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今年暑期一中将全部、彻底地搬迁至新校区的讯息，就知今后我们内心将会增加一个新的情感符号了。多少年的岁月纹路从此将变成心理烙印。
这次和一中大院的告别，跟以往的截然不同。
2020年退休后，校园很少再进来过。已经在心里有过告别：结束职业生涯，开启新的航路、新的生活。
还就得再告别一次。
一中在那里，我们的历史足迹便存在那里；一中离开了，好像在大院里的四十年日子也被剥离了。生命是需要依据的，那些如地标、路标一般的依据在，生命的过程不管走了多远，还能历历在目。
想起1981年4月走进一中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温暖。我在高岳中学教的几个孩子，拉着架平板车，把我由北门送进了校园。
那些农村的娃朴实而真挚，帮我把不多的东西收整好。我要他们好好搏一把，高中考进一中我们继续师生的缘分；结果他们几个都去念了中专，一步跳出农门捧上了铁饭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中大院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西边电厂的几个机组，看着冒的是白烟，粉尘大到晾洗的衣服在外面会落一层灰屑；有时还会持续发出令人不安的巨大声音。更令人难耐的是现在学校南门位置的化工厂，挨校园南墙边竖二根烟囱，时不时冒出黑烟。烧制兽骨造产品，气味出奇难闻，尸骨的腐臭，刺鼻熏眼。一到黑烟冒出，气味传出，原本在操场上课、戏耍的学生，捂着鼻子一哄而散。面南的教学楼窗户一律要闭死。
电厂的汽声，开山炸山的炮声，一惊一乍地伴随着我们校园生活。
学校实在难以忍受化工厂对师生身心健康的直接威胁，连体育课都不能让你上安稳，决定采取行动。拼命找，拼命呼吁，强烈要求化工厂搬迁。
那时的环保意识还不像如今那么敏感，这种事情管钱的领导说了算，市里财政困难，他手一摊没钱迁厂子。学校下定了决心，求爹爹告奶奶，上上下下找了好几年，最终市里咬牙挤钱解决，厂子终于搬走了。
很神奇的是，好像在回报一中人多年的苦难，此地经学校改造成南大门，建了个小广场，成为学校最美的全景拍照点。
过几年，电厂的机组也一台一台地熄火了，炸山的惊响也消停了。
我们有时在一个点上去感受、注视时代的变化，就觉得显明。
我常常想那些被电厂粉尘、化工厂臭味熏过的在一中读书三年或六年的学生，必须要对你们说声谢谢，没有你们的受苦受难，就难有一中大院好多年的春和景明、秋高气爽。
一中大院里搞了几尊雕塑，镌刻一些文化符号。
那还是比较单一的具形思维年代，对意义的理解被政治正确与行为表象制约，尚无多元多解的觉悟。
俩小女孩头对头读书的形象塑造，意义浅显易懂。
好玩的是，喷泉一开，有了个雨中安闲读书的奇观画面。
意象的虚假性顿显突兀。
把喷泉拆除，雕像放到科学馆北边的树丛里，它忽然生出一份意想不到的真实和情趣感来。
一中大院有过许多这样的小女孩，有过许多这样的场景故事。
那是青涩时代的一张剪纸。
一九九八年我们搞“飞翔”雕塑，思想开放了许多，对抽象与多元的接受有了雅量。学校在飞速发展，更多的学生飞到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雕塑制造了个好话题。
当时已明白，学校主题文化的展现，需要更有创意，而非直截了当地叙述。
不知为何，科学馆门厅陶行知雕像很容易被人忽略。我也是抓拍了同事田齐波、周学斌人物肖像，才发现墙面“不带半根草去”的话语是感人的，雕像的注视带有拷问的神情。
六十多亩的校园挤着几千学生吃住学显然太逼仄了，一中大院里能造美景的余地不是很大。而对离开的人来说，回过头去再看，那些标志性的建筑、景观比比皆是。记忆里会被上色涂粉，更何况它本身也是阳光灿烂的呢。
有人喜欢科学馆上的晴空，会有云朵在天文包那里游荡；有人喜欢教学楼前的绿廊，夏秋绿荫匝地；还有人就是喜欢人造草皮操场。
九十年代末期，塑胶跑道、人造草皮操场刚建好，安徽北部头一家，稀罕着呢。据说个别学生报一中，就是冲着操场能踢球来的。
我独爱操场晨曦。
早先住操场边的鸳鸯楼，每日都会被各班跑操的集合哨子催醒，然后咬咬牙下床，去和学生们跑几圈，做老式的广播体操。
晨旭懒懒地展开，又一天开始。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早自习，那时老旧的大礼堂刚刚翻新；从教学楼看过去，晨日还没有露出脸面。我的这张照片是在高二年级组办公室取的景，画面突然给我以震撼， “我这一辈子”话题跳了出来，平易而强力。
很多从事教书工作的同志，都会熟悉这样的画面。一生最好的岁月，所有的辛苦、单调和宁静、快乐，一下子被画面所浓缩，所解说。
在一中上学能摊上一场大雪那才叫有眼福。
