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达为远行的李迪作画，上了《中国作家》杂志。高伟供图
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感应的吗？
这一次，我信了。
北京再次暴发疫情，重归宅家生活的我，从家里的书柜里抽出了两本书放在床头：一本是作家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迪著长篇小说《花自飘零》；一本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散文精选》。
《花自飘零》至今已读了大半，时时被李迪笔下刻画的菊儿的悲剧命运所打动，心情有些起伏。《2013年散文精选》读了几篇，尤其对其中李迪写的《寻找绮罗》印象颇深，为寻找富有文化底蕴、蛮有故事的一个名叫绮罗的地方，作者改变原来的采访计划颇费周折去寻找，可当终于找到时，却得知为了旅游经济效益此地即将改名的结果。我的心情与作者一样，不免有些沮丧。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听文学好友、《北京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培禹先生说，李迪兄因病于6月29日9时38分辞世了！啊，怎么会是这样！那位阅历丰富、著作等身、刚进耳顺之年，一向乐观幽默、豁达开朗、朴实无华，总是半身红衣、行程匆匆、活力四射的李迪怎么能突然离我们而去了呢！
是的，他确实走了。走得很是匆忙。去年秋冬季节，为了写一部反映湘西扶贫攻坚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他一头扎进大山里，每日爬山串寨，伏案疾书，致使腰部受寒水肿，诱发腰椎颈椎旧疾，疼痛难忍，坐立难安。坚持把采访任务搞完，回到北京，李迪就住进了医院，卧床静养。这期间又查出心脏出了问题，真是雪上加霜。在病床上他始终惦记着自己的写作计划，病情一有好转就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到六月初作心脏手术时，终于在出版社重点图书出版合同上签署上他的名字。但没想到他术后药物过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最终没有能够醒过来……
2018年10月，作者与李迪等文学名家走进安徽芜湖西河渡。王娜供图
李迪兄，李迪老师！你就这样走了？
我还想能有机会让您在我正在看的这本《花自飘零》的书上签名，更希望再跟您更多地学习写作经验呢！
认识李迪兄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位年轻作家，因为看他写的作品多是公安题材和边远地区的生活。里面的情节很是细腻、具体，人物刻画生动、感人。《丹东看守所的故事》里犯人心理活动的描写，负责教育看管的人民警察工作生活境况的述说，不拿出扎扎实实“卧底”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采访不到、写不出来的。《004号水井房》，发生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没有好的身板儿也无法抵达，更难了解得那么细、那么实。《永和人家的故事》许多也是发生在大山旮旯里百姓的家事，采访起来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劳！这些年来，神秘的热带丛林，偏远寂寞的山区，广袤的大漠油田，都是文学写作的富矿，到处都留下了李迪兄的足迹。
那次，我们一起去安徽芜湖西河渡采风，我认识了李迪兄，身着红衣的他，戴着一副茶褐色眼镜，沧桑中透着干练。深入交谈，才知道他已年届古稀，下过乡，当过兵，留过学，做过生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过图书编辑，是作家队伍里的“拼命三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参军到了原昆明军区部队，就以一篇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30多年前，他又以一部《傍晚敲门的女人》的推理长篇小说独占公安文学鳌头，被称为“开创了新时期中国推理小说走出国门的先河”，也由此成为全国公安文联的签约作家。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许多反映公安战线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记得那次他给我介绍写作的经验体会，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我自己就是粘知了的胶，只要听见树上有知了叫，上去就粘，粘住就别想跑，你就在我这胶上飞吧，我要把你所有振翅的声音全部录下来，成为我的故事”。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多次参加首都文学界的活动，每次都见李迪兄红衣在身，格外显眼，采风活动中，他对每一个细节都看得特别仔细、认真。
身着红衣的李迪总是这样阳光灿烂。王娜供图
现在回想起来，李迪兄就是我身边人民作家的榜样。其实他很鲜明地回答了这样三个问题。一个是新时代作家的位置问题，即写什么、为谁写？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解决得很好的。君不见，当下许多作家政治意识淡化，片面理解文学的暴露功能，将歌颂与揭露对立起来，专门以揭露黑暗、挖掘龌龊、显现落后为着眼点，追求所谓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传世”之作。其实，世间从来都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并存，讴歌的同时就有鞭笞，二者是不矛盾的。而李迪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时代，面向群众，把笔触伸进人民大众的火热生活之中，发现新时代大潮中的新亮点，歌颂伟大祖国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将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真善美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正是当代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吗？不正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迫切需要吗？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作风，即怎样写、如何做的问题。现实中，“躲进小楼成一统”，闭门造车，靠翻资料、凑段子的“宾馆作家”有很多，致使许多的作品水分很大，难接地气，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而李迪兄为了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一线采访，发现生活中的“活鱼”，舍得下深功夫、苦功夫。他曾连续三个春节到丹东看守所，与看守犯人的警察、被关押的犯人一起过节，要求住在与犯人一墙之隔的小屋子里，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放风口，与戴着脚铐手链、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长时间促膝交谈……有了这种精神，还愁捞不到好的写作素材？直到临去世前湘西的采访，他强忍着病痛，走东家、串西家，在老百姓的屋子里，坐在小凳子上倾心交谈，与众多乡亲交朋友，拿到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涉深水者得蛟龙。他是在用生命写作，笔管里流淌着自己的血啊！第三个问题是作品的表现形式问题，即如何写得好、写得更耐看的问题。占有了好的素材，不一定就写出好的作品，这涉及到表现的手法与技巧问题。读李迪兄的作品，的确有妙笔生花、引人入胜的感觉，他是在用小说的手法写纪实文学，特别重视语言的凝练与鲜活，特别重视作品的谋篇布局和细节的描述，使人物形象饱满感人。如他自己所言，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就是要追求“好看”，没有泪、没有笑、没有美，一定不会好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知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功夫。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好奇心、爱心、恒心。
生活无穷尽，故事写不完。勤奋刻苦、著作等身的李迪兄过早地离去了，那半身红衣的形象毅然上了天堂。从此，宇宙苍穹的灿烂星河里，又多了一颗火红火红的星。
［此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0.7.25“五色土.知味”副刊 责编张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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