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小说创作之路◆青年篇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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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晚一点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我从小就喜欢写点儿东西，这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说起来似乎有点儿夸张，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写信了，那时候，刚离开老家到湖北沙市上学，经常想念打小就带自己玩耍的堂兄李晓卷哥，于是就通过写信来表达思念之情。我二外甥的名字是我给起的，那年我刚九岁，知道挨着大外甥华军的“华”字往下排，而且我看过《水浒传》，知道里边有个射箭的英雄“小李广花荣”，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只改了中间一个花字，叫他华荣。我的“创意”，得到了姐姐姐夫的认可。这些童年往事，全都是实打实的。按照我的切身体会，写作能力绝对没有遗传基因，因为我的爹娘都是文盲，我娘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之外，大字不识；我爹从 1938 年起，当了八年八路军，在贺龙元帅麾下的 120 师 358 旅，在八年时间里，爹在部队里学认了许多字，自己能够 “忽着耪着”看一些评书之类的书籍，如《三侠五义》《薛刚反唐》《薛仁贵征西》等。

有时我自己瞎琢磨，为什么别人都说“老师怕出题儿，学生怕作文”，可我偏偏喜欢作文呢？而且恨不得把语文课都改成作文课才好哩。其实，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从小爱看“小人书”（连环画），差不多每个集日，都要让爹给买几本，在同村同龄的小朋友中，我是最“富有” 的；二是跟着姐姐、姐夫在城市上小学，比农村的孩子经得多，见识广，特别是他们从单位借了书回家，我都会跟着看，像《一千零一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些中外大部头名著，我在小学期间就看过了。看得多了，记住的也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长了，肚子里便有了文化积淀。平时我热爱生活，见到什么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人和事，就学习着用文字表述出来。

说起来很幸运，我小学的班主任程文翔、完小的班主任李鹏拴、中学的班主任张根生，都是教语文课的老师。是他们发现和挖掘了我的这一特长和潜质，并认真地加以培养和指引，从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968 年初中毕业回村后，我参加了公社通讯（报道）组，在协助员马小山大哥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写作新闻稿件，随着文章被县广播站，特别是《衡水日报》采用，更加激发了写作热情，并开始练习写作故事、小说。我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新苗》，内容是反映农村赤脚医生在风雨中锻炼成长的故事，小说的原型一个是我堂兄李小栓，一个是西两洼村的张印琪。我的这篇处女作，居然一炮打响，刊登在安平县文化馆创办的《安平文艺》上，虽然是油印的册子，不是正式期刊，但对我的创作欲望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我也因此在县文化馆“挂上了号”。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十周年，衡水地区文联发出通知，准备召开一次全区文艺创作会（简称“文创会”）。

1963 年 11 月 17 日，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中国水患并非海河独有，但毛主席特别关注海河的水灾。1954 年淮河大水，毛主席的题词是：“一定要治理淮河。”1958 年黄河大水，毛主席的题词是：“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唯独对海河，毛主席用的是“根治”二字，足见他对海河水患的重视。在“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的号召推动下，河北省从 1965 年起，每年冬、春两季组织几十万民工进行海河工程会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根治海河运动。

从 1965 年开始，到 1980 年结束，根治海河运动历经 16 个春秋，是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流域人民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历史。

县文化馆接到地区举办“文创会”的通知以后，召开了全县文艺骨干动员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要围绕毛主席的题词，写出好的作品，迎接地区“文创会”召开。会议还提出，对重点作者，必要时可以集中到县里来，为其提供良好的写作和修改环境。县里的动员会结束后，我心情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写出一篇有分量拿得出手的作品来。那些日子，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脑天天沉浸在作品的想象与构思之中。可惜我没有到过海河工地，不了解其中据说是规模宏大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对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也没有接触。一句话，没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甚至连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要写出好的作品来，岂不是脱离实际？岂不是痴心妄想？我越想越泄气，越想越悲观失望，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正当我进退维谷之时，很偶然的一次与熟人的谈话使我突然找到了些许灵感。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创作有时是需要一些灵感的，创作灵感是一种普遍现象，凡属从事并喜爱文学艺术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经历。”例如，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当年写《思念》歌词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只蝴蝶飞进室内盘旋而引发灵感，从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歌词，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创作灵感”是一种随机的心理活动，常常是求之不得却又不请自来，似有玄机奥妙而又扑朔迷离。

