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童年篇之❷乡巴佬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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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晚一点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乡巴佬，是城镇区域居住民对非城镇区域居住民的一种统称。乡巴佬从乡下进城，看到城里的一些事物，都觉得很新鲜，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乡巴佬，通常情况下不带褒义，含有轻视蔑视之意，指笨拙、迟钝又粗俗质朴的乡下人。我是上小学一年级不久，从乡下来到城市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机遇呢？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1957 年 9 月，我开始上小学了。那时的农村小学分为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和完全小学（简称完小），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一般在自己村子里上；五至六年级为完小，一个公社（乡）只有一所，要到其他村子里去上。

那时候，我们的学习条件特别艰苦，没有桌子，用的是盖房子使的“脚踏板”，两边垒两个砖垛，把“脚踏板”往上一摆，就当作课桌了。没有椅子，要从家里自带一个小凳子。

我们用的文具说起来更可怜，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见都没有见过。那时还没有纸和笔，我们用的是石板和石笔。石板是一块薄薄的褐青色石片，比书本大不了多少，两面都能写字，四周镶着一圈淡黄色的木框，木框上边拧着两个“羊角圈”，有的家长给孩子拴上根结实绳子，可以挎在肩上或是套在脖子上。与石板配套的是石笔，石笔是用软石或皂石制成，形状像医院用来裹消毒棉球的竹签，一头粗，一头细。用石笔在石板上面写满字后，随时可以擦掉。有的用羊毛毡板擦，有的用湿布擦，也有一些邋遢的孩子用自己的衣服袖口擦，时间一长，袖口儿乌黑锃亮。

由于小时候经常带我一起玩的大哥哥们都是高年级学生了，是学校少先队的大小队长，所以我刚入学不到一周，他们就发展我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学校不给发红领巾，需要自己想办法。于是，我打听着去村南找李小婷姐姐，准备借她的红领巾用一用，小婷姐的父亲是一位“南下干部”，后来当过广东省工会主席。但是，南下以后，父亲又成了家，家里只剩下娘和她以及两个哥哥一起生活。小婷姐听说我加入了少先队，非常高兴，把自己戴过的红领巾递给我说：“祝贺你成为光荣的少年先锋队队员，这红领巾姐姐作为礼物送给你啦！” 那时，一个村子的学生凑不够一个班，加上学校只有两名老师，因此，实行的是传统的“复式教学”a。即一三年级为一个班，二四年级为一个班。教我们的老师是一名女教师，她的名字叫赵秀色。那时候，赵秀色老师顶多十七八岁，长得端庄秀气，漂亮大方，嘴里镶了一颗金牙，一笑就露了出来，挺好看的。虽然早已不是封建年代，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般大户人家里，像她这样年龄的闺女，还在家里吃闲饭呢。可赵秀色老师从安平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那时候，孩子们上学都比较晚，有些人又发育得比较早，所以个子比赵秀色老师也矮不了多少。要教育这些年龄比自己小不了多少、调皮捣蛋的学生，没有两把刷子，还真玩不转。

记得学校当时有几名男生，是村里出了名的坏小子。有的以打架出名，一天不打上一两场，手心就痒痒。有的以发坏著称，“扒瓜掠枣” 是小事，差不多快够上“四大恶”了：“踹寡妇门，挖绝户坟，吃月子奶，骂哑巴人。”他们在教室里撒尿拉屎，给女孩子的辫子系上白绳子，在人后背上用粉笔画大乌龟等，都闹出格了。记得有个爱打架的小子，外号人称“东霸天”，意思是打遍大半个村子无敌手。不是人家打不过他，而是他骨头硬，任凭怎么打，死活不认输，不掉一滴眼泪。他手特别黑，打架专找人要害部位下手。中国民间早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与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惊人地相似。“东霸天”长大了以后，恶习难改，最后因“故意伤害致死罪”老死监狱里。

要镇得住学生，就必须做得端，行得正，有股子“师道尊严”的气势。赵秀色老师恰恰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尽管她那会儿年轻，学生们在她面前都老实得像一群小羊羔。

