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我和自行车的故事（上）●逝水流年
自行车是安全、便捷、绿色、环保的出行工具，它曾经是我们这些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零后等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伴侣和记忆，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几件自己与自行车的有趣故事。从1974年至今，我曾经拥有过四辆自行车，每一辆自行车背后，都有着或兴奋或忧伤的挥之不去的缕缕情思……说起来，我是从1964年读中学的时候，借用同学的自行车学会骑车子的。但是，到真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一直期盼、等待了整整十年工夫。原因嘛，不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不起自行车，而是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需要凭票证才能购买。城镇居民买粮、油、肉、副食品需要有粮油供应本，全国人民买布料需要布票，下饭馆吃饭需要粮票，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都需要有相关的票证。布票、粮票还好说，在农村，布票是按家庭人口发放的，粮票则是用粮食到公社粮站换取的。至于紧缺的物资，像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的票证是如何发放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因为村子里从来都没有发放过一次这类票证。我猜想，这些个票证，肯定是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掌握操控着哩。1974 年 6 月，根据领导的安排，我改任公社通讯报道员。此前，我曾当过广播员、电话员。那两个工作岗位，一个不需要跑跑颠颠，几乎用不着自行车；另一个虽然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但是有一辆旧的公用自行车可以支配，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換了工作岗位，旧自行车交回去了，而新的工作性质，又要求我必须经常深入到全公社十一个村子，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地采访，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写出客观真实的新闻稿件。要做好这项工作，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为了能够尽快买到自行车，我找了几位本村在天津工作的同乡的地址，分别给他们写信请求帮忙。因为那时全国只有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生产自行车。上海生产“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天津生产“飞鸽”、“红旗”牌自行车。上海那边没有熟人，天津虽然有几位乡亲，但都回信说“爱莫能助”。他们说得也都是实际情况，因为在那个年月，即使是自行车生产地，天津上海也没有一点特权，其产品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一个念想破灭了，又产生了另一个念想，我义兄齐根锁在北京商业部门工作，何不找他试一试呢？于是，我从义父那里要了电话号码，试着给比大我十多岁却很少见面的义兄齐根锁去了一个电话。我义兄齐根锁是个心地善良、豪爽义气的人，当我把情况说明之后，他爽快地说：“你过来看看吧，实在不行可以买一辆二手车先骑着。”我高兴地说：“谢谢哥哥，我会尽快动身去北京。”过秋之后，我邀了西两洼村的张大长和张长勋，一道去北京购买自行车。张大长是我社办高中时的同学，他长得瘦瘦巴巴的，长方脸，小眼睛，嘴里有两颗龅牙，说话声音又尖又细。张大长当时在村子里当电工，曾经帮助我架设过电话线，因此，我们关系一直不错。经张大长介绍，我结识了张长勋大哥。虽然以前我们也见过面，说话搭理的，但是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张长勋长得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两只眼睛清亮明澈，很有神采，给人一种和气可亲的感觉。张长勋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户口就落在了农村，已在老家娶妻生子。到了北京之后，事情的进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原本是抱着买一辆二手车来的，但是，在前门大栅栏一家商场工作的嫂子，帮我买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这辆车子的横梁上，有一个小手指头肚儿大小的麻子坑，便被当作次品处理了，实际上丝毫不影响车子的质量。张长勋和张大长也很顺利地买到了应心的二手自行车。于是，我们在碰面之后，约定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从北京出发，骑车返回老家。北京距离我们村子有 500 多里路，估摸着一天骑到家，实在太困难。我便和长勋、大长商量，第一天先骑到保定市，找在河北大学读书的同学段明轩帮忙，在学校借住一宿；第二天，再从保定骑到家。这样，路途虽然很远，但是分作两天，就不觉得那么累了。听了我的话，他们表面上满口应承，心里却另打着小算盘。第二天清早，要出发了，义兄齐根锁托我给义父捎回一口袋白面和几斤黄花鱼，连同我自己买的黄花鱼，一并捆绑在车子后座上。 告别了兄嫂一家，在集合地点找到两位同伴，我们骑上自行车，兴冲冲地离开了首都北京，一路南下，朝家乡的方向奔去。中午，眼瞅快到保定了，张长勋和张大长突然加快了骑行速度，把我远远地抛在后边。我知道情况有变，顾不得多想，急忙往前追赶。离开保定大概有二十多里地了，他们两个这才放慢了骑行速度，在前边优哉游哉地等着我。撵上他们之后，我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冒金星。我抱怨他们不该不打招呼，就甩下我不顾，他们噗哧笑着说：“跟你打招呼，你会同意吗？咱出门在外，尽量少给人家找麻烦。”我说：“明轩跟我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是老乡、同学，还曾经是同事，见了咱，一准会好生接待。”长勋哥说：“我早就知道你俩关系忒铁，可现在人家正在上学读书，哪里有条件同时接待咱们三个人呢？” 听他说得似乎也有些道理，而且已经出了保定市了，只好接着赶路。一路行来，又饿又渴，大家都带着亲人们给准备的干粮，于是在一棵大树底下坐下来吃点东西。没有水喝，见大田里有浇地的，便趴着垄沟，喝几口苦涩的井水。那时候，公路都是极普通的油面路，乡村之间没有公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之上，颠得人心里难受。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骑自行车跑那么遥远的路程，而且还驮着几十斤重的东西。俗话说“远道无轻载”，加之我的体力远不及两位伙伴，骑车技术也不行，更是觉得累上加累。当时，只觉得浑身像散了骨头架子，全身冒凉汗，迎风一吹，前胸后背一阵冰冷。