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文家的客厅不大，音响的厚度与层次的细腻很透彻地显现出来。
老聂和老董沉浸其中，各自的视线投射在自己的轨道上，显得有些怪怪的。
俩人都是音响痴迷者，音乐发烧友。
按年轻人扎西的理解与定义，“发烧”就是烧钱。“友”一个东西到发烧的程度，就会越发讲求设备、装备的品牌、档次。比如听音响，会越来越苛求音质、通透度。
设备在更新，一代一代地追，一代更比一代贵；忽而回头，最初的老东西又显新价值。
我“体温”从来正常，一直不知此等“发烧”是何滋味。老董说，二三十年前，要想让一个人斯斯文文地成为败家子很简单，扔给他一个相机，怂恿他迷上摄影。没几年就能让他从小康状态，迅速跌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我对老董的说法半信半疑。
就以老董为例吧。这些年来，他追过摄影、雪茄、洋酒、红茶；晒台上架起两辆，卧室里一辆山地车，估计“骑驴”也有涉及；更别说他多用进口颜料绘佛像，十分考究。可你看他，一直在小康的路上追东追西地潇洒，并没见过他啥时候饥寒交迫过。
也许是“烧”得不透，凡事皆有度。
开盘机转起来，电子管支持的机器，一会就发烫。
里面放的是雷婷的歌。老董喜欢听这一曲，说是一听心里就空旷、开阔。
我对当代歌手自以为还算是熟悉，从周杰伦到周深，从李克勤到李荣浩。就连参加湖南台《再见爱人》第二季，吐槽自己感情历程的歌手苏诗丁，也听过她新近的几首歌。
雷婷是谁，和民歌大咖雷佳音有无关系？我有些发蒙，忍住没问，怕被在座的眯着眼听的朋友笑话孤陋寡闻。
老聂听老董有一台瑞士产的开盘机，特地过来看实物、听效果。
我不知啥叫开盘机。老董把带子拿出来，再一看，不就是三四十年前单位广播室必备的磁盘机么？咋着一转眼，就进入“发烧”行列了呢？
我还是没敢出声，怕人说俺老土，没见识。
俩发烧友眯着眼听门道。雷婷的歌我听着有些无聊，便看着墙面上太阳的光色一点一点往下跑。
脑子在发散。
如果说过去我对城市中产的理解仅限于家庭收入上，它有个薪酬、资产门槛；那么今日跟着老聂、老董喝茶听音乐，我看到了中产的另一面：生活品质。
超越温饱的高一台阶便是生活的趣味与精神需求；所谓“小康”，就是人活得更像人，更是人，走出了生物人的蛮荒低谷阶段。
一切皆具情感意义，钟爱的更趋精致。
社会层面上看，“发烧友”属温饱阶段的概念，比“小资情调”贬义色彩淡一些。在多数人为满足吃喝拉撒住房等基本生活元素忙忙碌碌到两眼发黑时，烧友们是生活趣味与精神需求最早觉醒的一批。
你莫小看求温饱阶段烙下的心理印记，它能大义凛然，绑架住你的生活与“发烧”或小资情调各行其道。一辈子就觉得能安生活着，混个温饱，已经很好。
老董将音乐转换到唱机，放黑胶唱片。
追忆了一会邓丽君，老聂说还是听古典的吧。于是，我所熟悉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旋律便在屋内回荡起来。
这首曲子节奏明快，格调华丽、高雅；曲末重重一击，我说是啥鼓，咋炸得跟炮仗？老董说是现场实放的皇家礼炮。
这支曲子于我有特殊意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管过一段学校的广播室，课间放得最多的就是“蓝色多瑙河”。薄胶皮的浅黄色唱片，唱机也是最简陋的提箱式。声音的出口是悬挂在楼顶、大树上的大喇叭，谈不上音质，但极为响亮。
圆舞曲的欢快极具感染力，略显沉闷的校园顿时明亮起来。
夕阳慢慢地西沉，小城在其辉映中安宁、安详。
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随着落日的温润的光色起舞，优雅而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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