那是一个“二七”两洼集（即每逢农历二日或七日为集日），我到村里下通知回来，从集上路过，见西两洼村一个叫鹞子的在摆摊理发。鹞子大名叫张景耀，人们叫惯了他的小名，大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鹞子家弟兄姊妹多，日子过得紧巴，他三十大几岁了，还是孤身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

那会儿快散集了，没有顾客，鹞子看见我便问：“进章，你干什么去了？”我说：“刚到村里下完通知，公社下午要开会。”他说：“下通知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嘛，何必派你们跑腿呢？”我说：“有的村电话打不通，可不就罚我们跑腿呗！”说完，我问他：“鹞子哥，你今年秋季还去海河工地吗？”他苦笑着说：“说实话，我是真不打算去了，可是几百号人都等着我一个人给理发呢，不去还真不行哩。”听完他说的一番话，我突然灵机一动：“是啊，世上三百六十行，哪一行离得开理发的呢？这海河工地上，有多少理发师在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他们的付出，不也是在为根治海河贡献力量吗？这么好的题材，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见我愣愣地不说话，鹞子问道：“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说：“你猜对了，我还真有心事，需要你帮忙哩！”于是，我把自己想写一篇有关根治海河的文章，内容就是表现理发师的事和盘托出。鹞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一个谁也瞧不起的穷剃头的，有什么好写的？我劝你还是跟我到海河工地去看一看，写一写那些‘大车王’、‘猛张飞’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呢！”我说：“你说的这些个人，确实值得歌颂，但是，他英雄好汉不也要在你手底下低头服输吗？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你才是真正的平民英雄呢！”或许是第一次听人夸赞自己，鹞子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你尽管说，哥哥我二话没有。”我说：“我太需要你帮助了，这样，今天我还有事，赶明儿我到你家去，咱哥俩来个‘二两棉花四张弓——细谈（弹）’。”

第二天，我带着自己想好的问题，来到鹞子家里，请他结合自己的实际，仔细地说一说，刚开始学习理发曾遇到哪些困难，如何练习刀法（刮脸）、剪法，如何练习腕力，如何不断提高技艺等等。谈起这些自己本行的事，鹞子哥了然入怀，话语连绵不断，说到兴起，还不时透露出一些诸如本行的清规戒律、独门秘籍、逸闻趣事等，听得我如醉如痴。正应了那句俗话：“欲知心腹事，需听背后言。”

回到公社，我根据从鹞子那里得来的大量的详实的信息，经过构思，决定以鹞子为“原型”，写一篇反映海河工地理发师的短篇小说。为了不落俗套，突出主人公一心向往海河工地的急切心情，我把小说的主要人物定位于一个不符合上工地条件，但对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 的题词怀有深厚感情、有着切身感受、“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这样，我把小说的题目确定为《老学徒》。描写地处海河流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近半百的老贫农，过去受尽了“害河”引发的洪水干旱沥涝之苦，几次面临倾家荡产，“两世为人”a 的境地。因而他感恩新社会，感恩共产党毛主席，坚决响应毛主席题词的号召，要求上海河工地，但因为“超龄”，没被批准。后来听说海河工地上急需理发师，便下定决心，打破“人过四十不学艺”的传统观念，从“学徒”开始，苦学苦练理发技术，终于如愿以偿，跟随治河大军来到第一线。

为了增加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我在小说里精心描写了主人公为练推头，“他一手拿推子，一手举一块碎玻璃片（镜子被老伴藏了起来），仔细并笨拙地给自己推头。那块被当成镜子的玻璃片好像毫无用处，因为他不断被推子夹住了头发，痛得龇牙咧嘴，痛苦不堪，最后把自己的头推成了‘葫芦瓢’”；为了练刮脸，“他一有空就拿着剃刀在筷子和木棍上来回练手劲儿”；为了练腕力，“他用剃头刀在尚未成熟的青涩的瓢葫芦上，一刀一刀仔细地刮着上边的绒毛，直到把家里满架葫芦摘了个精光”；为了练习剪子工，“他把家里的大公鸡、老母鸡一只一只地都给剪成了‘棉花籽鸡’b”。这些行为举动引起了老伴强烈的不满和抵触，因此老两口从拌嘴、动手，发展到老伴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为了缓和矛盾，他套上毛驴车，连哄带劝，像接“新娘子”一样把老伴接回来。当老伴了解了其中的隐情之后，由“反对者”变为坚定的“支持者”。

以上所述，自然是作为“半成品”来描绘的，从最初的版本到形成较为成熟的作品，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个中艰辛，不必细述。