1958 年春节刚过，我跟随母亲一起前往湖北汉口，那时姐姐姐夫在那里工作。母亲去了帮助带孩子，我在那里读书。

农村的毛孩子，没有出过门，最多到过县城。这一次来到省会大城市，就好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是新鲜的。那时，从安平县城到深县（现深州市）前磨头坐火车，一路上没有长途汽车，坐的是运营的大马车。那马车套着四匹高头大马，除了驾辕的，还有三匹拉长套的。车上坐的都是去赶火车的，这样气派的马车我也是第一次坐。随着车老板长鞭一甩，发出“嘚儿驾”的指令，那些马儿甩开蹄子，像一阵旋风般向前行进，它们颈上披散的长鬃在风中舞动，它们雄浑的蹄声如密集的鼓点，“嗒嗒嗒”，就像一曲合奏的乐曲。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反正坐得屁股蛋儿疼了，两条腿发麻了，才到达了前磨头火车站。由于我和娘是第一次出门，娘不识字，我年龄太小，出门前就找了一位同行人，是我一位堂叔伯哥哥名叫李三欢，三欢哥当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工作，是回来探家后返回工作岗位的。一路之上幸亏有他帮忙，如果没有他，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买票、如何乘车呢。后来我们几次往返于湖北与河北、城市与乡村，都是热心肠的三欢哥从中帮忙。记忆中，乘火车这件事是匆忙的。那时候虽然年纪小，帮不上什么忙，但心里头却是跟着忙乎的。记得有好几次都是夜里正睡着，然后就被家人叫醒，匆忙地拿上东西，匆忙地跟着家人的脚步，也许是为了赶时间，觉得时刻都有紧迫感。

三欢哥帮忙买好了去汉口的火车票，便带领我们检票进站了。时间不长，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呜呜”的鸣笛声，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接着一条长长的绿色巨龙进站了，只看到了车头，看不到车尾，果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上了火车，觉得每一节车厢就像一间运动着的房子，房子里一排排的座位排列有序，人们都是凭票对号入座。火车开动了，我坐在离窗子较近的位置，可以很方便地看到窗外的景物。那些田地、树木、房屋都随着火车的行进在眼前一晃而过，来不及再看清楚。火车到了石家庄站，三欢哥领着我们下了车，办理了中转乘车手续，亲自把我们送上车，等火车开动了，他才挥手与我们告别。

大概是坐了一天一夜火车，我们终于到达了汉口车站，下了车，随着人流来到出站口。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在脑海里盘旋想象了许久，都没有定格的姐姐姐夫。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模样更高大，更坚定，更亲切。

那时，姐姐姐夫家住在汉口长春街 116 号，至于他们在什么单位工作，我弄不清楚，小孩子也不便打听大人的事情。我在长春街小学读书，在这所小学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记忆中只有上美术课的情景，老师教我们画一本翻开的书，他用笔极其简练，先画三条竖线，就像一个“川”字，然后将竖线的上端和下端分别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本翻开的书本的样子。有一天傍晚下课回家，娘抱着大外甥出去了，家里没有人。我做完作业，觉得很无聊，便学着娘的样子，捅开煤火炉子，淘洗干净了大米，做了一大锅稀饭。晚上姐姐姐夫下班回来，知道是我做的稀饭，一个劲儿地夸奖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学做饭，尽管还不知道做饭时要时不时地搅和锅，做出来的饭有一点儿焦煳味，但是因为受到了表扬，所以那一顿饭吃得特别香甜。

没到汉口之前，就听人们说过“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那时觉得汉口确实很大。因为怕一个人走丢了，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逛过街。记得一个星期天，姐夫对姐姐说：“马上就要离开汉口了，咱们带母亲和弟弟去看看武汉长江大桥吧！”虽然我不懂得姐夫话里的“要离开汉口”是什么意思，但一听说要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心里甭提多高兴啦。

一路上，姐夫对我说，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专家帮助修建的。从1955 年 9 月 1 日开始动工兴建，1957 年 10 月 13 日全部建成通车。它是我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当我们来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张有关大桥的照片，题名非常富有诗意，叫作“长虹卧波”。看上去，武汉长江大桥异常雄伟，上层是公路，下层是铁路，两列火车可以同时对开。桥身共有八个桥墩，每孔跨度一百二十八米，可让万吨巨轮通行无阻。站在桥上眺望四方，大江东去，武汉三镇尽收眼底，感觉十分豪迈。大桥将武汉三镇联成一体，形成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立体交通格局，成为武汉江城的一道壮丽景观。

