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校长的梦想之二：办研究生班（附作者原声内容提要）
从担任司法学校校长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着在自己任期之内，能够为学校培养出几位属于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以提升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学校的整体实力。因为那时，国家对毕业生实行“统包分配”，作为一个小小的中专学校，我们不可能吸引来高层次的优秀人才，即使能够争取到那么一两个，也保不齐哪一天觉得不舒心或者不满意喽，像“飞鸽”一样飞走了。因此，必须自力更生，从现有教师中培养出留得住的“永久”牌（飞鸽、永久都是过去名牌自行车的牌子）的在职研究生。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在职研究生是指在国家计划内，以在职人员的身份，部分时间在职工作，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的研究生学历教育的一种类型。在职研究生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是经过学校录取的正式研究生，获得与脱产相同的研究生毕业的学位。在职研究生属于专业学位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种形式。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侧重理论、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旨在针对一定的职业背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在西方国家，专业学位教育是后高等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职业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针对职业要求培养职业领域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从专业学位教育的对象来说，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并明确了自身今后的职业发展领域，从而选择攻读相应的专业学位。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了专业学位的设置。专业学位的职业指向性非常明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专业学位为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我们学校是在 1994 年初，开始酝酿谋划举办在职法学硕士研究生班这件事情的。1994 年 3 月 3 日，河北商业专科学校的白云飞教授到学校来找我，商讨与他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在石家庄举办一期在职研究生班的事情。此前，我们已经在电话里多次沟通过了。白云飞老师就是前文曾提到的，当初曾被司法厅列入从高校选调校长的正式人选之一。白云飞老师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是“文革”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白云飞老师五十来岁，中等偏高的身材，人显得很精瘦。长方脸，尖下颌，脸色微黄，细眯眯的眼睛，说话柔声细语，略带一点儿鼻音。他为人谦和、宽厚、仁爱，办事认真细致。他除了有较强的事业心外，对家庭、对孩子也有着深厚的责任感，好多次我们一起到人民大学商谈办班之余，他都抽时间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儿媳，去时都要从家里带一些日常应用之物，大到被子褥子，小到暖水瓶、马扎子。那时候，总觉得他有点儿婆婆妈妈的，可静静地想一想，天下哪个父母不是如此溺爱孩子呢？那天，我和白云飞老师谈得很详细，包括如何做通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的工作，办班以谁的名义，办班的地址，合作单位，生源问题，专业方向问题等等。从上午一直谈到了大中午，总算把思路理清了，大方向确定了。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以河北经贸大学的名义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办班，合作者以司法学校、河北商专为主，吸收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师大为共同举办单位，生源以这几家的教师为主，吸收社会法律工作者。办班地址定在司法学校，专业方向初步定为民法专业（商法理论方向），学制按国家要求定为三年。这次办班以提高各校的师资水平为目的，将收费确定为最低的标准，大约低于社会办班收费的三分之二左右，收费除了上缴中国人民大学之外，以能够维持正常运转，略有盈余为底线。由于 3 月份白云飞老师在外地有讲课任务，我又忙于到有关市县签订委培生协议，所以我们两个商定，从 4 月份开始正式运作此事。4 月 6 日，我和白云飞老师坐汽车出发了，开车的是我到司法学校后第一个接送我的司机李光。李光老家是石家庄藁城，比我小一岁，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我刚来司法学校时，听到的都是对李光不利的言论和意见。教职工中有一部分人对李光有看法，在某些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恶人”。但是通过实际接触，我觉得李光是一个有棱角的同志，是一个很敬业而且很“懂规矩”的人，他性情直爽，很重义气。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看的书很多，涉猎面很广泛，尤其是对古典名著、诗词歌赋、历史典故，说起来头头是道，像一个博学的知识分子。李光是个红脸汉子，很讲江湖道义，不坑人，不害人，不在背后议论人，直筒子性格，炮仗子脾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他秉持的道德底线。我坐了他一年车，他每次送我，只送到宿舍门口；接我时，每次都提前十分钟准时出现在宿舍门口。从来没有进过院子，更没有到过我家。逢年过节，一次也没有看过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李光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呢？