由于我的作品选择的角度与众不同，形式新颖，内容较为活泼生动，被县文化馆选中了，把我临时抽调到县里集中修改完善，在将近一个月的脱产改稿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位我文学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一位是吕振侠老师，一位是王敬学老师。呂振俠老师祖籍山东，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因赶上“文大革命”，他与爱人一起被分到了安平县。他在县文化馆工作，爱人在一所小学教学。

吕振侠老师三十挂零，长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身条，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鼻如悬胆，口似角弓，一看就是个百里挑一的帅小伙。吕老师既有山东大汉的直率大度、慷慨仗义，也有南方人的细腻、灵动。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如刊登在《河北文学》上的小说《紫燕》《千里金堤》等。其作品的艺术风格与著名作家孙犁颇为相近。有一年，孙犁先生回老家探亲的消息被我和吕振侠老师私下里得知了，但当我们准备动身前往拜访时，孙犁先生已然悄悄地离开了，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即使如此，吕振侠老师仍被许多名家归入到了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派”。在集中修改稿子期间，吕振侠老师放下他手中刚刚写了一半的小说稿，一对一地单独对我进行辅导，从小说的谋篇布局，到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可以说，吕振侠老师是我文艺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位领路人。由于吕振侠老师才华出众，他先是被调到地区宣传部，不久又被省委宣传部要走。1978 年至 1982 年，我读大学期间，吕振侠老师在省委宣传部负责主编《共产党员》杂志，我写的几篇文章吕振侠老师都给刊登了。后来，吕振侠老师被安排到省广播电视厅，担任了副厅长，河北省比较有名的电影，如《少年毛泽东》等，制片人都是吕振侠老师。

王敬学老师是本县城东王胡林村人，学历不高，但却是个绝顶聪明、勤奋好学、自学成才的“人尖子”。

王敬学老师那时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略微有点胖，白白净净的面庞，眉高而秀，目光清澈有神，鼻正口方，面上常有笑容。王敬学老师为人宽容厚道，襟怀坦荡，性情直率，言语不苟，尤其是注重对年轻人的奖掖提携。

王敬学老师是县评剧团的编剧，评剧团的台柱子、红遍四方的著名花旦演员筱芙蓉是王敬学老师的爱人。那时，王敬学老师工作繁忙，经常率剧团下乡演出。我在县文化馆待了近一个月，居然连王敬学老师的面也没有见过。为了倾听王敬学老师的意见，请他对我的小说进行指教，我先打电话给同样在王胡林公社当协助员的中学同学刘广西，让他留意王敬学老师何时在家，我好前去拜访。广西与王敬学老师是一个村子的，提供的消息准确无误。记得那天是腊月三十，刘广西来电话说：“进章你赶紧过来吧，王老师在家呢！”我接了电话，当时也没有多想，就骑上车子出来了，走到半路，心里犯开了嘀咕：今天都什么日子啦，还来打扰人家，实在不合适。可既然来了，就不能再回去了。再说，到了正月里，王敬学老师他们剧团又该忙活了，听说他也在为参加地区“文创会”在修改剧本《心向海河》，到时他更不得空闲了。于是，我打定主意，既然来了，就不能够“空手而回”。我先打听着找到刘广西，然后由广西带着来到王敬学老师家。一进院子，我的心怦怦直跳，王敬学老师是全地区大名鼎鼎的编剧，我是个无名小辈，人家会看得上我的作品吗？会真心实意地指导我吗？见到王敬学老师，他人非常随和，寒暄几句之后，王敬学老师满脸堆笑地说： “想不到你这么年轻，看了你写的小说《新苗》，文字精练，成熟老到，我还以为是个中年作者哩！你酷爱文学的事，我早就听人说了，白天跑外线，晚上守着电话分机写小说，天天熬到深夜，太不容易啦！你写了小说《新苗》，其实叫我看，你本人就是文艺界一颗崭露头角的新苗啊！”说着，招呼我和广西坐下。又说了几句话，我从书包里掏出我写的小说《老学徒》稿子，毕恭毕敬地递给王敬学老师说：“这是我为‘文创会’写的稿子，请王老师看后多多指教。”王敬学老师接过稿子说：“你的小说稿我先留下，等我认真看几遍之后，咱再交换意见，你看如何？”我知道，王敬学老师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不会匆匆看一下文章，就忙不迭地发表意见，这正是他为人可敬之处，同时也体现了对年轻作者的尊重。我连忙说：“谢谢王老师，大过年的还给您添乱，真是过意不去！”王敬学老师笑笑说：“跟我你不要客气，你这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文化馆的工作嘛！”客气了几句，我和刘广西与王敬学老师道别，王敬学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那天中午，我是在刘广西家吃的饭，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年三十在别人家里吃饭。过了正月初十，王敬学老师给我打电话，约我到县文化馆他的办公室，详详细细地谈了他的读后感，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其中，我前文述及的刮葫芦瓢练腕力，就是采纳的王敬学老师给出的点子。

