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会客厅》：探索文化本相，回溯各自路程。
本期嘉宾：任启亮。生于安徽淮北市，1982年毕业于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散文选刊》、《海内与海外》等。作品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阅读文选《语文主题学习》、《人民日报年度散文精选》等数十种读本，多篇散文被选为高考模拟试题。著有散文集《一路风景》、《特殊的旅行》等。
（2023年三月淮北；右起沈怀远、余敏辉、任启亮、马尔。）
马尔：前不久与启亮兄的一面之缘，感怀在心。我俩人生的内容虽各自成章，而上学离家，工作离乡，几乎循着同一路径。
任启亮：文字太有趣了，它具有很强的可感性。我和马尔老师虽为一面之交，而在文章中早已结识，初见即有老友的感觉。你作品中写到的淮北山山水水和古今人物很多都是我知道或熟悉的。马尔会客厅邀请的嘉宾，有的是我多少年的相熟老友，有的还是亲戚，从他们那里听到过对你的介绍。你曾执教几十年的淮北一中，不少校友在北京工作生活，我与他们常有小聚，说起他们的马老师来总是称赞有加，引以为荣。你的文字更成为我联系故乡的纽带，为我提供许多新的信息、新的视觉、新的思考，让我对故乡有更多的了解。
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眼神专注，安静低调，话语不多，交流起来自然亲切。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前两届就上了大学，一起经历了国家发展变革的那些难忘岁月，有很多共同经历和感受。
马尔：可能我们还有一个点也是类似的。那天你跟我说：“我就是个文学老青年”时，就触发了我想访谈你的一个主要角度：年轻时怀揣文学梦想，因为工作，不得不淡化；可又舍不得完全与它绝缘，眉目传情，藕断丝连。
任启亮：每一个写作者的文学梦几乎都源于青少年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只能与文学若即若离，直到年长以后才旧梦重拾，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学老青年”。我的文学梦开始于中学阶段，与我的语文老师张允玲有关。张老师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从初一到高中毕业，一直教我。她讲课不局限于书本，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作文课尤其精彩，讲评很接地气，针对性强，深深吸引了我。
有个细节我记了一生。她带我们参观建设中的淮北焦化厂，回来后要求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我以《青龙山作证》为题写好交了上去；没想到张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还画了不少圈圈杠杠，写了大段肯定和鼓励的话。最后一句是“可以试投安徽日报”，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虽然我的稿子寄出后杳无音讯，但一颗写作的种子从此在心中萌芽。
任启亮：另一位是沙丙德先生。他在上世纪60年代已是全国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集《彩色的田野》风靡一时，我读得爱不释手。常常感觉他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就是我们村里的某人，并按小说中的场景在生活中寻找对应物。
上世纪70年代初，沙丙德先生被分派到我们村劳动锻炼，任大队党支委。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大队党支书，与他成了一个班子的成员。工作之余，文学成为我俩交流的主要内容。他谈创作的甘苦、小说如何构思，谈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感悟。听他拉呱是一种享受。我还从他那里借到了当时书店和社会上看不到的文学书籍。这一切都促使我在文学方面蠢蠢欲动。我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过自认为诗的顺口溜，做了几篇小说的开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很艰苦，大队支部书记不仅是一方的管家，你还得身体力行带着干。改天换地的热情与使命感，不容我多分心，文学之想只能作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也难有创作的环境和精力。
但我知道自己的文学梦一刻也不曾泯灭，它一直在。一晃人已过了60，文学的梦想依然郁郁葱葱，文字世界里心很青春，所以自嘲是“文学老青年”。
（参加张庆和先生创作50周年联谊会，任启亮与高洪波、张庆和、杜卫东、杨晓升、董宏君、李虹、盛蕾等合影。）
马尔：我特别喜欢你的“文学老青年”概括与定位。“文学”代表着曾经的情怀与梦想，“文学老青年”并非“文学青年”的直线延伸。文学其实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它潜移默化地锻造出我们一种品质：真诚、质朴。文学对我们人生的影响，远超出爱好一类的浅层，它也同时塑造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样子，和文学有着极大的关联。
