中郎《月令章句》云：截竹为管谓之律。乃知律者，竹制校乐之具也。古以管之长短以定音，自低音起，奇者为律，偶者为吕，五音十二律，盖声律之泛称也。律者，《说文》云：均布也。《尔雅》释：律法也。诗文之作也有法，然则制赋岂无法乎？
余近读诗，好咏之以土音，其斩截之势，吞吐之气，顾盼无人。然尤喜近体诗之沉着流转。予初习诗也，每不以格律为意，好大言，多绮语，或哂之曰：观之可也，诵之非也。如自悼非所宜，静思此日好。如丹霞生石径，青萝着我衣。多此类也。诗之失律也如是，赋之失律宁不同此？
赋之兴也有年已，其出入诗骚，一变而为骚赋、为文赋，再变为骈赋、至唐宋则律赋兴也。前汉之赋余不敢言，斯为其如华之初发，而流之始氾者也。然则《楚辞》之句，见诸帛锦，而出乎唇吻。抑扬爽朗之间，藉舞蹈而流转，依声乐以浏亮。此又一例也。沈隐侯首唱四声，刘彦和继陈叠韵，故知律之动人，不徒随诗之萌兴，亦文之趣向也。近择《文心》而诵之，乃知音声婉转之妙，实出乎平仄错落之美。
庾子山之赋《枯树》，亦哀畅清贞之至也，及其《哀江南》，则骨气振荡之极也。此初则心志之发动，而继以律吕之激扬也。譬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
余昔尝试诵之，精移神动，私心潜转。于是有感焉：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然则不逾矩者，其非为文之规与？其非制辞之矩与？吾知矩之于人，是人之所成立也；则律之于赋，非赋之所振起者乎？前贤有求放心，余谓律亦然，是收其散漫之心也。余非真能解律者，然不敢不言，冀见教于知者。
钟记室品诗，尝云天然凑泊之妙；严沧浪论辞，亦推意境独出之美。所谓文章之高下，非惟辞藻之丰，亦在涵容之趣。前贤诵诗三百，必称思无邪，以其品格之超绝也。至于汉魏，流风所被，婉转抒情者，不乏其人。是以茂陵之赋《秋风》，辞约而旨远；苏李之别《河桥》，情长而调雅。及《十九首》之制也，其超迈之形，混涵之气，不徒俯视宋明，直欲高跨前汉也。赋者，古诗之流也。诗之有品，繄赋独无？前贤论之，多有佳识。劝百讽一，为前人论汉赋之通议，然何伤其汪洋浩瀚之美，以品流评之，予以为如春气之骤发，亦如夏雨之澎霈，其铺陈之劲，抟构之状，自有临风高咏而睥昵四海之概。至若贾傅之伤悼之赋，其宜曰思深哉，长卿之夺气之辞，其宜曰洋洋乎。孟坚《两都》，以宏上德之光，平子《二京》，有戒骄奢之用。若以事功言之，是能载明时之盛德，而传神州之风物者也。若以品流称之，是能继古诗之遗绪，而能开隔代之觉路者也。赋之有品，亦作者之有品也。赋之有节，亦辞家之有仪也。赋而无品，损其本真，人而无仪，自遗其咎。是以有勇者觉悟，智者洗心，老而悔其薄行，晚而焚其旧作。自性本真之体，不可流连花丛，声形绝美之器，岂能载盛下里，又况非礼非善之物哉。然则赋之佳者有诸？曰请尝试言之，自汉魏以降，品类实繁。王文考之制《灵光》，传邹鲁气韵；谢希逸之歌《月赋》，转太康风流；王子安之序《滕阁》，抒用世情怀；杜樊川之赋《阿房》，融规谏之思；至于蔡伯喈之赋《青衣》，曹子建之咏《洛神》，盖品之丰逸者也；王仲宣之《登楼》，阮嗣宗之《清思》，盖赋品之清摇者也；谢惠连之作《雪赋》，孙兴公之制《天台》，盖赋品之隽秀者也；欧阳子之咏《秋声》，苏学士之赋《赤壁》，盖品之超旷者也。凡有品者，其趣自高，品既佳者，斯文都美。凡斯种种，不可胜数也。
《文心雕龙·诠赋》云：“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诚哉斯言。钟记室《诗品》论陈王曰：“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其言体被文质，是所谓文质不可偏废也。
然赋之为物，固铺采雕绘之作也，过则有“繁类成艳”之讥。是以屈子之作《离骚》，实维兴存；平子之赋《二京》，戒乎节俭；齐彭殇，一死生，惧流光之弃人，故右军之序兰亭也；辨真伪、明出处，悲士风之不永，詹事之移北山也；至于昭明之序《文选》，樊川之咏《阿房》，其文采之殆难可追，而明德劝谏之心隐然乎在矣。
《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夫子论人之言也，然之于文章，亦无外乎是。予以为，辞赋之初构也，颇类木之初萌也。则赋旨譬如根本也，采辞譬之枝叶也。吾未见根不固而枝繁者，亦未见枝纤而果敷者也。而制赋尤甚乎是，岂不闻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杜工部《丹青引》云：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其理一也。
或曰：情之佳处，亦能动人，即无有质，有何伤焉？乃从容对曰：情之动人，如风行水上，物之感人，亦有动于衷耳。是以杨柳纷披，心志萌摇；繁英委地，风人叹惋。然此有动于衷者，盖深层之蕴藏也，以此言之，其文之动人与，抑质之动人与？
《文心雕龙》亦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则铺陈物采，辩雕万物之器什，可不重质乎？
