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达为远行的李迪作画,上了《中国作家》杂志。高伟供图
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感应的吗?
这一次,我信了。
北京再次暴发疫情,重归宅家生活的我,从家里的书柜里抽出了两本书放在床头:一本是作家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迪著长篇小说《花自飘零》;一本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散文精选》。
《花自飘零》至今已读了大半,时时被李迪笔下刻画的菊儿的悲剧命运所打动,心情有些起伏。《2013年散文精选》读了几篇,尤其对其中李迪写的《寻找绮罗》印象颇深,为寻找富有文化底蕴、蛮有故事的一个名叫绮罗的地方,作者改变原来的采访计划颇费周折去寻找,可当终于找到时,却得知为了旅游经济效益此地即将改名的结果。我的心情与作者一样,不免有些沮丧。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听文学好友、《北京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培禹先生说,李迪兄因病于6月29日9时38分辞世了!啊,怎么会是这样!那位阅历丰富、著作等身、刚进耳顺之年,一向乐观幽默、豁达开朗、朴实无华,总是半身红衣、行程匆匆、活力四射的李迪怎么能突然离我们而去了呢!
是的,他确实走了。走得很是匆忙。去年秋冬季节,为了写一部反映湘西扶贫攻坚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他一头扎进大山里,每日爬山串寨,伏案疾书,致使腰部受寒水肿,诱发腰椎颈椎旧疾,疼痛难忍,坐立难安。坚持把采访任务搞完,回到北京,李迪就住进了医院,卧床静养。这期间又查出心脏出了问题,真是雪上加霜。在病床上他始终惦记着自己的写作计划,病情一有好转就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到六月初作心脏手术时,终于在出版社重点图书出版合同上签署上他的名字。但没想到他术后药物过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最终没有能够醒过来……
2018年10月,作者与李迪等文学名家走进安徽芜湖西河渡。王娜供图
李迪兄,李迪老师!你就这样走了?
我还想能有机会让您在我正在看的这本《花自飘零》的书上签名,更希望再跟您更多地学习写作经验呢!
认识李迪兄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位年轻作家,因为看他写的作品多是公安题材和边远地区的生活。里面的情节很是细腻、具体,人物刻画生动、感人。《丹东看守所的故事》里犯人心理活动的描写,负责教育看管的人民警察工作生活境况的述说,不拿出扎扎实实“卧底”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采访不到、写不出来的。《004号水井房》,发生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没有好的身板儿也无法抵达,更难了解得那么细、那么实。《永和人家的故事》许多也是发生在大山旮旯里百姓的家事,采访起来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劳!这些年来,神秘的热带丛林,偏远寂寞的山区,广袤的大漠油田,都是文学写作的富矿,到处都留下了李迪兄的足迹。
那次,我们一起去安徽芜湖西河渡采风,我认识了李迪兄,身着红衣的他,戴着一副茶褐色眼镜,沧桑中透着干练。深入交谈,才知道他已年届古稀,下过乡,当过兵,留过学,做过生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过图书编辑,是作家队伍里的“拼命三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参军到了原昆明军区部队,就以一篇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30多年前,他又以一部《傍晚敲门的女人》的推理长篇小说独占公安文学鳌头,被称为“开创了新时期中国推理小说走出国门的先河”,也由此成为全国公安文联的签约作家。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许多反映公安战线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记得那次他给我介绍写作的经验体会,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我自己就是粘知了的胶,只要听见树上有知了叫,上去就粘,粘住就别想跑,你就在我这胶上飞吧,我要把你所有振翅的声音全部录下来,成为我的故事”。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多次参加首都文学界的活动,每次都见李迪兄红衣在身,格外显眼,采风活动中,他对每一个细节都看得特别仔细、认真。
身着红衣的李迪总是这样阳光灿烂。王娜供图
现在回想起来,李迪兄就是我身边人民作家的榜样。其实他很鲜明地回答了这样三个问题。一个是新时代作家的位置问题,即写什么、为谁写?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解决得很好的。君不见,当下许多作家政治意识淡化,片面理解文学的暴露功能,将歌颂与揭露对立起来,专门以揭露黑暗、挖掘龌龊、显现落后为着眼点,追求所谓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传世”之作。其实,世间从来都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并存,讴歌的同时就有鞭笞,二者是不矛盾的。而李迪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时代,面向群众,把笔触伸进人民大众的火热生活之中,发现新时代大潮中的新亮点,歌颂伟大祖国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将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真善美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正是当代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吗?不正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迫切需要吗?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作风,即怎样写、如何做的问题。现实中,“躲进小楼成一统”,闭门造车,靠翻资料、凑段子的“宾馆作家”有很多,致使许多的作品水分很大,难接地气,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而李迪兄为了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一线采访,发现生活中的“活鱼”,舍得下深功夫、苦功夫。他曾连续三个春节到丹东看守所,与看守犯人的警察、被关押的犯人一起过节,要求住在与犯人一墙之隔的小屋子里,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放风口,与戴着脚铐手链、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长时间促膝交谈……有了这种精神,还愁捞不到好的写作素材?直到临去世前湘西的采访,他强忍着病痛,走东家、串西家,在老百姓的屋子里,坐在小凳子上倾心交谈,与众多乡亲交朋友,拿到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涉深水者得蛟龙。他是在用生命写作,笔管里流淌着自己的血啊!第三个问题是作品的表现形式问题,即如何写得好、写得更耐看的问题。占有了好的素材,不一定就写出好的作品,这涉及到表现的手法与技巧问题。读李迪兄的作品,的确有妙笔生花、引人入胜的感觉,他是在用小说的手法写纪实文学,特别重视语言的凝练与鲜活,特别重视作品的谋篇布局和细节的描述,使人物形象饱满感人。如他自己所言,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就是要追求“好看”,没有泪、没有笑、没有美,一定不会好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知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功夫。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好奇心、爱心、恒心。
生活无穷尽,故事写不完。勤奋刻苦、著作等身的李迪兄过早地离去了,那半身红衣的形象毅然上了天堂。从此,宇宙苍穹的灿烂星河里,又多了一颗火红火红的星。
[此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0.7.25“五色土.知味”副刊 责编张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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