在两位名师指导下，我的小说顺利入围了，这也是全县唯一的一篇入围的业余作者的作品。1973 年 10 月，地区“文创会”马上要召开了，安平县只有三位作者的作品被选中参会，分别是王敬学老师、吕振侠老师和我。就在我准备动身的关键时刻，我家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头天晚上，我和爱人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孩子这几天有点儿发烧、咳嗽，医生说是要出疹子。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推起自行车要走时，却发现车子被锁上了。锁车子的不是旁人，就是我爱人。她为什么要把自行车给锁了呢？她自有她的道理，孩子正要出疹子，万一发不出来，出点儿意外，她心里没底，愿意叫我等孩子出了疹子后再走。我说：“会议都是提前定好了的，必须如期参加，时间耽误不得啊！”我爱人脾气犟，怎么劝都听不进去，我们两个就在院子里争吵了起来。这时，前文提到的“大徐” 大娘家的大女儿小国姐来了，后边跟着她家三闺女。我们两家原本是前后邻居，隔着一道围墙，前些天下大雨，墙头倒了还没有顾上垒呢，所以一跨步就过来了。小国姐开始还帮着劝我爱人，但她家那个三闺女人还小哩，不太懂得大人之间的事，见她姨（我爱人）哭哭啼啼的，以为我欺负她了，就帮腔冲我吵嚷起来，我一时心急，训了她几句。小国姐是有名的“护犊子”，听我呵斥她闺女，转而冲我来了。气头上，有什么好话呢，结果我把小国姐给得罪了。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平时嗓子里连呼哧带喘，这次一着急上火，气得病又犯了。等开完会回来，我亲自登门向小国姐赔礼道了歉，两家又和好如初。那个曾被我训斥的她家三闺女，后来也成了我当村民办教师时的学生。

妻子与女儿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小国姐的弟弟道明哥来了，他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把我爱人狠狠地训了一通：“孩子出疹子，就是两三天的事，可耽误了开会，是要后悔一辈子的。听人说全县就选上进章一个人，这不是很光彩的事嘛，你光彩，我光彩，全公社的人都光彩，快点儿让他去吧！”一边说着，一边掰开我爱人的手，把车钥匙给夺了过来，随手递给我说：“你赶紧开会去吧，家里的事别惦记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能不惦记着吗？到了县城，吕振侠老师见我脸色不对，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把家里的事原原本本地向他述说了一遍。到开会的第二天，吕振侠老师悄悄告诉我：“你安心开会吧，家里一切都很好，孩子的疹子已经出来了。”原来，吕振侠老师将我的事向文化馆领导作了汇报，文化馆领导专门派人到我家跑了一趟。由此可以看出，吕振侠老师是一个对下属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的人。

那次“文创会”，是衡水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领导高度重视，还邀请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地区文联主席李清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分组进行了交流，我记得很清楚，现任省政协副主席的郭华也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当时是武邑县苏正公社的通讯报道协助员。忘记是哪一年了，我陪同省人大领导到沧州市进行立法调研，那时郭华已是沧州市委书记，晚饭时，他到我们这一桌来敬酒，我瞅了个机会对他说：“郭书记，我跟你同学段明轩是一个村子的。”他张嘴就来：“那你是南两洼村的。”我又说：“你还记得那年咱们一起参加地区‘文创会’吗？”他想也没想，随口就说：“记得，会是在前磨头开的，那年我刚刚十七岁。”就这么简单的对话，我发现，凡是当领导干部的记忆力都特别好，这或许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吧！

那次“文创会”，据说衡水地区已经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协商好了，要为衡水地区出一本《纪念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十周年小说集》，通过层层筛选，选出了二十几篇文艺作品，吕振侠老师和我的小说都被选中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陡然搁浅了。王敬学老师的剧本因与邢台一个叫孟欣的作者的剧情不谋而合，经衡水与邢台两地文联牵头，由两名剧作家联袂，为全省人民奉献出了一台评剧精品。

虽然我煞费苦心、历尽艰辛创作的小说没有能够面世，感到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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