骑上车子就不愿下来，下来了就不想再骑上去。一边骑车，一边打盹儿，迷迷瞪瞪，三魂跑丢了两个半。在穿越潴龙河时，我们迷了路。那时，河水早已干枯，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沙土地。推着车子在沙土窝里行走，感觉就好像在棉花堆里走一样，踩下去软绵绵的，推着车子好似有千斤的重量，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急得真想把车子扛起来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驮着的黄花鱼掉了两条，当时没有一点感觉，到家之后的第二天，才发现把鱼给弄丢了。那一天，我们从清晨四点多钟，一直骑行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熬到了家。到家以后，饭也没心思吃，衣服也顾不得脱，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这才爬起来吃饭。嗨，买自行车难，从北京一天骑行到家也不易啊！咱这辈子也算创下了一项自己永远也突不破的历史纪录——单车连续骑行 18 个小时，行程 500 多华里。自评：这是我人生第一辆自行车，它来的最是时候，当我工作正需要它的时候，它翩翩而至，帮了我的大忙。就是因为获得它时的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才有了一天从北京骑回老家，连续骑行18小时，行程500华里的“英雄壮举”！我丢的自行车，是在部队服役的叔伯哥哥李瑞旁托人帮我买的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瑞旁大哥是我们叔伯弟兄乃至村子里的男孩子中，最帅气的一个。他高高的个头，清秀的面庞，端正的五官，浓眉毛下，镶嵌着一对大眼睛，那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转，他轻抿唇角，腮边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气概。1958年，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瑞旁哥就参军了，看他一身戎装的照片，更显得精神抖擞，威武雄壮，英气逼人。1978 年，我考上大学后，瑞旁哥到原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他专门抽出时间，到学校看我。记得他给我买了一些学习用品，临走时，还塞给我 10 元钱。可惜的是，当我到军校看望他时，他已经返回部队了……1974 年冬天，瑞旁哥回村探家，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说起因工作需要，急需一辆自行车的迫切心情。瑞旁哥那年已是团级干部了，军务繁忙，还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1976 年，他带领部队野营拉练，到了山西阳泉，经过朋友帮忙，买了一辆黑色的“飞鸽牌”自行车，托运回老家，交到了我手里。为了装扮心爱的自行车，我到粮站买了桐油，到供销社买了牛皮纸、各种颜色的玻璃丝等装扮自行车的用品，把自行车大梁包裹的严严实实，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买上，那就是自行车锁。据商业部门的同志讲，自行车锁是随着自行车配套供应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辆车子配一把锁”，没有多余的车锁可卖。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买得起马，配不起鞍”。因为没有车锁，我每天像看画似的，看上心爱的自行车几遍，一次也没有舍得骑出去。也是该当出事。有一天安平大集，村子里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哥们儿来向我借自行车。我总觉得人家张一回嘴不容易，于是，千叮咛万嘱咐道：“这车子没有锁，你一定要看好自行车，千万别弄丢喽！”当时，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买个小猪崽就回来，那里也不去，绝对丢不了。”俗话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懂得心疼。”到了集上，那哥们见大礼堂正唱戏哩，便将自行车用绳子捆绑了几遭，存到了一个自行车存车处，便放心大胆地前去看戏了。等他看完戏出来，自行车不见了。找到天黑了，也没找见影子，没有办法，他只好回来了。听他说完事情的经过，我顾不得吃晚饭，顾不得天黑路不平，连忙同他一起到县公安局和出事地点派出所报了案。进文姐夫是安平镇西关村人。那时在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后来调到了县财政局。提起刘进文，整个东两洼村没有一个不夸奖的，他为人处世热情诚恳，不论贫富，关系远近，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有二话，凡是能办的，费多大劲也要帮着办好；对待双方老人，他特别孝顺，经常抽时间探望，每一回都买一些好吃的东西以尽孝心，有时他还把老人接到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他是三乡五里出了名的好女婿，也是我们堂兄弟们最敬重的人之一。刘进文那时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椭圆脸，前额的头发有点儿稀落，更显得额头宽宽的，一对不大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倒映在溪水里的星星。他的嘴巴有点大，说话时带有一点点儿鼻音。 进文姐夫听我诉说了丢自行车的经过之后，安慰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往宽里想，咱先想办法把损失找回来。”在进文姐夫的帮助下，几经交涉，看自行车的最后按原价给予了赔偿。应当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按照规定，即便是全新的自行车，最多也只能按百分之八十给予赔偿。时间过去了大概有半年左右，那偷自行车的贼在作案时，被安平县公安局民警给逮着了。据那个偷车贼交代，那一天，他见一个人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子上好像没有车锁，他就一直尾随着。常言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拍贼惦记。”他见骑车人将自行车存到了存车处，用绳子捆了捆，便买票进了礼堂。知道一时半会儿的出不来，便装作存车人，大大方方地交了存车费，推起车子，将它存到了另一个存车处。那哥们儿看完戏出来，一看没有了自行车，急得往四下里去寻找，哪里会想到去别的存车处看一看呢？偷来的东西更不知道心疼了，那贼偷了车子以后，有一天去药店买药，大咧咧地把自行车放在药店门口，等买完药出来，那自行车已不翼而飞了……自评：这是在我手中最短命的一辆自行车，也是没有稀罕够的一辆自行车。只因为没有能够配上车锁，只因为借车人的疏忽大意，使好不容易得到的自行车被小偷偷走了，让人忧伤不已！那年月，丢掉一辆新自行车，不亚于丢掉了一件“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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