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歪靠在床头,很沉浸的在本书里呆着。
老婆告诉我,说马富强来了,没找到我,在她学校里参加个校际交流会,吃顿饭开车又走了。
我一听“马富强”这名字就从书里出来了,急急的撂下书,摸起电话就给他打,通了就骂——你个老家伙来了不见就走,赶着回去怕人家抢你的班夺你的权呢?
他呵呵的应和着,声音不高不低的解释着。
床头柔和的台灯的光线,连接起那些久远的日子。
如果我们这些老爷们也能弄个密友排行榜的话,富强在那榜里定然是位列首位的人,尽管好一段日子我们甚至三两年才通一个电话。
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城市,他家离我们家也就隔条大马路,很近;若是在乡下,这点距离我们当是同村同庄的乡党了。
中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校,他比我高两届,和我二哥同年级,但他们是两路子人,没有交往过。我那时偶尔会在学校集会上露个脸,他知道我。
1977年年底上大学的时候,我俩宿舍相邻,又是中学校友,年龄在各自系里都比其他人小六岁以上,所以就熟悉了,那时我们吃饭、上课就一起走,回家也同道同行。
1977年上大学的人是很奇特的,起早贪黑的往教室里跑,火急燎燎的去图书馆抢位置,学习的热情高涨到离谱。
我们的学校依着涂山而建,那山很有名气,据说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方。山上有座禹王庙,庙前启母石高高立于山崖。
校园就在大片茂密果树环绕的山边,就一届学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我们班三十多人仅拥有“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四个还是娶亲有子的。人的思想处于尚需启蒙的被动时期,绯闻的事情就很少,最轰动的就是我们班吴伟把校办艳丽的打字员给呱啦上了,偷偷摸摸、遭人嫉恨的谈起了恋爱。
那时我17岁他也就19,青春期早就叫文革给锁住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跟谁谈个对象的想法。
我俩就有事没事溜达,校园里、校园外。
那时好像说说笑笑就是娱乐了,于是我们就说说笑笑。
很多人奇怪我们俩性格差异那么大,怎么会关系那么好。我是显外露的人,一个场合不要一分钟你就能够感受我的突出存在,后来有个词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给拔高了,叫“气场”;而他是那种极内敛的人,人多的时候很少有话,半天不知还有他这个人在你旁边呢。
上学放假回家后,我们也很少找各自的伙伴耍,天天你家我家的跑,和彼此家里人熟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们都住在城市最繁华地段的小街小巷里,去他家次数多,因为他和他哥住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五六平米,高不到两米,叽歪歪的小门,半掩则屋里要开个很暗的白炽灯。
那时人是没有同性恋观念的,要是现在这样好着,难免要人家乱想。
我记得他谈女朋友的时候,如今已经做了我嫂子和我烂熟的蚌埠医学院的张教授是很吃醋的,天天看我俩泡一起,就对他使脸子,他则呵呵的应着;我呢仍不自觉的把他当单身待,也不问他俩需要不需要单独空间,仍然像过去那样和他腻着、耗着,这让张教授闷闷不乐了很久。
我现在去想那时我俩的铁,实在是因为相互欣赏。
他其实是内心很求欢乐的人,在一起没有心里防备的坦诚和性格上的截然不同,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都使得我俩感觉到一种朋友间相互亲密的快乐;我则很看重他的内蓄,不声不响的凡事心里有数,如同长兄般的给你依靠。
我们在一起没有金钱和自私观念,那时我们真没有钱,上街吃个饭什么的想都别想,顶多是看场电影;拉呱时间长了,要是到了饭点,在彼此家里坐倒就吃,没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抠几个小钱多半是为了买书;谁要是遇到需要的书了就买,给对方了也不会去想钱的事情。
我始终想,遇见一个能够把心里秘密说给他听而不需要考虑什么的人,是一种幸运,他就是你心理暗淡时隧道那头的光亮,至少你知道有人陪伴你在行走,心里就暖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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