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进章｜我的文艺写作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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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物语：文学创作之路是一条充满幻想、喜悦、兴奋，铺满鲜花和掌声的路；也是一条充满艰辛、苦涩、迷茫，布满荆棘和陷阱的路。少年时金光灿灿的梦想，或许会让你步履坚定地走下去。但是，越往前走，路会变得更窄、更陡、更险，让困顿的你甚至“不知该迈哪一只脚”。越是在这种时候，你的智力毅力能力定力将会决定你的取舍。

年少立志向

名师指路程

少年时代，是一个冲满幻想，天真无邪的时代。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回忆自己少儿时代的感受时曾说：“我总觉得生活和世界充满着一种神秘。我感到，每一个地方都隐藏着这种神秘。每天，我心里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揭开这些秘密。我仿佛感到，大自然捏紧自己的拳头，微笑地问道：‘请猜猜，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些日子，我感到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德国著名作家黑塞自称，幼年时，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魔术师，能够让“死人复活”，“让苹果在冬天里生长。”这些实例，表明了少年儿童普遍存在的一种梦幻般的心理状态。正是缘于这种强烈的好奇与渴望，加上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尚优越于逻辑思维的智力特征，使人在孩提时代，最富于奇异的想象与烂漫的幻想，往往自信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我的少儿时代，虽然也在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梦想，一会儿想当一名人民教师，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播散知识的种子，用心血浇灌祖国的花朵，迎来桃李芬芳，春色满园；一会儿想当一名戏剧演员，站在闪耀的舞台上 ，放开喉咙歌唱，向往观众的热情鼓掌，流露赞赏的目光， 把骄傲自豪都点亮……但是，有一个梦想在我心灵深处比较执著、比较强烈，那就是长大了以后，也要像作家们一样，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供人们阅读欣赏。正如一首歌词所唱的那样:“我记得年少时的梦 ,常常被它所感动,不管多少年以后 ,也依然会坚持我的梦。”

应当说，我的文学之梦的产生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凭空想象的，其背景源自于我从小就爱看小人书，从中汲取了文学的雨露滋润。再大一点后，经常抱着《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大部头的小说，酣然入梦。我尤其欣赏施耐庵的《水浒传》，在他的笔下，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被他描绘的百人百性，特色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另外，从初小、完小、一直到中学，我的班主任都是教授语文课的教师，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润物细无声”，但其效果实在太强烈、太震撼了！可以说，它对于塑造一个少年的魂灵，起到了“发酵”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茅盾的《白杨礼赞》、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更是在热爱文学的莘莘学子心中，点燃了光华四射、激情燃烧的火花。

中学期间，我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博览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尝试着在自己的作文中表达对文学的憧憬与渴望。当自己的一篇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本班、在同年级同学中传阅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正一步步地接近那个文学之梦……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被迫放弃了即将开始的中考，也让一个有文学梦的青年，身不由己的卷入动乱的漩涡。我的一张名曰“美梦”的大字报贴出去，立刻引发了两个派系之间强烈的反响，在校“支左”的解放军，为此召开了全校公开辩论会，最终的结论是：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

1970年，我从那个至今没有填入个人履历表的社办高中毕业后，有机会参与了公社通讯报道组，在马小山大哥指导下，开始学习写作新闻稿件。曾记得，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尽快摆脱“学生腔”，煞有介事地把第一人称都写成“俺”、“俺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接地气了。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我走进了公社大院，成为一名昼思夜盼的公社广播员。工作时间，我写作一些新闻稿件，即时播报；业余时间，我开始尝试着写小说。那时，县文化馆有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我写的小小说《新苗》被刊登了，那是我的处女之作。小说讴歌了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了一场由谁来掌握农村医疗卫生大权的阶级斗争故事。记得1977年，我被借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陪同领导到一所乡村小学检查教学质量，当我打开学生的作文本时，差不多每一篇作文都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春天来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春姑娘，用七彩的蜡笔，染蓝了天，点绿了地，绘出了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春色满人间……”多么熟悉的文字啊！其实，它就是我小说里的原话。