任启亮：文学对人的滋养润物无声。一个人从实践锻炼、情感体验到认知能力，再到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过程，文学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样一部文学作品，读第一遍与读第二遍感受是不一样的。20岁时读，40、60岁时再读更不一样。我年轻时喜欢文学，更多的是从语言文字、故事情节、感官体验去看作品。到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之后再去观望文学，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纸面以外的意涵，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文学有着强大的塑造功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群人甚至一代人的群体意识。比如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对一代青年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积极影响；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对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风起云涌。
我的“文学老青年”概念，已非单纯的文学爱好，表面化的热热闹闹，而是通过文学去观察生活、观照生活，通过文学去回望和审视自身，不再自得其乐，不再人云亦云，不再粗枝大叶，扎根生活深处，让文学浸润身心，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
马尔：启亮兄的这一段表述很精彩，将“文学老青年”淬炼为一种认知方式、成长方式。我看你九十年代以后陆陆续续一直在写，将散文作为了主要的表达样式。
任启亮： 1997年我被组织上派到山东淄博挂职，每天吃食堂，住招待所。我不喜欢喝酒，应酬的事能躲就躲。闲暇时开始写作，挑自己满意的投《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副刊，竟然登了出来。热情一下被调动起来。从此工作后的空暇，断断续续在写。主要是散文，也有少量的文学评论。
把散文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和我个人的文学趣味关联密切。散文的结构设置、语言淬炼、材料取舍比较有把握，表达情感更直接，文法上也比较自由。可能更重要的，退休前我没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搞文学创作，只能见缝插针，散文恰恰适合这种时间分配。
散文要写好、写精很不容易。正因为它篇幅有限，对谋篇布局和语言功力要求高，需要精巧构思、谨慎着墨。我现在仍在学习阶段。
（1998年，任启亮与大学同学尉天骄、金科相聚北京。）
马尔：你的作品阅读体验，我对乡愁、同学情谊部分更易被触动；比如你笔下的故乡原野，我也认识但不是很熟的你的大学同窗尉天骄。
任启亮：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最能拨动心弦的人和事，才能成为最好的写作素材。我落笔成篇的东西，首先要能感动自己。能不能感动读者因素很复杂，散文毕竟和生活经历、阅历联系紧密，需要共鸣点。
很有意思的是，至今为止，我比较满意的作品，读者也比较喜欢，说明我和读者有一定的同频度。像《故乡是淮北》、《故乡的田野》、《挂在空中的菜篮子》、《记忆红薯》、《看电影》、《写春联》等一批作品，有的被选入一些读本，有的被一些公众号制作成音频发布。这些写的都是故乡的旧事，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还有写亲情、友情、师生情、同窗情的作品，如《母亲蒸馒头》、《怀念老院子》、《中学老师琐忆》，以及你提到的写尉天骄的散文等。这些文章，没有刻意去调动情绪、渲染气氛，下笔很克制，有人评价说是白描手法。
还有些文章我也是下功夫来写的，比如海外游记。同类文章不少，要写出特点、写出新意不那么容易。由于工作关系，我出国机会多，对海外社会有一定了解，把游记写成到浮光掠影式的此一游就意思不大。去印度访问，我通过《从新德里到老德里》，透过表面现象尽力写出印度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差异，提供一个深层思考的空间。《色彩斑斓的赫尔辛基》又是从风景描写入手，揭示芬兰社会的多元化、个性化特色。有关非洲的几篇散文，看似写风景和动物，实则突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任启亮坐前排右二，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相山公社团委副书记）
马尔：说个我俩的共鸣点。1977年高考后我不到十八岁离家，不到二十岁离乡。“乡愁”对我来说，就是蚌埠的那条华盛街。我看你有担任大队书记的履历。在乡下，如此年轻就担任了大队书记，意味着成就感、体面与受人瞩目。农户人家子弟有了这份荣耀，为何还要去参加七八年的高考，而且还能考上？
任启亮：乡愁对我来说，是淮北大平原，是屋后的小山坡，是村前流淌的小河，是小麦田、红薯地，也是淮北煤矿的矸石山和电厂的大烟囱。我出生在这里，高中毕业回乡劳动4年，大学读的煤师院，一直到26岁才离开淮北这片土地。小时候农历三月十八跟着大人赶庙会，还没有一马路，到了现在的市人民医院那儿要翻过山涧沟。到我1978年上大学时，可以说什么农活都干过，都能上手，算得上称职的农民。
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出乎我的预料。当时选拔知识青年当干部是大势所趋，据说村里开始想选一位下乡知青当支部书记，但有人担心留不住，最终选定了回乡的我。当时我们村是全市农业学大寨典型，市委书记也经常到村里检查指导。作为村支书不仅能接触到市里和区里各级领导，还有机会外出开会参观学习，推荐招工、上学都有话语权。外人看来确实很风光，更有转为正式干部的机会。
