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今年暑期一中将全部、彻底地搬迁至新校区的讯息,就知今后我们内心将会增加一个新的情感符号了。多少年的岁月纹路从此将变成心理烙印。
这次和一中大院的告别,跟以往的截然不同。
2020年退休后,校园很少再进来过。已经在心里有过告别:结束职业生涯,开启新的航路、新的生活。
还就得再告别一次。
一中在那里,我们的历史足迹便存在那里;一中离开了,好像在大院里的四十年日子也被剥离了。生命是需要依据的,那些如地标、路标一般的依据在,生命的过程不管走了多远,还能历历在目。
想起1981年4月走进一中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温暖。我在高岳中学教的几个孩子,拉着架平板车,把我由北门送进了校园。
那些农村的娃朴实而真挚,帮我把不多的东西收整好。我要他们好好搏一把,高中考进一中我们继续师生的缘分;结果他们几个都去念了中专,一步跳出农门捧上了铁饭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中大院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西边电厂的几个机组,看着冒的是白烟,粉尘大到晾洗的衣服在外面会落一层灰屑;有时还会持续发出令人不安的巨大声音。更令人难耐的是现在学校南门位置的化工厂,挨校园南墙边竖二根烟囱,时不时冒出黑烟。烧制兽骨造产品,气味出奇难闻,尸骨的腐臭,刺鼻熏眼。一到黑烟冒出,气味传出,原本在操场上课、戏耍的学生,捂着鼻子一哄而散。面南的教学楼窗户一律要闭死。
电厂的汽声,开山炸山的炮声,一惊一乍地伴随着我们校园生活。
学校实在难以忍受化工厂对师生身心健康的直接威胁,连体育课都不能让你上安稳,决定采取行动。拼命找,拼命呼吁,强烈要求化工厂搬迁。
那时的环保意识还不像如今那么敏感,这种事情管钱的领导说了算,市里财政困难,他手一摊没钱迁厂子。学校下定了决心,求爹爹告奶奶,上上下下找了好几年,最终市里咬牙挤钱解决,厂子终于搬走了。
很神奇的是,好像在回报一中人多年的苦难,此地经学校改造成南大门,建了个小广场,成为学校最美的全景拍照点。
过几年,电厂的机组也一台一台地熄火了,炸山的惊响也消停了。
我们有时在一个点上去感受、注视时代的变化,就觉得显明。
我常常想那些被电厂粉尘、化工厂臭味熏过的在一中读书三年或六年的学生,必须要对你们说声谢谢,没有你们的受苦受难,就难有一中大院好多年的春和景明、秋高气爽。
一中大院里搞了几尊雕塑,镌刻一些文化符号。
那还是比较单一的具形思维年代,对意义的理解被政治正确与行为表象制约,尚无多元多解的觉悟。
俩小女孩头对头读书的形象塑造,意义浅显易懂。
好玩的是,喷泉一开,有了个雨中安闲读书的奇观画面。
意象的虚假性顿显突兀。
把喷泉拆除,雕像放到科学馆北边的树丛里,它忽然生出一份意想不到的真实和情趣感来。
一中大院有过许多这样的小女孩,有过许多这样的场景故事。
那是青涩时代的一张剪纸。
一九九八年我们搞“飞翔”雕塑,思想开放了许多,对抽象与多元的接受有了雅量。学校在飞速发展,更多的学生飞到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雕塑制造了个好话题。
当时已明白,学校主题文化的展现,需要更有创意,而非直截了当地叙述。
不知为何,科学馆门厅陶行知雕像很容易被人忽略。我也是抓拍了同事田齐波、周学斌人物肖像,才发现墙面“不带半根草去”的话语是感人的,雕像的注视带有拷问的神情。
六十多亩的校园挤着几千学生吃住学显然太逼仄了,一中大院里能造美景的余地不是很大。而对离开的人来说,回过头去再看,那些标志性的建筑、景观比比皆是。记忆里会被上色涂粉,更何况它本身也是阳光灿烂的呢。
有人喜欢科学馆上的晴空,会有云朵在天文包那里游荡;有人喜欢教学楼前的绿廊,夏秋绿荫匝地;还有人就是喜欢人造草皮操场。
九十年代末期,塑胶跑道、人造草皮操场刚建好,安徽北部头一家,稀罕着呢。据说个别学生报一中,就是冲着操场能踢球来的。
我独爱操场晨曦。
早先住操场边的鸳鸯楼,每日都会被各班跑操的集合哨子催醒,然后咬咬牙下床,去和学生们跑几圈,做老式的广播体操。
晨旭懒懒地展开,又一天开始。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早自习,那时老旧的大礼堂刚刚翻新;从教学楼看过去,晨日还没有露出脸面。我的这张照片是在高二年级组办公室取的景,画面突然给我以震撼, “我这一辈子”话题跳了出来,平易而强力。
很多从事教书工作的同志,都会熟悉这样的画面。一生最好的岁月,所有的辛苦、单调和宁静、快乐,一下子被画面所浓缩,所解说。
在一中上学能摊上一场大雪那才叫有眼福。
