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入党，十年之盼★青年篇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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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晚一点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马达点评

明规矩取代潜规则，

青年党员有获得。

大风大浪练本领，

爱岗敬业勇开拓。

公平竟争平台好，

争做尖兵展百舸。

茁壮成长逢盛世，

火热青春报祖国。

从 1975 年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到 198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整整等待了十年时间。参加工作比较早，入党却比较晚，这并不说明我入党决心不坚定，入党动机不纯洁，更不表明我工作学习不努力。恰恰相反，我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很到位。在这十年期间，我曾经获得过先进生产者（1975 年）、衡水地区先进教师（1977 年）等荣誉称号。我迟迟没有入党的原因，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受入党指标限制。

1970 年至 1976 年，我在公社当协助员期间，整个公社大院就发展了一名党员，就是我在公社分机时的同事靳桂平。当时，公社党委副书记赵彦宗还给我做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不要计较此事。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桂平姐早就应该入党了。她比我到公社要早许多年，又是正式工，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我无论从哪方面都没有办法与她相比。何况，我才二十多岁，有的是机会。记得桂平姐入党之后，还没有过半年，我入党的机会就来了，但是渴望入党的我，却主动把机会放弃了。因为，当时发展我入党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必须回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样的附加条件被我拒绝了，让一次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机会轻易地在眼前溜走了……

1978 年至 1982 年，我在读大学期间，四年当中，我们年级106名同学，只发展了一名同学入党，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刘兆，据说当时规定的在大学中发展党员的比例仅为1%。因此，同学们对此都也抱任何希望。都一门心思地发奋读书学习，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入党问题，所以当时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学很少。到了 1986 年，我当了系副主任后才了解到，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比例仅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且是在大学生强烈要求下，上级党组织几次提高了发展比例之后，才达到这个标准的。

严格党员条件，确保党员质量，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入党人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适当的缩小发展比例，就会把一些优秀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挡在党的大门之外，推到民主党派，甚至宗教界人士一边。我个人认为，这种规定发展比例的做法过于机械，对于优秀青年的茁壮成长、对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是弊大于利的。

1982 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后，系主任任立钧有一次对我说：“进章，我记得你入学后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好像交给我了，怎么现在找不见了呢？”我故意开玩笑说：“是啊，我从入学到现在前后写了两份呢，都交给你了。你丢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害得我这么多年都入不了党，这个精神损失可太大了！”听了我的话，任立钧主任更加信以为真了，喃喃地说道：“糟糕，真是糟糕。不行这样吧，你再重新写一份，把时间往前提一提。”我说：“那可不行，你这不是鼓励我弄虚作假吗？” 任立钧主任越发着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难不成让我老头子写检查吗？”见他如此认真，我嘻嘻地笑着说：“主任，跟你说实话吧，入党申请书我以前是写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写过，可是自打上大学之后到现在，我一份也没有写过，你怎么会找得到呢？”任立钧主任这才松了一口气，说：“你这么老实的一个孩子，怎么也学会开玩笑了，看急得我都出了一身汗哩。这样吧，你抓紧写一份，准备接受组织考验。”在任立钧主任的支持和鼓励下，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里，我深情地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由朴素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表达了自己渴望加入共产党的迫切心情；如实汇报了自己在政治、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情况；表明了今后自己的努力方向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从现在来看，这份当年所写的申请书的格式，还是很符合现在的统一要求的。

记得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后，大概过去了有两个月的时间，系党总支很快就确定由史珈、张一农两位老教师作为我的培养人，也是我后来的入党介绍人。

史珈老师原籍重庆市，姐弟二人，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史珈老师随母姓，姓史；其弟随父姓，姓徐。姐弟二人都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其弟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后调到司法部任律师司司长。

史珈老师是“文革”前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长期在新疆阿克苏从事基层司法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83 年后，她和爱人刘以煜老师一起调来河北财经学院工作。刘以煜老师分在教务处，她到了我们贸经系。

