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涂山算是个神奇的地方。
那山其实并无伟岸之貌，四十年前要不是山窝里塞所南京空军干校，山正南坐落个涂山果园场，它也就是个野山荒岭。
若从我们上学的蚌埠师专那里上山，没个正经路，很难走。
山上有座禹王庙，为的是纪念大禹治淮，三过家门而不入。
这个典故更像是个矫情而蹩脚的段子手的作品。
中国的历史，凡被后人编得活灵活现的，一概可疑；即便是司马迁那样的大家，亦难幸免忍不住会书写历史小说。
你看那关于大禹的叙述：“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的哇哇的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 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这些定是无稽之谈。
孟子的时代和司马迁时代比我们早，对这个说法的记述就有绝大出入。
《孟子·滕文公上》载：“ 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
《史记·夏本纪》载：“禹……居外十三年，过门而不入” 。
连时间都闹不准确的事情，一般也就是口头文学的样式，听听而已。
但这事不算了，禹王庙前有个望夫石，形状极似妇人遥望淮河的样子，而且民间传说它还有祈子的奇效。
这个功能，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那里也有，祠外树上栓个红绳，灵验得都有老太太裹着小脚，一步一步爬上山顶来为子孙求子。
涂山是往石上扔小石子，在上面立住了，准保是男孩。
当年把师专建在山脚南面就是个诅咒；我熟悉的好几个同学得的全是女孩。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望夫心切到成石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捡到扔块小石子即可得子的大便宜。
我们作了蚌埠师专的第一届是件倒霉的事情。
初创的学校那时真是简陋，几排平房做教室，几排平房做宿舍，大棚子食堂；一间小图书室，龟缩在大礼堂里，空空落落的没几本像样的书。
八个人一组围着一盆饭、一盆菜吃三餐。
你要是吃过这样的三餐，这辈子什么叫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你都能学到极致。
我们这一组亏好有李明宪老姐罩着我，在我学会如狼似虎吃饭之前，不至于忍饥挨饿。
有几个带工资上学的，就耐不住“盆食”，时常骑着自行车回家打牙祭；也会带点好菜回来，开始还跟同屋的客气客气，几次以后被一帮虎狼逼得只好闭着眼自己享受了。
我之所以每每往涂山上跑，全因刘淮同学。
中文班的同学中，我是最被忽略、最受忽略刺激的一位。
第一条是因年龄，一般相差四五岁，再大点就是十来岁了。
一九七八年的十来岁就是代沟的深刻隔膜。
这些老兄老姐，下过放，上过班，见识过什么叫饥饿，经历过血淋淋的文革的文攻武斗；有的已经拖家带口，孩娃都能打酱油了。
大风大浪行船，阴沟里翻个自行车，啥都见过啥都经历过。
我是家门到校门，从校门还是到校门；跑合肥免费坐火车看一次大字报，红卫兵接待站吃个不要钱的馒头，兴奋得一个月都在同学中间夸耀。
第二条呢，确实存有辈分高低的交往距离。
吴星星、白善诚是蚌埠二中的老师，白老师还收我做过美术学生，手把手教过。将师生关系转换成同学关系，原本就是个高难度的事情。我那时还不会圆滑，更没有嬉皮笑脸跟他们混个没大没小的本事。
吴懋功、田尚青、李明科、张祖全、女小赵男老赵皆为本市现任老师考来；刘志俊、李忠仁、赵万鹏、黄自清等和他们又是一般的年龄。
马炎这样从企业来的，却又和我父亲一个单位，此前作为父亲的同事，甚至到我们家来找我父亲讨要字画；武培权、夏志仁、朱保华又和他差不多年龄。
无怪乎有同学到现在说话，都还有长一辈的派头；当年受用惯了。
我们班这帮子同学，真有在蚌埠师专做大爷的资本。
师专的老师原都是同事、同行，过去谁也不比谁高到哪里去。
他们之间也有个同事、同行和师生角色拧不过来的问题，客客气气的彼此别扭。
有个老师想摆个师道尊严的臭架子，在我们班碰几个来回就声息弱下去了。
所以我也不想转角色了，就那么高不成低不就的被忽略着。
但这事在我心里是有疤痕的。
同班同学关系长期缺乏一种密切和亲昵，对一个处于十七八岁敏感期的少年无论如何都是个困扰。
关键是没人拿你的困扰当回事。
所以我和这班的大多数同学，就没有建立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那样子的一种关系和情感。
毕业后绝大多数立即失联。
海琦老兄好像三十多年前到淮北一中来看过我。
他长兄一般的温厚关心，让我这个中文班最小的同学，悬于外地的孤独感更为深刻而强烈。
我现在想，和我有同等遭遇的中文班的戴老师、高老师、蒯老师都是很厉害的。
一九七八年是百废未兴，他们没有教过高等教材，手里又无现成的教材和参考书目。
我们上课用的课本都是他们刻写、编辑出来的，一大本子油印书。
还要面对同事兼同行的一批老熟人做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古汉语高老师，他是王力的研究生，被运动整得没一点脾性，从工厂里抽过来。
面目有些早衰，头发稀稀拉拉，长的还会飘荡在前额。
他讲古汉字确实显出功底深厚，一个字能扯大半节课，我们都饶有兴致的听。
拉我上山的刘淮同学不和我一个宿舍，上课离我也隔着一排。
但他是个别异的人。
眉清目秀发稀少，抱着《古文观止》整日里琅琅声不断；不大和班里的“当权派”、主流人士拉呱，一付拒人的清高的样子。
他倒愿意俯身屈就和我近乎。
我那时很吃他这一套，以为读书人就该有个读书的样子，老老实实读书，心无旁骛的做学生。
他家书多，我就去借。
张公山附近他家住的砖楼，启窗满目山水，未曾人工整理，风景极佳。
后来他谈个西区医院的护士，温柔贤良型的，也和我熟识。
我分到淮北后，班里同学就他关心，帮我联系过蚌埠接收单位；我家里拆迁时，他已是中区领导，有情况找他反映，也很热心。
但我那时年轻气盛，心里又窝着许多东西憋屈着。眼里、心里对文人和读书人有把尺子量着，一直很苛刻。
都是读古书、古诗词把脑子熏坏了。
刘淮同学做了官员后，我便立即和他疏远。
官场的习气很奇特，连上班穿什么，如何对不同人说话都有潜规则；你很难不沾染，熏出来一样，就让人掩鼻而遁。
我执拗的以为，我的读书人朋友，就该始终是个纯粹的读书人。
平生最厌恶装模作样。
其实想想，这是你自己的毛病。
你当个老师也得在课堂上端住，大家一样。
很多人一见当官、发财的同学，就要摆出逢迎或不屑的两端样子，都是自己心里出毛病了，容不下比自己显而易见的好，眼境也窄小。
怨不得人家当官、发财的同学。
如今戴副眼镜的刘淮同学，眉宇之间还残存涂山读书时的一点气息。
师专上学时他经常失眠，人也憔悴。
他时常拉我上山，踏着杂草碎石走，去找禹王庙的老道士给他扎针。
那老道士样子已经模糊，但却真能下得去狠手，密密麻麻一头，扎得他满头渗出血点，有的地方血一条线径直流下来，挂在脑门、面颊，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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