教学楼前绿廊的景象,终于用得上我们烂在肚里许多年的“玉树琼枝”、“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的词句。
一九九零年我们第一次搞教学研讨会,现在想真是很老土。
教科室周学斌主任跟要狗肉帐似的追着老师,一篇一篇地催,一篇一篇地求,这才能催出十来篇论文。说是论文模样也不周全,底子就是教学总结,夹杂一些看法、想法。
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拿着手写的稿子,低着头在台上念。
教育局分管马局长讲讲话,教育科长老任、督导室王明爱助助阵;分管教学的姜校长主持,刘校长发发话,这会就开起来了。
没有专题,没有深度,没有焦点,没有名人专家报告,就是我们自己热闹,从无到有地搞起来了。
土法上马,却有奔腾的气势。后来我们出了《一中教科研》刊物,老师的文章渐渐有论文相貌,水平也一期比一期高。
我们在教科研前沿也大胆地探索着,有些东西还很前卫。印象最深的就是搞“无人监考实验”,学生自己报名,写不作弊承诺书。
老师发了卷子就走。
没有监控摄头,没有老师“偷偷摸摸”暗查,风险很大。有可能期中考试这几个考场成绩全部得作废。
但家长很支持,觉得如此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是个好举措。两个无人监考考场纪律最好,学生非常安静、守规矩。
无人监考考场与比对考场成绩分析出来了,无异常。
后来之所以没有推开、坚持下来,是因为感觉它不自觉地在德行上给学生分了类,存一种隐性暗示、歧视。
起初搞公开教学,给老师“演习”的宽度,你可以另找一个班先练熟。
有的老师提意见,说你这在演戏,有啥实战的意义?其实他没想通透,一节公开课,老师得磨课,思路、环节、课堂用语都要打磨,板书要设计。这种“演戏”或演习,对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的提高,会有促他开窍、开朗的大作用。
小张芳在老阶梯教室摆阵,一招一式都成模样,她的课行云流水,就是这样“演戏”练成的本事。
如今已是语文特级的陈超,那时还很稚嫩,但他上课有板有眼有想法,属少年老成。
一中大建设始于一九八八年,开始是北教学楼、科学馆、大礼堂,后来是现在的科技馆、人造草皮操场与塑胶跑道。
老操场老伤学生,碎石子跑道长满牙,足球场只有一段时间有草。跑步、踢球不能摔,一摔就是个皮开肉绽。
一场运动会下来,最响亮的口号竟是“轻伤不下火线”。
最老的实验楼要扒掉真是令人唏嘘。那楼框架很结实,室内开阔。实验室挪走后,这里做过补习班教室。
老实验楼与礼堂之间有片杨树林,夏天树荫遮天蔽日,蝉声合唱;秋天风雨时哗哗响,树叶落一地,特别容易让人伤感。
二零零一年开始吧,我们的建设由宏观到微观。老师配发电脑,弄个大公司的文员隔挡桌,老师忽而在办公室有了私密空间。好多人开始精心打扮自己的小天地。
当个一中老师的幸福感越发显著:待遇好,社会尊重度高,办公条件好。
这几十年一中的发展,有个核心的东西最关键,就是教育理念对头。
九十年代初我们就把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弄成整体框架,学生在一中有紧张的时候,也有放松的时候。
一中不主张死读书。
有一段,各校都在拼,拉长学习时间来提高成绩,把学生熬得精疲力尽。我们仍按自己的节奏行事。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一中抓得松,我们内部也有人怀疑,建议我们是不是要做调整;家长心里也叫舆论弄得躁躁的,极其缺乏安全感。学生在那里睁不开眼睛地熬,毫无效率地拼,他看着却安心。
这是对教育的一种绑架,这种绑架方式现在还在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遍布世界的淮北一中学生依然优秀,上升劲头十足;就因为我们没有很愚蠢地在高中三年内榨干他们,用他们的血汗为学校祭旗。
教育没有神奇,就是一群孩子成长而不是赶考的故事。
这张学生跳健美操做造型的照片,倒让我有另一种遗憾:一中没有组过球场上欢蹦乱跳的啦啦队,缺道风景;尽管一中的学生足球在省内踢出了知名度。
“来生我们还要上一中”。五十年校庆时,一群五十多岁的老校友拉出了横幅。这句话,出自许许多多一中学子的内心,是对一所学校的最高褒扬。
我们在一中辛苦了一辈子,感觉庸庸碌碌的;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在老一中大院的日子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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