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歪靠在床头，很沉浸的在本书里呆着。
老婆告诉我，说马富强来了，没找到我，在她学校里参加个校际交流会，吃顿饭开车又走了。
我一听“马富强”这名字就从书里出来了，急急的撂下书，摸起电话就给他打，通了就骂——你个老家伙来了不见就走，赶着回去怕人家抢你的班夺你的权呢？
他呵呵的应和着，声音不高不低的解释着。
床头柔和的台灯的光线，连接起那些久远的日子。
如果我们这些老爷们也能弄个密友排行榜的话，富强在那榜里定然是位列首位的人，尽管好一段日子我们甚至三两年才通一个电话。
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城市，他家离我们家也就隔条大马路，很近；若是在乡下，这点距离我们当是同村同庄的乡党了。
中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校，他比我高两届，和我二哥同年级，但他们是两路子人，没有交往过。我那时偶尔会在学校集会上露个脸，他知道我。
1977年年底上大学的时候，我俩宿舍相邻，又是中学校友，年龄在各自系里都比其他人小六岁以上，所以就熟悉了，那时我们吃饭、上课就一起走，回家也同道同行。
1977年上大学的人是很奇特的，起早贪黑的往教室里跑，火急燎燎的去图书馆抢位置，学习的热情高涨到离谱。
我们的学校依着涂山而建，那山很有名气，据说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方。山上有座禹王庙，庙前启母石高高立于山崖。
校园就在大片茂密果树环绕的山边，就一届学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我们班三十多人仅拥有“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四个还是娶亲有子的。人的思想处于尚需启蒙的被动时期，绯闻的事情就很少，最轰动的就是我们班吴伟把校办艳丽的打字员给呱啦上了，偷偷摸摸、遭人嫉恨的谈起了恋爱。
那时我17岁他也就19，青春期早就叫文革给锁住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跟谁谈个对象的想法。
我俩就有事没事溜达，校园里、校园外。
那时好像说说笑笑就是娱乐了，于是我们就说说笑笑。
很多人奇怪我们俩性格差异那么大，怎么会关系那么好。我是显外露的人，一个场合不要一分钟你就能够感受我的突出存在，后来有个词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给拔高了，叫“气场”；而他是那种极内敛的人，人多的时候很少有话，半天不知还有他这个人在你旁边呢。
上学放假回家后，我们也很少找各自的伙伴耍，天天你家我家的跑，和彼此家里人熟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们都住在城市最繁华地段的小街小巷里，去他家次数多，因为他和他哥住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五六平米，高不到两米，叽歪歪的小门，半掩则屋里要开个很暗的白炽灯。
那时人是没有同性恋观念的，要是现在这样好着，难免要人家乱想。
我记得他谈女朋友的时候，如今已经做了我嫂子和我烂熟的蚌埠医学院的张教授是很吃醋的，天天看我俩泡一起，就对他使脸子，他则呵呵的应着；我呢仍不自觉的把他当单身待，也不问他俩需要不需要单独空间，仍然像过去那样和他腻着、耗着，这让张教授闷闷不乐了很久。
我现在去想那时我俩的铁，实在是因为相互欣赏。
他其实是内心很求欢乐的人，在一起没有心里防备的坦诚和性格上的截然不同，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都使得我俩感觉到一种朋友间相互亲密的快乐；我则很看重他的内蓄，不声不响的凡事心里有数，如同长兄般的给你依靠。
我们在一起没有金钱和自私观念，那时我们真没有钱，上街吃个饭什么的想都别想，顶多是看场电影；拉呱时间长了，要是到了饭点，在彼此家里坐倒就吃，没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抠几个小钱多半是为了买书；谁要是遇到需要的书了就买，给对方了也不会去想钱的事情。
我始终想，遇见一个能够把心里秘密说给他听而不需要考虑什么的人，是一种幸运，他就是你心理暗淡时隧道那头的光亮，至少你知道有人陪伴你在行走，心里就暖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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