我真正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是在1973年。那一年，是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发表十周年。为此，衡水地区文联发出通知，准备召开一次全区文艺创作会（简称“文创会”）。

县文化馆接到地区举办“文创会”的通知以后，召开了全县文艺骨干动员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要围绕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写出更好的作品，迎接地区“文创会”召开。会议还提出，对重点作者，必要时可以集中到县里来，为其提供良好的写作和修改环境。

县里的动员会结束后，我心情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写出一篇有分量拿得出手的作品来。那些日子，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脑天天沉浸在作品的想象与构思之中。可惜我没有到过海河工地，不了解其中据说是规模宏大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对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没有接触。一句话，没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甚至连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要写出好的作品来，岂不是脱离实际？岂不是痴心妄想？我越想越泄气，越想越悲观，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正当我进退维谷之时，很偶然的一次与熟人的谈话，使我突然找到了灵感。

那是一个“二七”两洼集，我去村里下通知回来，从集上路过，见西两洼村一个叫鹞子的在摆摊理发。

鹞子大名叫张景耀，人们叫惯了他的小名，大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鹞子家弟兄姊妹多，日子过得紧巴，他三十大几岁了，还是孤身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

那会儿快散集了，没有顾客，鹞子看见我便问：“进章，你干什么去了？”我说：“到村里下通知去了，公社下午要开大会。”他说：“下通知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嘛，何必派你们跑腿呢？”我说：“有的村电话打不通，可不就罚我们跑腿呗！”说完，我问他：“鹞子哥，你今年秋季还去海河工地吗？”他苦笑着说：“说实话，我是真不打算去了，可是几百号人都等着我一个人给理发呢，不去还真不行哩。”听完他说的一番话，我突然灵机一动：“是啊，世上三百六十行，哪一行离得开理发的呢？这海河工地上，有多少理发师在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他们的付出，不也是在为根治海河贡献力量吗？这么好的题材，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见我愣愣地不说话，鹞子问道：“进章，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说：“猜对了，我还真有心事，需要你帮忙哩！”于是，我把自己准备写一篇有关根治海河的小说，内容是表现理发师的事和盘托出。鹞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一个谁也瞧不起的穷剃头的，有什么好写的？我劝你还是跟我到海河工地去看一看，写一写那些‘大车王’、‘猛张飞’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呢！”我说：“你说的这些个人，确实值得歌颂，但是，他英雄好汉不也要在你手下低头服输吗？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你才是真正的平民英雄呢！”或许是第一次听人夸赞自己，鹞子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你尽管说，哥哥我二话没有。”我说：“我太需要你帮助了，这样，今天我还有事，赶明儿我到你家去，咱哥俩来个‘二两棉花四张弓——细谈（弹）’。”

    第二天，我带着自己想好的问题，来到鹞子家里，请他结合自己的实际，仔细地说一说，刚开始学习理发遇到过哪些困难，如何练习刀法、剪法，如何练习腕力，如何不断提高技艺等等。谈起这些自己本行的事，鹞子哥了然入怀，话语连绵不断，说到兴起，还不时透露出一些诸如本行的清规戒律、独门秘籍、逸闻趣事等，听得我如醉如痴。正应了那句俗话：“欲知心腹事，需听背后言。”

回到公社，我根据从鹞子那里得来的大量的详实的信息，经过构思，决定以鹞子为“原型”，写一篇反映海河工地理发师的短篇小说。为了不落俗套，突出主人公一心向往海河工地的急切心情，我把小说的主要人物定位于一个不符合上工地条件，但对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 题词怀有深厚感情、有着切身感受、“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这样，我把小说的题目确定为《老学徒》。描写地处海河流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年己半百的老贫农，过去受尽了“害河”引发的洪水、干旱、沥涝之苦，几次面临倾家荡产，“两世为人” 的境地。他因此感恩新社会，感恩共产党，坚决响应毛主席题词的号召，要求上海河工地，但因为“超龄”，没被批准。后来听说海河工地上急需理发师，便下定决心，打破“人过四十不学艺”的传统观念，从“学徒”开始，苦学苦练理发技术，终于如愿以偿，跟随治河大军来到第一线的故事。