史珈老师那时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偏胖，乌黑的头发，红润的脸庞，弯弯的柳叶眉，长长的睫毛，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脱俗之态。看得出，她年轻时是一个楚楚动人漂亮大方的女性。史珈老师性情直率，办事公道正派，雷厉风行，颇具男子汉一般的豪爽之气、泼辣之风。她说话办事喜欢“城门洞里扛竹竿——直来直去”。她走路的速度很快，就像卷起来一阵风。她说话的频率很快，就像机关枪似的突突突，学生有时听她讲课，反映课堂笔记跟不上。

史珈老师是工商教研室主任，她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对年轻老师既热情指导，又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年轻人，闲暇时把我们叫到自己家里，她亲自下厨，做拿手的新疆“手抓饭”、“拉条子”，那颇具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饭食，味道醇正，吃起来口齿流香，让人难以忘怀。

史珈老师善于交际，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场面上的人。1988 年，我系为全省工商局系统举办职称培训班，就是她积极联系争取来的。

史珈老师平时对我各方面都非常关心，除了经常找我谈心，指出努力方向外，还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她知道我家属户口还没有解决，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把一些新的或半新的衣服，送给我家属和孩子，有时还给我一些粮票、布票，补贴家用。

五绝.问春（马达）春至草未绿，晨醒鸟不啼。忍睹花甲到，报国催征衣。

1986 年，我担任系副主任后，史珈老师带头支持我的工作，鼓励我胆子要放大一些，工作要放得开一些，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一旦她有了新点子、新路子、新办法，她便会及时告诉我。

由于史珈老师“归队” 比较晚，在教师职称评定方面吃了大亏，没有等到评定副教授，她就到了退休年龄（那时女同志 55 岁退休）。一个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正当年富力强时，过早地结束了其教师生涯。史珈老师的退休，让全系的教职工都替她惋惜，可她却乐呵呵地说：“政策又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规定的，早退了也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了。”

最近这些年，我和史珈老师没有怎么联系过。当我的《释怀人生》出版后，我首先想到要给史珈老师送一套去。当我敲开她家的门时，他爱人刘老师悄悄告诉我，史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基本上认不得人了，生活也不能自理。我听了这一番话，心里头感到阵阵悲凉。一个大大咧咧，爱说爱笑，性情开朗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当刘老师把躺在床上休息的史老师唤醒时，就听她说道：“老刘，人家来给我拜年了，你快好好招待客人！“听了这句话，我忍不住落下泪来，看来，史珈老师确实病得不轻啊！过了一会，史老师走出来，我朝她看了一眼，虽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但她脸色红润，很有精气神，没有想象中那样迟暮衰老的样子。我连忙迎了上去，对她说：” 史老师，你还认得我吗？“就见她怔怔地望着我，好半天才说：“认不得，认不得了“。我又说：”是谁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史老师认真地说：”那不是应该的吗？“我接着说道:”你介绍过入党的那个人还记得吗？”“入党，那不是好事吗？好事啊！“我们一边说着话，来到了客厅坐下。我小声地问刘老师：“史老师能看书吗？“在得到确切答复后，我把书翻到描写史老师的那一段文字，陪着她一起读起来，没想到还没有读完，史老师兴奋起来，问道：“这是写谁的，这么漂亮哪！”我说：“就是写你的呀！”“写我的，我有那么漂亮吗？”“你比写得好要漂亮哪！” 史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一脸严肃地说：“我现在都老了，丑死了。”我说：“谁说的，你比年轻的时候还漂亮呢！” “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史老师蓦然间又憨憨笑了起来。那一天，我一直陪着史珈老师呆了三个多小时。我像逗小孩子一样，让史老师开心地笑了又笑。我走的时候，刘老师送我出来，说道：“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了。”我想，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再去陪陪史珈老师，让她在失忆的寂寞中多享受一些乐趣！

我的另一位入党培养人和介绍人张一农老师，原籍是石家庄市藁城区。他是“文革”前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原来在吉林财贸学院任教。河北财院设立之前，调回了河北，先是在河北商业学校任教，1978年，河北财贸学院成立时，他调到大学部，教授我们“商业史”课程。

