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街亚美巷口就如一户宅门那样大，但里面住户多，人稠密。
我们和对面的院子，仅一块石板条之隔，孩子大小也差不离，常见的问题就是娃们的小名、乳名要区分好。
我们两个院子里有四个排行老四的男孩，怎么办？年龄最长的通常会被称“老四”，次之称“大四”，我则称“小四”，对面院子里的最小，叫“四孩”。
这种叫法非常必要，父母冲着大院喊叫四子吃饭、倒垃圾、担水，就是叫法有分别，也还会出现几个同时露出圆生生脑袋答应的差错。
老四、大四和我都上了中学，在文革将一切故意都搞乱了套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已经把我们沐浴得油头滑脑且有些玩世不恭了。
有个老词专形容蚌埠街一种人，叫“街华子”。他完全是一副浮华貌，市井的味道慢慢浸染，行为比“街痞子”好点。
我们就有几分“街华子”样子。
惟有四孩还在红小兵一族，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调子，每日欢欢喜喜的到向阳路小学上学去。
隔岁如隔山，老四不带大四玩，院子里就我和大四的年龄挨得近，他比我高一届，有时同学你的我的串着玩。
我们就这样平平稳稳的活着，谁都没有想到，就是那个稚气未脱、矮胖矮胖的小四孩，竟然干出一件轰动我们整条巷子的大事。
那时是运动不断，有时甚至几个运动一块轰轰烈烈上，反帝防修，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提防地富反坏右使阴搞破坏，抓台岛潜伏的敌特。
满街醒目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幅标语，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四孩所在的学校，就有个孩子举报抓获了一个写反动标语的坏蛋。不但孩子因此而大放异彩，连学校都光荣得了不得。
那个时候，鼓励检举、揭发坏人坏事，能把自己的亲人送进去叫大义灭亲。
那时没有鼓吹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但四孩却充满成功的渴望。
小小年纪想立功心切，而又实在没有机会，四孩陷入了苦闷状态。欲立功而又立不了的煎熬，在折磨着他那颗幼小的心。
根本不知“阶级斗争”是成年人世界打击异己的一个工具，因此而糊涂了的四孩，居然自己歪歪扭扭写了个带有反动意思的纸条，放学后趁着没人，塞在了小学校破旧的图书楼的木梯裂缝里，然后第二天课间，假装和同学捉迷藏，自己又把它拣出来，满脸激动的交给了老师。
在他那个年纪里，四孩的筹划应当说是有鼻子有眼的，比如塞在学校破旧的图书楼的木梯裂缝里，假装和同学捉迷藏发现。然而这伎俩对于陶醉于人斗人，斗出了乐趣的年月里的成年人来说，却是如获至宝的幼稚。
结局是单纯而可爱的四孩根本意料不到的，不仅他被查获，连连挨批，就连他父辈曾经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做伙计的老账，也一并翻腾出来，作为了四孩反革命行为的历史根源被株连了进来，一家人为此遭罪不已。
打那起，四孩便不再上学，胖墩墩、见谁都呵呵傻乐的四孩，一夜之间，沉默寡言，脾气暴躁，谁惹跟谁拼命。让过去根本就不带他玩、自以为比他要硬气得多的老四、大四与我这个小四刮目相看。
我们院子有个穷孩子出去当兵的老军人，板正而不带表情的面孔，逼视人的眼神，带兵练就的底气十足的吼声，威风凛凛。
识字不足七八百，却偏偏由野战军炮兵营长转业做了机关干部学校的校长。
那年月，机关学校基本瘫痪，老军人实在闷得发慌，便成为整个院子的超级大保安，昼寝夜出，四处巡查。
有了他这习惯，我们大院古风犹存，夏天在院子里搭铺乘凉，家家夜不闭户，从没有出过事。
那是个月明风清的夏夜，一楼老许家在合肥歌舞团做歌唱演员儿子的朋友，从合肥乘夜车到蚌埠，腿未歇，直接到了大院。
假如大院门是拴住的，喊几声有人开门倒也平安无事了，偏巧我们是夜不闭户，老少爷们横七竖八的躺在院子里睡得还挺沉。
他背个包，蹑手蹑脚的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害怕认错。
就在这时，他只听到墙角暗处一声低沉喝叫:“不许动，举起手来!”
他吓得一激灵，回头瞅瞅看不清人，月光下只见伸出的却是个作成枪状的肉手，就憋不住要乐。“噗”的一声还没有笑出来，就听雷霆般的一吼:“你给我老实点!”声响之大，惊得他活生生的一屁股便坐到了地上。
院子里乘凉的男人们也被吼醒，睡意蒙蒙的慌乱一阵。等到明白过来，大家一起又笑作一团。
这事也就和对面院子四孩急于立功邀奖的悲剧一道，成了文革时期小巷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小巷传之后世的悲喜经典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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