但是，我觉得李光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李光中等身材，留分头，皮肤白皙，面色红润，眼睛闪亮，鼻子高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话里带一点儿鼻音，走路腰板挺得很直，步伐坚定有力，不像一个司机师傅，倒像是一个“白面书生”。中午到达北京时，正好白云飞老师一位在广东某大学任教兼做律师的同学到北京办事，中午请我们在前门“全聚德”饱餐了一顿。听说他住在附近的北京市检察院招待所，我们也赶到那里去住，等办理了住宿手续，立马后悔了，一个标准间要一百二十元一宿，这也太贵了！我们借口距离人民大学太远，想换一家便宜一点儿的旅馆。谁知白云飞老师的同学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笑着对白老师说：“都已经安排了，就别动地方了，老同学多年不见，晚上也好说说话。”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抱着“享受”一晚的想法，住了下来。第二天，我让李光到总台结账时，被服务员告知：“你们的住宿费已经有人给结了。”不用说，不用问，肯定是白云飞老师的同学帮助结的，闹得我们很不过意。后来，我们发现在人民大学的西北角有用几排闲置的库房做成的“内部招待所”，房间是大通铺，可以住七八个人，屋子里没有洗手间，没有淋浴，价格非常便宜，每个人一晚上才收十元钱。后来，再去人民大学，我们就包下一个房间，也超不过一百元钱。4 月 6 日下午，我们开车来到人民大学。我还是第一次到这所有名的学校，但是与我想象的样子，反差太大了。那时，人民大学只有一个朝东开的大门，进门以后，绕过假山石，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除了一栋行政办公室，没有看到像样的建筑物。隔着一个低矮的围墙，北面是教工宿舍区，往西走不多远，就见校园被高高的架着铁丝网的围墙拦腰截断了。我真不敢相信，号称北京“八大名校”之一的人民大学，居然是如此一番景象。据说，“文革”期间人民大学的校院大部分被占据了，现在正在想办法往回要呢！我们来到法律系（那时还没有学院这个词），系办公室的杨主任接待了我们。听说我们的来意以后，杨主任告诉我们，因为社会上在职研究生班办得很多很滥，教育部正在着手进行整顿，而且人民大学极少到外地办班，这件事还要再商量，让我们先到研究生院去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们来到了研究生院，接待我们的是徐副院长，他已经退休了，学校返聘他继续帮助做事。徐院长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办班的类型、申报的程序等规定，并提醒我们，4 月底由各系将办班计划报到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审核汇总后，5 月份报国家教委。他一再叮嘱我们：“机不可失，你们要想办班的话，赶紧找法律系商量，他们要先同意了才行。”于是，我们又回到法律系找杨主任，他说这件事必须找曾宪义主任，不过杨主任劝告我们：“今年恐怕来不及了，要办也得等到明年去了。”4 月 7 日上午，当我们再次来到人民大学法律系时，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们，曾主任一上午都有课，你们下午再找他吧。闲来无事，白云飞老师说他出去看个朋友，我让李光开车送他去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儿，觉得没有意思。忽然想起河北财院财政系一位老乡耿建新在这里读研后留下工作，我何不去找他坐一会儿呢？于是，我打听着找到了耿建新住的地方，那里原来是一栋学生宿舍楼，因为教师住房紧张，便临时当成了青年教师的宿舍。因为宿舍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大家都挤在楼道里做饭，在公共厕所方便。那时候，各高校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人们把这种宿舍称作“筒子楼”。一进到“筒子楼” 里，就见房顶和周围雪白的墙壁被烟熏得黑里泛黄。大白天，楼道里还亮着灯，那吊灯绳儿都熏得看不出颜色了，灯泡上蒙着一层油垢，发出微弱而昏暗的光亮。我走进耿建新的房间，看到屋子里放着两张单人床，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的书一摞一摞的，稍微一动弹，立马就会倒下似的。整间屋子包括床底下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听耿建新说，他们一家三口一直生活在这样一间狭小的空间里，这还算不错了，比他来得稍晚一些的，连这样一间房子都摸不着了，不得不自己掏钱在外边租房子住。我们山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子，估计着白云飞老师他们也该回来了，我起身告辞，耿建新非要留我在家吃饭，我说：“等你分了房子再说吧，这么小一点地方，哪里能够容得下几个人哩！”中午，我们在人民大学对外餐厅吃了饭，在那里又坐了一会儿，等到下午两点钟了，我们起身到曾宪义老师（听人说他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家里去。因为白云飞老师与曾宪义老师有师生关系，加上知道曾宪义老师为人正直清廉，所以我们空着手敲开了他家的房门。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全国知名教授的家，第一次见到名满天下的曾宪义老师。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就像走进一户普通居民的家一样，简简单单，朴朴实实。不同的是，在主人的书房里、书架上、桌子上，甚至地下，到处都是书，简直就是一个藏书屋。很早以前，我就听说了曾宪义老师的大名，但那时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更多的有关他的重要贡献，是随着以后的几次接触，才逐渐清晰明朗起来的。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曾宪义老师，但是我心中没有那种忐忑拘谨的感觉，就如同见到一位自己熟悉的长者那样自然、放得开。那时曾宪义老师有五十七八岁，他中等身材，额头宽阔，目光深邃，言辞温和，举止端详，与人交流眉宇之间自有一种和蔼可亲之气。这就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曾宪义老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白云飞说明来意之后，曾宪义老师坦率地告诉我们：“法律系是轻易不到外地办班的，因为仅是北京市就足够应付了。而且法律系非常重视校内的教学质量，只有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才接受委托举办校外班。