我对考大学有过犹豫。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报名，主要是刚当书记一年多不好意思提出；另外就是对村里的工作有很多设想，有一种改变面貌的责任感。到了1978年春天，再也按捺不住考大学的强烈愿望。一天支委会后，惴惴不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大家不说话，一个劲抽烟，他们都是我的长辈，我的心蹦蹦直跳。终于有人打破沉默，说既然孩子有考学的愿望，村里不能耽误他。老书记最后拍板，放心去考吧，考上就走，考不上回来继续一起干。我对他们的理解与宽容一直心存感激，也多少有些愧意。
考大学还有一个插曲，直到我大学毕业后才知道，我的高考数学成绩少计了30分。当时意识到了，也有过复查分数的想法，但最终没有下决心去查。我在《考大学》一文中写到了具体细节，但最终决定放弃查分的心理活动没有写进去。当时自己的考分已经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20多分，上大学已没有问题，如果查分的结果不是少了，而是多算了分数，有可能反而上不了大学，弄不好前功尽弃了，于是作罢。
马尔：散文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真切，查分心理细节很能让人动容。
我觉得启亮兄的乡愁别有不同，你深扎过故土，做过许多事情，感情上有刻度。
任启亮：的确如此。我们村15年前拆迁，新建了居民小区，我的弟弟、妹妹还有很多乡亲都住在那里。小区有超市、学校、医院、饭店等等。说来奇怪，我每次回到那里都在寻找当初鱼塘、苇坑、打麦场、石灰窑、水渠的位置，有时让弟弟妹妹与我一起回忆寻找。只要踏上那片土地，我当大队书记时决定打机井、种棉花、做豆腐，安排夏收夏种的情景历历在目。看到那些当初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叔辈和兄弟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老态龙钟，心生无限感慨。
马尔：上班时你是个大忙人，以你的工作经历和职业特点，还能对文学创作保持热情，一直坚持写作，实属不易。职业角色和文学爱好两者都要兼顾，行政工作与散文写作又要不断转换。对你来说是否是一种挑战？
任启亮：我从大学毕业至今40多年，一直从事机关行政工作，岗位几经变化，工作内容繁杂，头绪多、事务性强，确实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忙还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障碍。工作与写作完全是两个频道，哪怕是写公文也多是命题作文，要遵守一定套路，很少有发挥的余地。要创作就需要经常调换频道，转换思路，从繁杂的事务、如山的文件和公文中跳出来，进入另一种状态。对我来说，文学是一块飞地，是一方净土，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本质工作是大田，写作是自己的小块自留地，可以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来慢慢打理。在这块田里，可以把土挖得深些，水浇得透些，精耕细作，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或蔬菜，这样就不觉得累了，心也安静下来。
有同事把我的散文拿给他在报纸做副刊编辑的太太看，他太太说想不到你们这些面无表情、正襟危坐，整天埋头会议和文件的机关干部，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听到这样的话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欣慰。我意识到，散文的写作也会使更多的人多少弱化些对国家公务人员的刻板印象。
（2020年，任启亮故乡的麦田）
马尔：散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疗愈情感上的敏感点。美好景象的内里，其实对生命的流逝是有愁绪的。你的这部分着笔很淡，但依然能感受到。
任启亮：用红孩先生的话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总是把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对是是非非的判断，以及个人的好恶、情感有意无意地坦露给读者。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每个人经历的沟沟坎坎都不少，回首一生，有收获、有欣慰，也有遗憾，这其中有对亲情的留恋和对亲人的愧疚，有对故土的眷恋和人生来历的追问，也有对工作和事业的总结和反思，这一切都在岁月匆匆中慢慢流逝，无法从头再来，无可挽回也无法替代。好在有文学，有诗与远方。散文创作就成了黑暗天空中的一道光亮，引领我们进入一种新的境界，使烦躁不安的心安静下来，使情绪得到纾解和升华。
（拜访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
马尔：以情动人，娓娓道来，是你散文的显明体征。
任启亮：散文到底该怎么写，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一直以来有很多说法。我觉得写散文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真和情。所谓真就是要真诚，要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贴近生活的底部，写出泥土味和烟火气，挖掘人性的纯真、美好和善良。所谓情就是用心用情去写，保持对生活的一颗赤子之心，有情有义，有爱有恨，有敬畏，有悲悯。情到深处，自然能够写出感动自己，也能感染读者的散文。