《尚书·舜典》载，帝曰：“命汝典乐，以教胄子。”又云“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能教胄子，能舞百兽，则乐之用可知也。夫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又曰：“不学诗，无以言。”则知经典者，其旨归在乎体天地之真心，传圣贤之要道，而功用在乎教化也。
余闻诸君子曰，蝌蚪集乎钟鼎，为纪事功也；文辞著于竹帛，能抒情志也。盖文之用，曰言志载道也。然则制赋之因缘，宁不类于此乎？
乐天尝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文章宜有益于时世也。有退士者尝告余曰：吾往昔作文，有五不为也。一曰应制之作，二曰谀辞陋语，三曰攻讦谤讪，四曰无病呻吟，五曰哗众取宠。余颇然是说也。然不可不明辨之。倘能使人法自然之道，体天地之心，祛邪说歪理，明世道人情，虽强辩若孟子，激扬如元叔，歌哭类贾傅，直切出香山者，斯亦无不可也。
余昔性懦，居常乐温雅之文，如《书》、《传》、《论语》者，每读之，欣欣然若有所得，以为天下文章，盖不外乎是也。然今不敢不自明也。昔者《采蘩》、《采蘋》之歌也，《行苇》、《迥酌》之赋也，是亦昭忠信，而淑时世也。《后汉书·明帝纪》载，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孟子云：“吾岂善辩也哉，不得已也。”赋之作用，亦宜如是观。
夫子曰：“君子不器。”予以为赋亦然，当其有无之间，正自宜有宣导之用也。约而言之，汉赋之冠冕，则《子虚》、《上林》也，然其实与质也，在乎铺物象而戒佚游，崇德义而尚节俭。至于魏晋，则曹、王、嵇、阮并辔，而张、潘、左、陆齐驱也，故能赋物象之风致，体造物之厥美。至唐，律赋大兴焉，然其所倡者，无非美教化、陈治道也；而文赋亦渐萌蘖，亦无外乎讽时世、抒兴亡也。
老聃道夫无为之妙处，庄子曾云无用之大用，则辞赋之用，存乎一心也。所谓一心者，非淑世之心乎？苟能用之，赋之兴也有日也。余静待之。
《诗》有六义，兴其一也。古之作者，寄意山水之间，留心羽翰之上，每触物以起思，好托物而寓情。观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兴寄之妙，于斯见也。
赋者，铺物象以尽其实也；兴者，托物象以抒其情也。则非兴，赋不足以动人；而非赋，兴难可以附丽。西涯作“俟人自得”之论，则知赋之作也，体物之尽处，在乎传要妙之情；得意之间区，本乎品博通之法。中郎之制《青衣》，魏文之赋《玛瑙》，陈思之咏《芙蓉》，江夏之悲《鹦鹉》，司空之赋《鹪鹩》，若此类者，真所谓雅人深致，借物以言情，因象以寄慨也。
余闻诸白雨斋，曰托喻深，树义厚，斯可以言兴也。又曰：“辞之为体，既深厚矣，然喻不可专指，义不可强附。”钝吟老人尝云，“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由是观之，文之佳处，故不独在物象之间也。
予以为今之作者，宜托真心乎辞章，觅真诠于物象，而寄深思于相外也。淳真之心既发，悠远之韵方萌，兴寄之象乃见，辞赋之感人亦由是也。
陈拾遗云：“仆尝遐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乃知青莲布“兴寄深微”之论，晦庵陈“托物兴词”之说，良有以也。
赋之动人，在乎情致，情之动人，在乎物象，物之敷写，在乎真心。兴寄也者，其以贯之者之“一”乎？
曩时余尝之故宫，观乎太和、中和、保和，未曾一日忘也。又观乎“建极绥猷”，则知和之为物，与道之为物也庶几。《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然则文章之化人，亦当如是耶？其移人情处，不独辞藻之美，不惟悠远之致，更在乎雍平温和之教也。
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以其能“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也。魏文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则辞章之作也，能不秉其真而萃其华，严其辩而贯以一乎？《尚书·大禹谟》载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则此之谓一者，其非和乎？《中庸》有语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知制赋之际，其初心也发乎情，制体宜止乎礼也，而化感宜处乎和也。
敷物采，状形色，为赋之用也；育万物，养性识，亦和之至也。余好从诸君子游，盖其为人也，即之也温，待人也和，与语焉则如坐春风，默坐焉则若如对修竹。曩者夫子之传《诗》，荀卿之制《礼》，欧阳子之叙《秋声》，苏子之赋《赤壁》，去之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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