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在身旁的这棵小树......” 这是在我上中学时曾流行的一首校园歌曲《校园的早晨》，每当这段熟稔的旋律再次在心头萦绕，那一串串消逝在青葱时光里银铃般的笑声便又回荡在耳畔；那一张张被岁月的滚滚风尘模糊了的容颜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回到那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中学时光；回到那四周长满垂柳宽阔的操场；回到那红砖碧瓦的教室，听到高挂在梧桐树梢上那古青色的铜钟，用手轻轻一拉系在铜钟铃铛上的尼龙绳，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校铃声，恍惚又重新踏上那条蜿蜒曲折两侧芳草萋萋野花烂漫蜂蝶蹁跹的上学路。
我们的学校座落在中桥村和左杨村的两村之间，故名中左中学。学校共三个班，校长姓顾，高大而清瘦，大嘴，脖子特别地长，平时不苟言笑，但却很是“擅长”体罚学生，背地里同学们便编了个顺口溜：“顾先生顾大嘴，喝茶像头牛饮水，吃饭像个蒲包嘴，睡觉像个吊死鬼”。被他惩罚的同学在放学路上时常唱起它用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如果我们在放学路上听到哪位校友唱起它，勿用问询，他在那天一定是挨了顾校长严厉的惩罚。于是大家便都起哄般跟着一起拍着手吼唱，而曾被顾校长“修理”过的学兄学弟们更是唱得脸红脖子粗。于是，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唱，在那条尘土飞扬的乡村小堤上，经常老远就听见同学们扯开嗓门那斯歇底里驴叫似的怒吼：“顾先生顾大嘴，喝茶像头牛饮水，吃饭像个蒲包嘴......” 经常是顾校长踏着他那擦得乌黑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在我们身后大伙都依然浑然不觉，只到他不停的打车铃时，学众们猛一回头，这才皆吓得四处奔逃作鸟兽散。于是，第二天做完早操那些“唱歌”的同学便又一个不少地被顾校长“请”到他的办公室用鼻尖顶粉笔，（把粉笔的一端置于墙上，用鼻尖顶住粉笔的另一端，必须保持粉笔与墙体完全呈180度水平）。于是乎，那天晚上放学时在那条土路上一定会再次响起我们那更加激愤的怒吼，不过这次是再不敢肆无忌惮地唱了，而是一唱三回头。
在学校的西边有一片很大的芦苇荡，每到春夏，笔直葱郁的芦苇密密匝匝青翠欲滴。我和学伴们常常遁身其间抓筑在芦苇枝干上巢穴里的水鸟蛋蛋，而芦苇荡里野生的蛇们特别地多，中午上学时我们就三五一群抓蛇玩。记得有次我与学兄伏永奎抓了一条一尺来长的菜花蛇，我俩就用一荷叶将那条小蛇包起来带到学校玩。
至今依然记得那时恰是春夏之交，正是中午头最易犯困的时节，到学校时离上课还早，我趴在课桌上想小睡一会，可教室外有几个女生在玩跳绳，瞎蹦腾不说还不时传来很刺耳的笑声，特别是绰号“大姐大”的高井梅尤为放肆，一笑还三拍手，搅得我心烦意乱再也无心小眠。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行！我得整整她们这帮“花大姐”们。
我悄悄地从书包里拿出那条小菜蛇，让黑大个伏永奎帮着放哨，我悄悄地溜到墙角探脑袋瞄好目标的确切方位后一甩手把那条小菜蛇扔了出去，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高井梅那双白色运动鞋上，吓得这位“花大姐”是花容失色双手抱头逃也似的跑回教室，趴在课桌上是失声痛哭，我心里是那个解恨，哼！看你下次还敢没事瞎蹦腾了。但我只能暗暗地在心里偷着乐，表面上却枕着两手趴在课桌上装睡。
几个女生围着“花大姐”不停地安慰，“谁干的？讨厌”。牛正乔用她那经典的绝骂道，众女生们从惊恐中冷静下来之后开始七嘴八舌地分析到底是谁干的这样“龌龊事”来。
“我看到那家伙手脖子了”。茅长兰的声音。
“对，我也看见了，好像是穿着黄色衣服”。朱海萍肯定地说。
“我们班谁穿黄色衣服？”。徐雪梅迷惑的问，我赶忙下意识地把两只袖筒拢得紧紧的。
“我前排王怀亮穿的倒是黄色衣服，可他是老迟到，也不会来这么早啊？”刘正翠茫然道。
“我同桌刘辉穿的是黄军服”。朱海萍犹疑不定的声音。我的额头开始冒汗了，心跳得更是厉害，竖起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高井梅那缠绵而悠扬的哭声嘎然而止，呼地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紧接着传来急促而又杂乱的脚步声，坏了！我听她们好像是向我这边走来了，不！是确切在向我围拢过来，于是，我更紧紧地蜷缩在课桌上一动也不敢动，甚至故意打起了酣声，其实我的两腿已不听使唤地哆嗦起来，面色潮红心房也开始按耐不住地狂跳起来。我愕然感觉到有一双充满愤怒的双手落在我的肩头，“刘辉，你给我起来，别跟我装，你干嘛整我，走，咱们到顾校长那去”。
我装作睡眼惺松的样子揉了揉眼一脸茫然地抬起头问：“么事啊？”
“你说，为什么拿蛇吓我?” 我用力一甩胳膊挣脱掉高井梅那双紧紧钳在我肩头的双手，但我的声音却像我的身体一样变得颤抖起来：不...不....不是我干的，我...我....我没干……不……不信你去问...问....问伏永奎。我底气不足地朝伏永奎的座位方向一指，好家伙，这位仁兄早没溜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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