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学府遗址，除了激励后生，把所有科举高中的学人名单刻上去的著名的“三甲牌坊”外，那仍保留的下马碑牌让人驻足而思。
它立于通往学校的主道旁，满汉两种文字，高约一米多一些。
下马碑的功能就是警示，正如碑上所铸刻的文字“至此下马”。
跟路口的车辆禁行牌一样。
这可不是一般的告知。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圣祖应“礼部议覆，原任京口将军张思恭疏请，饬谕官兵人民经过文庙务须下马”。
这是一道在全国学宫道路跟前统一竖立的圣旨。
所有官员民众，来到学宫门前必须下马步行，以表示对供放在学宫内的孔圣人、文昌帝宫、历代先儒先贤及作出贡献的名宦、乡贤的尊崇景仰。
违逆者等同抗旨。
三四百年前，大中华的一个彪悍民族入主了中原。
应当说新的统治者是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意识的，也遭遇了由刻意贬低汉人汉族文化，到逐步融合乃至于相互同化的过程。
将汉人视为草芥的八旗及其子弟，在血腥的战场上打出天下的凶横的武将们，来到这个礼碑前，骄横表情收敛下来，规规矩矩的照章办事。
礼碑给人的直接感受就是，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做一样事情，就别停留在口头上，躺在文字里。
扎扎实实的把行为规矩立起来，使其具有令行禁止一般的威力。
对目空一切的满族官员来说，圣谕形成的礼碑力量就把尊重给确立了。
“下马”是个细节动作，却也是意识、心性的养成。
中华的尊师文化其实有两个层面内核：一是师者为国之重器，传承文化，淳化民风，教养后代，所以他有资格与天地君并列；其二是他值得尊敬，一大批厚学博识、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放弃中国政治舞台的绚烂光彩，专心教化众生，为民族大计做基础工作，确实是一国之风骨。
研究中华政治文化史的人都会惊叹：我们对教师形象的塑造，尊师观念的形成以及牢固，世界罕见。
这在一个长期以仕途作为知识分子成就高低唯一标准，极为重视人的功名富贵的国家里，实在是值得寻味而又匪夷所思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值得以礼碑和下马示敬来尊崇。
非常遗憾，尊师的历史进程，随着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叛逆之一发起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中断了，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大小当政者被红卫兵小将们肆意揪斗时，学生们将学校的老师当作欺凌侮辱的对象成为了打倒一切的“革命行为”标志。
这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化浩劫。
文化大革命毁掉的是人心、人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有一个经典场面：一位公社书记很暧昧的拍着漂亮的小学女教师的肩膀说：“好好干，我提拔你当供销社营业员。”
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崇，要形成传统得上千年，使之崩塌，几场雨几阵风就足够了。
端庄的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不能走”的戏虐对象。
轰然倒下了师尊，同时被深深伤害的还有师魂。
中国人再也不惧天地，再也不敬师尊师。
一个没有什么可怕的民族，没有什么可尊的国度。
在传统的废墟上，我们疯狂过了以后，那一块下马碑，就像是个讽刺。
各地大小政府搞庆典，都会有孩子们停课出场。
重要官员上午九点出席，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一般需在7点多到场迎候，倘若遇雨突寒，孩子们 和老师就必须抖抖瑟瑟的坚持。
该下马的高高在上。
当看到孩子们在寒雨中穿着戏装般的单薄衣服敲着鼓吹着乐，而那些重要官员们从暖融融的豪车中鱼贯而出的时候，那块下马碑就像是个诅咒。
师道不尊，师魂也就成为一地鸡毛。
“教师也是人”已经更替了“君子固穷”、“穷且益坚”的梦呓。
再没有“凡一应满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了，个别城市教师要结队上街，到官衙门前，为应允的平等待遇呐喊。
是斯文扫地么？
是。
当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再下马，确立恭敬心，将斯文高捧在手心，一众教师还能固守不断被践踏的师尊、斯文么？
三百多年前竖立的这个礼碑在述说着历史，它也是一句喻世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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