张一农老师那时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偏瘦，长方脸，浓眉毛，细眯眼。他为人厚道、实诚，平时不擅高谈阔论，实则胸藏锦绣，底蕴深厚。他说话语速比较慢，好似过去的“老学究”那样，字斟句酌，有时慢得让人替他着急。张一农老师家境不太好，师母好像精神上好像有点问题。因此，他既要照顾家，又要教育两个儿子。但即便如此，张一农老师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逆境之中，写出了《中国商业史简史》，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他的两个儿子也非常争气，两个人都是搞艺术的，一个是小有成就的园林艺术家，一个是河北师范大学的美术教授。

张一农老师平时喜欢练太极剑，长年坚持不懈，他已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抖。2012 年 9 月，我们毕业三十周年聚会的时候，老先生用楷书给我和马誉峰各题写了两幅墨宝。我的两幅墨宝，一幅是藏头诗，诗曰：

学入木中之绳

习之伦类达通

成则守仁行义

才乃为民所用

另一幅是针对我的工作性质而言的，写的是：

以人为本执政

当政公正廉明

伦理道德教民

依法惩恶安定

由于我和张一农老师是师生关系，所以张一农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总是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同时以史为鉴，教导我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每次同他接触，总能从他的气场里获取一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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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5 月，系党总支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同时填写的还有主讲商业企业管理课的周泽信老师，我们两个不仅同时填表，同一天入党，同一张命令任命我们为贸经系副主任，并且在一起共事五六年，有关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后文还有描述。

填表之后不久，系党总支委员、教师党支部书记成梦龙亲自出马，带领党支部委员刘志勇到我的老家安平县进行了外调。那时，到我们县每天只有一个班次的长途汽车，因此他们去了之后当天没能够返回来，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回石家庄。成梦龙老师一见到我的面，就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赞不绝口地说：“像你这样的好小伙子，早就该解决组织问题了。”原来，他们前去调查的对象，一个是我中学和社办高中时的老师李国志，一个是我读社办高中时的校长杨万用老师。老师对学生那都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能不好话说尽嘛，所以，成老师满意而归是自然而然的。成梦龙老师那时有五十挂零了，他祖籍定州，是“文革”前中国人民大学的“调干生”，因此比他的同学们年龄要大一些。

成梦龙老师中等身材，胖乎乎的，圆脸盘上因患白癜风遗留下一些白花点儿，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里透着几分威严。成梦龙老师为人正直无私，坦坦荡荡，快人快语。他是在我们毕业之后，才从外地调来的。有关他的情况，后文还有交代。

教师党支部委员刘志勇，老家是沧州，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他母亲是纪晓岚的后裔，她姨妈是天津市著名女作家，曾出版过有关纪晓岚的书籍。刘志勇比我小几岁，他毕业于湖南大学。他和他爱人马敬民老师都在贸经系任教，马敬民老师是 77 级大学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主讲《商业会计》课，刘志勇主讲《企业管理》。后来，工业经济系从贸经系分离出去后，刘志勇到了新成立的工经系，不久，成为该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

1985 年 6 月 12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贸经系教师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讨论发展我和周泽信老师的入党问题。在党支部书记成梦龙宣布会议议程之后，我和周泽信老师分别宣读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我的入党介绍人史珈老师、张一农老师分别介绍了一年多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情况，以及我的思想、工作表现情况，发表了意见；党支部委员刘志勇介绍了对我的外调情况；接着与会党员开始讨论，发表个人意见。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伴随着成梦龙书记一句“下面请全体党员同志进行举手表决”，我紧绷着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看到与会党员全都举起了手，我的心才放了下来。“经过全体党员同志表决，教师党支部同意李进章、周泽信两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预备党员了，预备期为一年。从今天起，你们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成梦龙书记当时的讲话和党员同志们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我一字不落地记在笔记本上，记在自己的心里。最后，我和周泽信老师分别发言，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从1985年6月12日起，我又获得了一次生命——一次新的政治生命。从这一天起，我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办事，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时刻紧跟飘扬着的鲜红的党的旗帜，永远前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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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茶，遇见爱的温馨。

“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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