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这口钟
在红色故里团庄——夏凤山烈士纪念馆一陈列柜里，一口开了裂的破铜钟常常令人驻足不前，望而感叹。
这口钟其貌不扬，但历久弥新。
1926年冬月，出生于团庄一耕读之家的夏凤山，时年19岁，已从省立界首乡村师范毕业，被聘于高邮五区的郑渡小学、临泽小学任教。由于夏凤山就读乡师时就品学兼优，很得高邮县长徐草光的赏识，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教学之余，夏凤山经常随母亲看望老师，结识了姚舜生、秦达真两位共产党人，从他们那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成为宝应县第一位中共党员，在他的带领下又建立了宝应地区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团庄教书。这期间，他利用家乡古迹观音禅林的厢房开办学堂，并将原本悬挂于禅林一隅的“唤钟”移至学堂门前的柁梁上，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组织大刀会，斗土豪分田地，不断延伸和扩大地下革命力量。
1943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连连爆发，日本鬼子也进驻了团庄十八天。当他们得知村庄里的观音禅林曾是共产党秘密活动的联络场所时，便气急败坏地一把大火烧掉了古老建筑，这口钟从高高的柁梁上落下而一缝开裂。
是年秋天，在各乡政府和农抗会的支持下，位处五区的郑渡、柳堡、团庄等小学相继复学，原各乡的私塾多被淘汰，宝应安宜师范学校便于团庄东侧约三公里外的董舍创建（四周是芦苇荡的一隅孤邻单庄），由县长吴伯文兼任校长，冯立生任副校长，兼管教务。该校的主要宗旨是：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新的干部，将农村干部、农民骨干、私塾教师、青年学生通过培养、改造和提高，为保卫、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输送人才。该校在设备简陋、人员缺乏、时间短暂、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为时6期的培训班共培养了500多名干部，而这口开裂的铜钟自然成了学校的“信号钟”。（该校于1944年4月随县政府迁往下舍的顾庄，1945年8月结束。）
1964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了。因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几个年级的学生分散在相距不远的两三处“公房”里上课。我们一、二年级教室就在庄子里最大的夏氏家祠里。家祠前后各三间，前排中间一间是过道，左右两间分别是一外地住校老师的宿舍和厨房。由前门进入，通过中间的“天井”就到后排两个年级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而这口钟就挂在“天井”东墙边树立的一根比较高的弯树干上，钟声一响，相距不远的几处师生基本都能听到。
当我读初中时，原有的小学已是“戴帽子学校”，即小学5年制+初中2年制。校舍虽微有改观，但教学条件仍然非常差，使用的信号钟仍然是这口破钟。
时光匆匆，一晃到了1977年3月，一个机缘巧合，高中毕业不久的我便回到了团庄小学当起了代课老师。因学校没有教工，每天都是老师轮流值日——填写《学校日志》，开、锁办公室门，打扫办公室卫生，课间巡视，以及负责学生放学站队……这些，我都能很快进入了“角色”，唯有“打钟”难坏了我。
老实说，我在这里读书七年多（因学制改革，初中多读了半年），听到的钟声好像除了上课，就是下课。现在做老师了，才知道学校常用的铃声竟有四种不同的声响：“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上课的预备铃声；“当当——当当——”这是上课的铃声；“当——当——”这是下课的铃声；“当当当——当当当——”这是集合的铃声。
记住这些不同信号的敲法固然不易，而真正能敲出正确的声响更难。一根粗铁丝弯成钩状将这口钟挂在办公室门前的柁梁上，一根圆柱式的铁质钟砣有成人的双指那么粗，那么长，两端各有一个不大的圆眼，用铁丝将上端的圆眼悬钮在铜钟的顶鼻上，下端的圆眼则系一根尺把长的小麻绳或圆棉带，敲钟者站在钟下，一手抓住小麻绳或圆棉带，按照所需信号的敲法，有节奏地一拽一松，钟声便能悠扬传开。说起来简单，听起来容易，可“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关键是这一拽一松得拿捏准，否则就乱了方寸。还有，敲钟时，还得看一看，钟砣不能对着破口敲，不然，敲出的声音要么不响，要么嘶哑。
1985年秋学期开学时，我由教导主任提升为校长。上任伊始，我乘着第一个教师节“尊师重教”的强劲东风，与村支书、几家村办厂厂长、驻村供销站经理多方宣传与沟通，幸得他们的慷慨解囊，不但为教师谋得了节日福利，也为学校改变办学条件办了第一件实事——购置一套扩音设备和一只大电铃。从此，为家乡教育事业“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这口古老铜钟得以“光荣退休”。
2015年，团庄人民为缅怀先烈功勋，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积极筹资兴建了“凤山园”。如今，人们每每凝望着“夏凤山纪念馆”烈士遗物陈列展示柜里的这口铜钟，无不多了几份敬仰，几份感恩，几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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