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心是痛的，那一被触碰就钻心的痛已存近二十年。
我站在那里，伤心的看着蚌埠街二马路西头最后几栋老房子已成空穴，如同站在自己的墓前。
父亲八七年就走了，二哥也在某一天突然离开，母亲也在疾病的煎熬苦痛后去与他们聚在了一起；还有许多相熟的人，微笑、话语还有温度，人却冷冰冰的走在了去天国的路上。
已经看开死亡，它就是花开之后的花落；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花季。
但眼睁睁的瞅着熟悉的自己的过去死去，那种难过，和离开这块土地憋郁了几十年的委屈，一下子都在自己的墓前泪奔。
没有二马路的蚌埠，就是个没有历史灵魂的新东西，陌生玩意。
它绝对不是买椟还珠那样的愚蠢，它就是要将家里最值钱的古董随随便便的丢弃，换成一套刨花板做成的家具，要光光溜溜的显摆。
文化上的这种无知和粗暴，并不亚于文革十年的毁灭。
最荒诞的是，仅隔十几年，这个城市却充满情感的以想象与照片的方式，呈现二马路的当年。据说还落成了个古民居。
不知蚌埠有个维多利亚电影院，没见过歼六飞机天天在头顶飞的城市的年轻人很惊讶：蚌埠街居然还曾有过那么好的地方。
与我一起在二马路走过童年、少年时代的小学同学跟我说：二马路积蓄上百年才只有一个，淮河文化广场就是撒钱堆起来的塑料花。
城市小巷中长大的人知道，所谓城市其实就是小街小巷，吆喝的店铺商贩，菜市街。
农村叫集，城里叫市井。
这个有着真皮座椅、两层楼的维多利亚电影院，我们在它名叫人民电影院时，并不知它是安徽省最有历史、最豪华的影院；我们只知道逃票，人摞人的挤着到那俩小窗口去买票，到它木板紧闭起来的大窗户下听电影。
没有蚌埠大戏院、人民电影院、光明剧场、和平电影院、淮光剧场的蚌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蚌埠曾经是那么亲切的世俗，出了小巷小街就是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高楼大厦。
我们到日本、韩国才能找见我们当年的这样的地方。
那时的繁华也就是儿时玩耍的记忆，比如很惊险的在百货大楼门前空地溜冰，在大楼里三层的扶手上急速滑下；比现在玩风火轮的小儿还会炫技。
大楼路口的一个交警叫杨胖子，专逮自行车带人的，手背到后面的那种“我骄傲”表情，一直存留到春晚“我骄傲”的会意。
那是脸贴脸的日子。
城市的大模大样一开始也让我们惊喜，小区高层的住宅变化也使得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祖孙三代居于一室的传统老屋，非常有成就感的栖息在有大片绿地、有精美雕塑的地方。
紧接着就是缺失的感觉。
近80高龄的母亲生前吵着要回老宅老院，要找楼上楼下的老邻居，怪罪我们为什么要把她弄到这没有声响的“监狱”来。
那时她已经呈现老年痴呆症状，但搬家失去老屋让她彻底崩溃；就是要回家，谁都拦不住的要回家。
她的家，蚌埠华盛街亚美巷已经成了拆了两次的豪华的坟头了。
孩子再也没有玩耍的同伴，家家森严的防盗门和自成一统的完备室内设施，把街坊邻居的观念迅速消灭，同一楼道的住户如同路人；公交汽车、地铁、私家车，使得自行车时代上下班闲游般的乐趣磨损殆尽。
堵车，又堵车；回到家，精疲力竭。
于是，我们非常怀念老街小巷，怀念爷爷早起生炉子的柴烟；
怀念老街路口，父亲常和几个邻居叔叔在那里闲泡的茶馆；
梦里会回到折折弯弯的故旧的所住的街巷与破损的楼房。
我知道，我的城市已死去，死在一九九九年那个初秋，最后拆迁我的出生屋之前的那几张照片里。
正像我已随之被埋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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