教学楼前绿廊的景象，终于用得上我们烂在肚里许多年的“玉树琼枝”、“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的词句。
一九九零年我们第一次搞教学研讨会，现在想真是很老土。
教科室周学斌主任跟要狗肉帐似的追着老师，一篇一篇地催，一篇一篇地求，这才能催出十来篇论文。说是论文模样也不周全，底子就是教学总结，夹杂一些看法、想法。
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拿着手写的稿子，低着头在台上念。
教育局分管马局长讲讲话，教育科长老任、督导室王明爱助助阵；分管教学的姜校长主持，刘校长发发话，这会就开起来了。
没有专题，没有深度，没有焦点，没有名人专家报告，就是我们自己热闹，从无到有地搞起来了。
土法上马，却有奔腾的气势。后来我们出了《一中教科研》刊物，老师的文章渐渐有论文相貌，水平也一期比一期高。
我们在教科研前沿也大胆地探索着，有些东西还很前卫。印象最深的就是搞“无人监考实验”，学生自己报名，写不作弊承诺书。
老师发了卷子就走。
没有监控摄头，没有老师“偷偷摸摸”暗查，风险很大。有可能期中考试这几个考场成绩全部得作废。
但家长很支持，觉得如此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是个好举措。两个无人监考考场纪律最好，学生非常安静、守规矩。
无人监考考场与比对考场成绩分析出来了，无异常。
后来之所以没有推开、坚持下来，是因为感觉它不自觉地在德行上给学生分了类，存一种隐性暗示、歧视。
起初搞公开教学，给老师“演习”的宽度，你可以另找一个班先练熟。
有的老师提意见，说你这在演戏，有啥实战的意义？其实他没想通透，一节公开课，老师得磨课，思路、环节、课堂用语都要打磨，板书要设计。这种“演戏”或演习，对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的提高，会有促他开窍、开朗的大作用。
小张芳在老阶梯教室摆阵，一招一式都成模样，她的课行云流水，就是这样“演戏”练成的本事。
如今已是语文特级的陈超，那时还很稚嫩，但他上课有板有眼有想法，属少年老成。
一中大建设始于一九八八年，开始是北教学楼、科学馆、大礼堂，后来是现在的科技馆、人造草皮操场与塑胶跑道。
老操场老伤学生，碎石子跑道长满牙，足球场只有一段时间有草。跑步、踢球不能摔，一摔就是个皮开肉绽。
一场运动会下来，最响亮的口号竟是“轻伤不下火线”。
最老的实验楼要扒掉真是令人唏嘘。那楼框架很结实，室内开阔。实验室挪走后，这里做过补习班教室。
老实验楼与礼堂之间有片杨树林，夏天树荫遮天蔽日，蝉声合唱；秋天风雨时哗哗响，树叶落一地，特别容易让人伤感。
二零零一年开始吧，我们的建设由宏观到微观。老师配发电脑，弄个大公司的文员隔挡桌，老师忽而在办公室有了私密空间。好多人开始精心打扮自己的小天地。
当个一中老师的幸福感越发显著：待遇好，社会尊重度高，办公条件好。
这几十年一中的发展，有个核心的东西最关键，就是教育理念对头。
九十年代初我们就把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弄成整体框架，学生在一中有紧张的时候，也有放松的时候。
一中不主张死读书。
有一段，各校都在拼，拉长学习时间来提高成绩，把学生熬得精疲力尽。我们仍按自己的节奏行事。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一中抓得松，我们内部也有人怀疑，建议我们是不是要做调整；家长心里也叫舆论弄得躁躁的，极其缺乏安全感。学生在那里睁不开眼睛地熬，毫无效率地拼，他看着却安心。
这是对教育的一种绑架，这种绑架方式现在还在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遍布世界的淮北一中学生依然优秀，上升劲头十足；就因为我们没有很愚蠢地在高中三年内榨干他们，用他们的血汗为学校祭旗。
教育没有神奇，就是一群孩子成长而不是赶考的故事。
这张学生跳健美操做造型的照片，倒让我有另一种遗憾：一中没有组过球场上欢蹦乱跳的啦啦队，缺道风景；尽管一中的学生足球在省内踢出了知名度。
“来生我们还要上一中”。五十年校庆时，一群五十多岁的老校友拉出了横幅。这句话，出自许许多多一中学子的内心，是对一所学校的最高褒扬。
我们在一中辛苦了一辈子，感觉庸庸碌碌的；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在老一中大院的日子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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