时间到了 1965 年，我们初中三年级俄语课本中有一篇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课文，记得教我们俄语课的赵振庆老师问：“你们有见过这座雄伟的大桥的吗？”当时我举起手自豪地回答说：“我亲眼见过武汉长江大桥。”赵老师感到愕然不解，他教过多少届学生，还没有一个回答说“见过的”。他让我用俄语给大家叙述一下，由于掌握的词汇量还太少，我只能用汉语与俄语并用的方式，做了一番介绍，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羡慕。

参观过武汉长江大桥没过几天，由于姐夫工作调动，我们开始了搬家迁徙之旅。记得先是由汉口到了沙洋五三农场，这里是湖北省土地面积最大的国营农场，由李先念同志在湖北工作期间亲自破土奠基，于 1952 年开始垦建，1953 年正式命名，原属于湖北省农垦事业管理局。在那里住了大约一两个月，每天吃糙米饭，吃得胃里难受。或许是接到了上级指令，姐夫又带领全家开始迁徙，最后来到一座古老而漂亮的小城沙市，在那里落下了脚。姐夫在荆州地区长江木帆船管理处工作，姐姐在沙市第四中学幼儿园工作。我们居住在解放路 36 号，那是紧挨着大门西侧的一个两间大的房子，中间没有隔断，晚上拉一个大布帘子隔开。

    姐姐姐夫的工作有了着落，开始为我跑学校，我们住的大院后门紧挨着一条街，叫惠公街，那里有一所小学，叫惠公街小学，姐夫嫌这所学校不好，让姐姐找人带我去了解放路第二小学。那时，已过了期末考试，由于我转来转去，一年级的功课落下了不少，特别是汉语拼音，刚入学时学的是老式的，到后来改成了现在这样子的，我学了一星半点，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汉语拼音仍然没有过关。

姐姐通过熟人找到解放路二小的校长，校长给推荐了一位老教师，说让她面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如果行，就跟着这位老师上二年级，如果实在不行，就得留级了。那位老教师叫程文翔，在我童年的目光里，她留着齐耳短发，乌黑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银丝，好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其实，那时程老师年纪并不老，最多也就三十岁的样子。她看上去很慈祥，说话也特别和气。程文翔老师听了姐姐的介绍，挺喜欢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她拿过来一本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指着第一课说：“你读一段，让我听一听。”我接过课本，大声地朗诵起来： “记得去年今天，妈妈送我上学……”这篇课文生字不多，其中“记” 字就是一个，因为我老家有一位小伙伴名叫李纪庚，我就来了个“秀才念半边”，结果让我给蒙对了。听到我略带普通话的童声，程文翔老师很高兴，没有等我读完，就说：“很好，等开学时来我这个班吧！” 就这样，我没有学完一年级的课程，也没有经过期末考试，就顺利升入了二年级。程文翔老师是我最尊重的小学老师，在我填报的各种履历表中，小学阶段的老师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写上程老师的大名。

后来，听人说程文翔老师家庭出身不好，好像是资本家，她和爱人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男孩，那男孩随程老师爱人的姓氏，复姓欧阳，后来成为武汉大学一位知名的教授。不知道在后来的“文革”时期程文翔老师受到的冲击大不大。

对于我这个乡巴佬，程文翔老师不仅不嫌弃，反而处处关心爱护我，每次语文课朗读课文，她多半会叫我来领读，她喜欢听我那不是标准普通话的河北口音，学校组织诗歌朗诵比赛，程文翔老师都会推荐我去参加，而且每次我都能够拿回一张奖状来。

我的后排桌同学，是一位长着大龅牙的男生，别看样子怪难看，却专门喜欢捉弄人。冬天来了，他见我穿了一双娘给做的棉鞋，土拉吧唧的，就阴阳怪气地问我：“你穿的这叫么子鞋沙？”我如实地告诉他：“我们老家叫翁鞋。”“翁鞋，那不是叫老头鞋吗？”他嬉笑着，转身对同学们说：“快来看哪，这个乡巴佬穿了一双老头鞋沙。”同学们听了，也都跟着笑了起来，正在我尴尬地下不来台时，程老师来了，了解了情况以后，把“大龅牙”狠狠地训了一通。从此，再也没有人瞧不起我这个乡巴佬了。

童年时期，是学习语言最快的时期，不到一周，我就学会了湖北话。一个学期过去了，我完全适应了城市的一切，虽然，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

（作者系河北省立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经贸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社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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