由于我的小说选择的角度与众不同，形式新颖，内容生动，人物可爱，被县文化馆选中了，把我临时抽调到县招待所集中修改完善。在将近一个月的脱产改稿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位我文学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一位是吕振侠老师，一位是王敬学老师。

吕振侠老师祖籍山东，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因赶上“文大革命”，他与爱人一起被分配到了安平县。他在县文化馆工作，爱人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

吕振侠老师那时三十挂零，长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身条，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鼻如悬胆，口似角弓，一看就是个百里挑一的帅小伙。吕老师既有山东大汉的直率大度、慷慨仗义，也有南方人的细腻、灵动。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如刊登在《河北文学》上的小说《紫燕》《千里金堤》等。其作品的艺术风格与著名作家孙犁颇为相近。在集中修改稿子期间，吕振侠老师放下他手中刚写了一半的小说稿，一对一地单独对我进行辅导，从小说的谋篇布局，到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可以说，吕振侠老师是我文艺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位领路人。由于吕振侠老师才华出众，他先是被调到衡水地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了省委宣传部，负责主编《共产党员》杂志。后来，他被安排到省广播电视厅，担任了副厅长。

王敬学老师是本县城东王胡林村人，学历不高，但却是个绝顶聪明、勤奋好学、自学成才的“人尖子”。

王敬学老师那时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略微有点胖，白白净净的面庞，眉高而秀，目光清澈有神，鼻正口方，面上常有笑容。王敬学老师为人宽容厚道，襟怀坦荡，性情直率，言语不苟，尤其是注重对年轻人的奖掖提携。

王敬学老师是县评剧团的编剧，评剧团的台柱子、红遍四方的著名花旦演员筱芙蓉是王敬学老师的爱人。那时，王敬学老师工作繁忙，经常率剧团下乡演出。我在县文化馆待了近一个月，居然连王敬学老师的面也没有见过。

为了倾听王敬学老师的意见，请他对我的小说进行指教，我通过两次登门拜访，最终得到了他热情的点播，帮助我捅开了小说创作的那一层“窗户纸”。

在两位名师指导下，我的小说顺利通过了层层筛选，被确定为参加衡水地区“文创会”的入围作品，这也是安平县唯一入选的一篇业余作者的作品。

1973年8月，“文创会”在深县（现深州市）前磨头如期召开，这是衡水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领导高度重视，还邀请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地区文联主席李清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分组进行了交流，我记得很清楚，现任省政协副主席郭华，也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是武邑县苏正公社的通讯报道员。忘记是哪一年了，我陪同省人大领导到沧州市进行立法调研，那时郭华已是沧州市委书记。晚饭时，他到我们这一桌来敬酒，我瞅了个机会对他说：“郭书记，我跟你同学段明轩是一个村子的。”他张嘴就来：“那你是南两洼村的。”我又说：“你还记得那年咱们一起参加地区‘文创会’吗？”他想也没想，随口就说：“记得，会是在前磨头开的，那年我刚十七岁。”就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我发现，凡是当领导干部的记忆力都特别好，这或许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吧！

那次“文创会”，据说衡水地区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协商好了，要为衡水地区出一本《纪念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十周年小说集》，通过选拔，挑选出了二十篇文艺作品，吕振侠老师和我的小说都被选中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被搁浅了。王敬学老师的剧本因与邢台市一个叫孟欣的作者的剧情不谋而合，经衡水与邢台两地文联牵头，由两名剧作家联袂，为全省人民奉献了一台评剧精品。

虽然我煞费苦心、历尽艰辛创作的小说没有能够面世，感到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它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也由此照亮了我文学创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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