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是在老西区淮河电影院那一片,一个同年级同学开的酒店办的,要不是董丽领着,这地方够我找的。
当一个城市给你一种陌生感,街街巷巷不再熟悉;而父母等你回家的那盏灯也灭了,“故乡”的意思也会变化。
迎上来招呼的同学面目非常熟,可只听人家喊你名字,他的名字就窝在我嘴边却叫不出。
这是社交场合会很尴尬的局面。
但在我这个当了三四十年老师那里根本不是个事,我经常会在一马路或相山公园的干道上遇见喊我马老师的人,我不知他是谁却露出一副我知他是谁的微笑。
这个老同学似乎看透了我的亲切微笑就是个伪装,他就不依不饶的站在面前等,我最终喊出了“孔令茂”这个名字。
孔令茂初中时在前排就坐,按他的说法就是坐在领导席。
初中他就是个能豆,很有智慧的逗乐同学、戏弄老师。
我们那时把这种游戏叫“结下语”,老师最恨学生结下语。
老师在讲台上严肃的说:你们不要讲话了;孔令茂也会一本正经的面对我们说:你们要老老实实给我坐好。
大家哄堂大笑;老师的严肃也成了笑料。
他就是我们班脱口秀的段子手,并且勇于不承认错误。
他小时就会弄出狡黠的微笑,好像时刻都藏满了心机,猝不及防就会抖出个包袱、笑料。
聚会是由他主持的,与四十多年前相比,老孔仍旧是小孔的令茂,你猜不透他有的那点严肃,究竟是要搞笑还是真的在一本正经。
与他一起的彭军那双眼睛几乎就是个我们班的地标,出奇的大。
我喊不出“彭军”的名字,印象却是极深的。
我们班最捣蛋的显陈晓武,他来上学就是逃学逃无聊了,回到教室里搞事玩,作弄老师或被老师下狠手整。
他嬉皮笑脸,无所畏惧,给老师个低头认罪的表情,转头给我们就变鬼脸。
而彭军是那种闷搞事,个子不高性格却很硬气,一双大眼凶起来年级里混大头的也惧他三分。
靠眼神就能拒敌十步以外。
那个年代我们一班被其它九个班同学称为“娘娘班”,一个呢是我们被班主任管束得还算服帖,其他班级经常会有外面的找上门来打,一打就是一窝的血头血脸,我们班不曾有;再一个我们班主任是个女的,不但管我们,还管那些觊觎我们班的小坏蛋,谁靠近我们的教室都不行,更别说找茬了。
我们班来自于好几个小学,只有我和马新会是淮河路二小的,本该上六中,转到二中来,可谓势单力薄。
我们那时还没有划线拉山头的概念,一班就没有多少你是哪个小学的门派之争,更没有欺生现象,很快咱就都是一班的了。
全班就我们俩做了中小学老师,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都喊新会马老师,我后面挤进来的叫法就有点难办;我倒是不喜欢大家喊我马老师,就是老马,听着格外亲。
做久了老师会有一些不同,新会平日里说话就很洪亮,相较我们就显得稍稍有些板正。
我跟她开玩笑说,这辈子要做个最好的老师,你就得做几样叛逆的事情,才会理解透叛逆期的孩子,知道他们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成长期的坎高坎低而已。
当我们都身陷中国历史上最为壮阔的发展时期的时候,教师这个职业让我们在平静的港湾里做了看客;此为幸甚或亦是不幸。
最感亲切的是宝宝和汪成,平日里上学放学一起走过的一日一日,就成了回返少年生活的路标。
那时宝宝是圆脸,肉乎乎的甜笑。
他家住百货大楼北面,酱园店边沿的巷子里,相隔我家也就几百米。
我和宝宝是在市井里长大的,那些小商小贩的叫卖,铺子里、街面上喷喷香、热乎乎的熟食汤面,便凝结在我们的嗅觉、味觉里。
很多年以后当我远离了市井才知道,“俗”就是人间的气息,是一份深厚的可爱与亲切。
我们上学相互绕路到彼此家找着等着结伴走。
再也想不起来整日里聊什么,但就是绵绵长长的话题不断,热火朝天。
那石板条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感情,如果不是我给自己挖个坑,刻意逃避这个城市,一定是会和宝宝很亲密的几十年来继续走,就像马新会、倪荣清、蔡俐、陈静几个姐妹一样,初中到现在都一起结伴走着,从未松开过拉着的胳膊。
我见宝宝,心里满满的少年情景亿念;就想拉着走回去。
但很多事,他已经记不得。
在故乡与回故乡会有明显不同,回故乡带着画面,在故乡的大多只看你的这张漂泊的脸,已经叫他乡的风雨吹打成什么样。
形象记忆最深的还数汪成。
他初中和人说话热情洋溢的样子,永远乐呵呵的那种透明,与他稍许有些女孩子般的唇形、动作,写在了我的少年记忆星空里。
他是很亮很亮的一颗。
他和我在一个群里,每日早晨定时问候大家;如有红包,抢了手气王,一定立即再发回一个。
老同学王凯会借口忙,拖延发;欧家勇会直接说没看见自己是手气王。
几个人大喊大叫,才能催出他们的手气王红包。
我少年时艺术野心的滋养,与欧家勇、汪伦民有关。
我们都和二中的白善成老师学过画,此人后来成为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白善诚是我见过的最腼腆、柔顺外相里藏着活泼和热情的人,他的调皮、灵秀最终凝固到他的漫画创作上,他和他的徒弟齐跃生,纵横国内漫画报刊,名气蹿升很快。
白在人民日报发漫画都是寻常事,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次车祸中罹难,非常可惜。
我在学画的过程中参加飞行员招考体检,发现自己是个色弱,不是弄色彩的那块料就主动放弃了。
但那时就积累了做一番事情的想法,没有不着地的宏志,就是在那一段混混噩噩的无所事事的时段中,找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家勇住蚌埠街二马路北面水上公安局的大院子里,离人民电影院很近。
他的色彩感觉很好,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世界大师的作品,就跟着感觉瞎摆置。
从艺术气质来说,家勇身上有些狂野的东西,但似乎一直没能迸发出来,被一个扣子闭紧。
但我听他唱歌感悟到少年的追寻与欲望还在,还有着不切实、不安分;那是我最看重、最喜欢的东西,那是我们生命中一直没有褪色的底子。
按理说我和汪伦民是两路子人,我外在热情中隐藏着敏感与忧伤,爱上高楼闲说愁的那种;他柔弱中则很小心的包裹着热情与执着。
他是个少年老成似的人物,初中时不声不响的闷着弄事,而且是超出我们那个年龄段有着自制力的含蓄。这个看起来用在微笑上的力气都很节制的男生,内心其实比我们都强大。
这次聚会他单位有事脱不开身,但我不依不饶的强迫他来;四十年未见,确实想看看慢声细语的汪伦民如何了。
急急忙忙赶过来的老汪着实叫我吃了一惊,光溜溜的贼亮的头,增添了很多自信的仪态,想来他在喜爱的艺术中有了坚实的功底和修为。
我没有愚蠢到问他的业绩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相聚是为了纪念生命中的一段相遇,或许还有相知。
我们在蚌埠二中初中的时候,都有过不明晰但很热烈的梦想,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知道它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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