我写的大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有些内容在心中酝酿、沉淀了很多年，有的甚至是儿时的记忆和感受，比如《故乡是淮北》、《故乡的田野》等。一旦动起笔来，文字和情感就会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力避滥用华丽辞藻及铺陈夸张等修辞手法，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注重细节，不动声色，力争写出生活纯正本真的味道。素材的取舍也围绕主题和情感的表达精心选择，力争使文章的质地厚实一些。邱振刚在评价我的散文时说“作者无意进行叠床架屋般的铺垫，只是把记忆中最真实的一面诉诸笔端，却水到渠成地实现了情感升华”。
马尔：写作与阅读不可分开，你一定有自己喜欢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北京也有不少作家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对你的写作也会有影响吧。
任启亮：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我读的最多和比较喜欢的是余秋雨、周国平、王蒙和梁衡。梁衡的政治性散文，写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别有洞天，大大拓展了散文的题材和境界。周国平的散文既富含哲理又有文彩，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我读王蒙的第一部散文集是《四月泥泞》，一股清风拂面的感觉；后来又读了他的《不成样子的怀念》，他把胡乔木、周扬、丁玲这些新中国文化领域的焦点人物写得如此丰满又个性鲜明。在当时，不仅需要文采，更要有见识和勇气。余秋雨的散文集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我全都读过，有的文章反复读过多遍。批判余秋雨的书也读过几本。
聊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多年前在一次饭局上聊起余秋雨的散文，多数人热烈赞赏，有位朋友却不以为然，极力贬损。我有些听不下去，问他读过余秋雨的哪些散文，见他语焉不详，判断他读得不多。第二天买了一本余秋雨的散文集送到他办公室。几天后，他约我小聚，说看了余秋雨的这本散文集，才知自己过于偏激和浅薄，承认我们的看法是对的。这件事说明有些人根本没有认真研究文本，没有了解真相，只是感情用事，一味跟风胡说。我认为，不管一些人如何鼓噪，余秋雨散文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撼动的，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见其独特的价值。
（任启亮与陈建功、高洪波、徐可、李林栋、王子君）
任启亮：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有很多朋友，不少是作家。他们中有曾经的同事、交往40多年的刘庆邦，有同是安徽同乡的徐迅、俞胜、沈俊峰、朱晔，有编发过我稿子、我很尊敬的张庆和、杜卫东、王子君，有住在同一个院子乃至同一栋楼的高洪波、陈建功等。读他们的文章和书，听他们谈话，与他们交往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每让我收获多多。
（参加刘庆邦新作分享会；前排右三为刘庆邦，右二为任启亮。）
任启亮：印象最深的应是刘庆邦。我们都出生在中原地区的农村，都有着在煤炭系统工作的经历，他创作题材主要是农村和煤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环境也都是我熟悉的。他对矿工和农民充满感情，有着强烈的悲悯情怀，而且笔法细腻，注重细节，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他的散文也很有质感，我非常喜欢。读他的每一部书、每一篇文章都能被深深打动。还有就是他一直鼓励我多写，大胆地写，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也许写不出这些散文。
马尔：听你说话，口音里有些京调。还能再说一口的淮北话么？
任启亮：在北京生活40多年，谈不上京腔京调，普通话基本算过关了。但是只要回到淮北，或者在北京遇到淮北乡亲，立刻就转换了频道，淮北话自觉不自觉就出来了。任何时候接淮北的电话，马上就一口淮北话，成为办公室同事的笑谈。在家里，接完淮北的电话，连5岁的外孙女都以学我说淮北话取乐。你看，俺俩从晌午头开始拉呱，眼看到晚黑来了。
马尔：呵呵，很赞同。在淮北我开口说“二马路”，那个“二”字发音外撇，人家就知道你是蚌埠人。语言与口音是地域的标签，故乡始终是你创作的一个缘由和倾诉的泉眼。
任启亮：是的，语言和口音不仅是地域的标签，也是历史和文化的符号。写作中，我常常是用家乡的语音来构思，有时坐在电脑前用拼音打不出字来才恍然大悟。至今为止，我写的最多的是故乡，自己满意，读者也比较喜欢。故乡的山川大地给予我丰富的营养和创作灵感。我永远感谢和敬畏这片土地。
马尔：很感谢启亮兄能够来会客厅一谈，对“文学老青年”的阐释很精辟。
任启亮：我也非常高兴马尔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让我面对故乡人说出这些心里话。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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