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河北岸（34）‖

魁龙珠（上）

         原定好了陪父母去毛牌楼吃早点的。在这之前，母亲对我说，你爸爸想去富春吃包子。我对母亲说，现在的富春包子也就只剩下个名了。富春包子给我的印象并不好，逼仄的巷道，拥挤的食客，漫长的等待……关键还需提前预约，所以，对我来说富春包子已不再是一种向往，而是一种恐惧。不过，我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母亲，明早带他们去毛牌楼吃早点。父亲微恙，我带着年迈的父母一起来到扬州，父亲在苏北人医住院，我陪床，母亲就住在苏北人医对面荷花池西门旁二舅爹爹家。

         晚上临睡前，二舅爹爹打来电话说，跟你妈妈商量好了，明天还是去富春，其他的事你就不要烦了，明早7点，你带着你爸坐三轮车去富春就行了，千万别坐出租车，那里是单行道，出租车只能到人民商场，下车后还需走一段路，三轮车可直达。二舅爹爹挂电话前再三关照。早上7点未到，母亲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二舅爹爹6点就去富春排队了，并电话告诉母亲，排的是一号，我和你二舅奶奶从家出发了，你带着你爸也可以出发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错了。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的所思所想。其实父母想去富春已不是为了吃，而是在回忆他们已失去的那段青春岁月。他们想去富春，可父亲从未和我提出过。父亲有点木讷，但，不轻易给我提要求，怕我费事。只是闲聊中母亲说过。母亲说，你父亲上次去富春还是1958年4月份的事了。我问母亲，这个日期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母亲说，那时我还在扬州上初中，初中还没毕业，我已经20岁了，也不想再上学了。当时全国上下都号召知识青年去老少边穷地区锻炼，我也报名去江西铜矿。那时，你父亲宜兴农校毕业后已经分配到宝应工作，特地从宝应来扬州为我送行。

         外公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了，生死不明。在老家，外婆怕受牵连，只好将年幼的大舅和母亲都订了娃娃亲，以备万一自己被害，孩子们有个安身之处。所以，我母亲十岁就与我父亲结为娃娃亲了。现在想想，老俩口风风雨雨七十年了（我父母同龄），哈真是不容易。革命胜利前，外婆家穷，再加之重男轻女，我母亲一直没上学。革命胜利后，外公才得以回家。外公是个读书人，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读书。那时外公工资很高，刚解放每月就拿140多元。外公要求家里所有亲戚的小孩必须全部上学，所有费用都由外公出。所以我母亲尽管已经12岁了，外公还是把她送到扬州，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外公常说，一个人不读书不行。

（扬州甘泉路）

         其实母亲对上学是有抵触情绪的，这个抵触情绪缘于从小学到初中，母亲都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孩子。这个年龄差距还不是2、3岁，而是6、7岁。所以母亲与同学们想不到一块，也说不到一块，有着明显的隔阂，因而那时母亲很孤独，也很自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抵触情绪也与日俱增。上了初中后，母亲发现，有的老师的年龄甚至比她还要小，母亲有点坐不住了，一直在寻找爆发点。

         这个爆发点终于在1958年到来了。那是一个全国上下都迷信大跃进的年代，全国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超英，赶美，世界第一”成为当时的口头禅。初中还没毕业，母亲就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名去江西铜矿工作。外公那时还在省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享受厅级待遇），连忙写信给母亲，要求母亲把书读完再参加工作，但母亲已听不进去外公的劝说。母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父亲特地从宝应赶到扬州为母亲送行。母亲说，那时你爸已工作了两年，手头有点钱。他把在扬州工作和上学的兄弟姐妹叫了满满一桌人，早上在富春，中午在菜根香。当时的富春和菜根香在扬州城是赫赫有名的，并不是一般人舍得花那个钱的。

         我和父亲坐上三轮车。车子从荷花池向东，遇十字路口向北拐了个弯便上了汶河南路。父亲不吱声，我时不时地望着父亲的脸。父亲的目光随着车轮巡视着，眼前的一切与父亲的记忆是否重叠，我不得而知。其实我对汶河南路是非常熟悉的，市工商局原址就座落在汶河南路的路中，门朝西。过去每个季度都要到市局来一趟，或开会，或培训学习。老局的斜对面就是黑天鹅商场，曾经是扬州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也是一大早，街上的人和车都不多。早春清晨的风有点凉。我为父亲理了理衣领，父亲领会地说，不冷。街上的人、车都少，三轮车便轻快些。又遇一十字路口，三轮车向东一转弯，便上了甘泉路。兴许是三轮车弯拐得急，眼前街道的变换也急促了些，父亲有点懵，两眼左顾右望，一脸茫然，忙问我，这是到哪里啦？我说，这是甘泉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