既然你们办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本校教师的素质，我们可以考虑。”同时，曾宪义老师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过几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开设‘大法学’专业的问题，研究报告最终由人民大学法律系撰写，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机遇，你们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将专业培养方向朝这方面转移，估计明年再谈办班的事就有底气、有希望了。”听了曾宪义老师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我们深为感动，答应按照他所说的去准备。告别了曾宪义老师出来，已经是夕阳西斜。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开车离开北京，赶到了徐水县，找到在那里挂职副书记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仲达，在徐水县招待所睡了一个安稳觉。回来之后，我将到人民大学法律系联系办班的事情向苏瑞平书记、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张占军进行了通报，他们对这件事都表示积极支持，表示待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召开党委会集体研究。经过与河北经贸大学经济法系主任柴振国、河北师范大学政法系主任张继良等多次商议，经过将近一年往返奔波于中国人民大学，1995 年 4 月，我们终于以河北经贸大学的名义与中国人民大学达成了联合举办在职法律研究生班的协议。在司法学校党委会上，党委成员一致同意我提出的由学校拿出五万元作为校长基金，对报名参加该班的教师给予免交一半学费的优惠，待拿到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学校返还个人缴纳的另一半学费，但是教师必须与学校签订协议，保证获得硕士学位后，五年之内不调出司法学校。刚开始报名时，各高校的教师和社会人士都非常踊跃，但是由于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在职研究生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外语考试，而这一考试对于外语水平不高或者已放下几年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当时的考试及格率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因为顾虑外语通不过，报名人员由最初的一百三十多人，一下子减到了九十多人。在我们学校，有十五名教师报了名，我心里觉得比较有希望的只有四五名，这已经使我感到满意了。其中，段卫华老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科班出身，教学能力很强，外语一直没有丢掉，是我认准会顺利拿到学位的宝贵人选之一。有那么一天，段卫华老师让办公室主任王建刚带着来见我，我感到很纳闷。心想，我这个人从来没有架子，对谁都挺随和的，怎么段卫华老师还要找人帮着来找我呢？或许我是太自以为是吧，说不定真有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有这种惧怕心理呢。果然，他们两个进来后，还是王建刚先开了口，说：“李校长，段老师家里有为难之处，想跟你说说，不上研究生班啦！”一听这话，我顿时愣住了，连忙问段老师：“这话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段卫华老师说：“我确实是不想上了，因为孩子小，爱人又当着律师，总往外跑，家里没有人照应。”我耐心地对她说：“这些都不是理由，孩子小，学校有规定，可以晚来早走地去接送。我知道你在家是一位贤妻良母，但是，要顾小家，也要顾学校这个大家啊！”段卫华老师人很腼腆，但脾气有点儿倔强。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劝，她始终坚持不上了。我一时着急，高喉咙大嗓子地冲她说道：“学校为了举办这期班，一直往北京跑了整整一年，这些王建刚可以作证，他也跟着跑了很长时间。再者说，党委会研究了，积极鼓励支持老师们读研，你怎么就不理解呢？别人可以不上，你必须上，这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咱学校。”也许是我态度过于强硬，不讲究方式方法，段卫华老师突然哭了起来，闹得我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段卫华老师不哭了，认真地说：“既然李校长这么看得起我，这研究生班我一定坚持学下来。”我听了，心里高兴极了，忙说：“你就是研究生的料，不上太可惜啦！”段卫华老师临走时悄悄对我说：“俺长这么大，父母都没有这样训过俺，没想到今天挨了你一顿训。”我连忙赔礼道歉说：“都怪我心太急，不该对你发脾气，请你原谅！不过我可是没有恶意哟！” 因为这一顿训，训出来司法学校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老师，你说值吗？到现在见着段卫华，我还免不了跟她开句玩笑话：“怎么样，没有白白挨训吧，挨一顿训拿一个研究生学位，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事哩！”为了这期研究生班，曾宪义老师和法律系、研究生院给予了极大支持，据说，人民大学法律系只在吉林和河北办了两期在职研究生班。而且派来讲课的都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如现在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先生、叶林先生，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先生等。我的梦想实现了，但是曾经帮助我圆梦的贵人曾宪义先生却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在北京逝世了，享年 75 岁。我是在写作本文时，在百度搜索曾先生的名讳时才得知这一消息的，虽然已经太迟了，我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先生的丰功伟绩，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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