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乡野、田园情结，最早的经典描述还是孔子师生对话。
《论语》中的那一段文字脍炙人口：
（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段对话非常著名。
曾皙这段描写所透出的快乐令人倾慕。
一帮学子，沐浴春风中，在乡野里放飞心情，唱着歌回来。
简单而质朴，却是现实生活里极为少见的自由自在。
夫子“吾与点也"的感叹，也是表明了那是他想要的样子。
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高徒，其实有点三教九流。
弟子作官的、经商的等，几乎干啥的都有。
夫子最为欣赏的还是颜回。
若是将德行、学问、智慧、财富摊开，孔子是个极看重德品的人。
颜回身上，寄寓着夫子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
因为缺乏料佐证，今天我们已经不知早逝的颜回喜好做什么学问，有何成就了。
但从孔子对其他学生和颜回的态度不同，可以窥见夫子的人生态度。
史家对孔子周游列国向来定见不一，不过有一点却是显明的：
在遍访各宫廷的过程中，夫子看透了各种丑陋不堪的社会现象，越发坚定了他推行道德伦理的决心。
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人格：进而克己，以礼施政；退而避浊，慎独其身。
一个受到各国王庭尊敬的学者，在政治抱负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从此甘于编撰教材，教化后生，自下而上的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
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很奇特的。
我们是最重视家族的民族，但政治贵族却消亡极快，长的也就几百年。
朝代更替之后便湮没无闻。
欧洲王庭的贵族，延续千年的并不少见。象现在的英国、荷兰、西班牙的王室，都来自于古老的贵族家庭。
我们历代君王以及显赫名臣的后裔，几乎全都早已掩埋于历史的陈迹中。
陈胜的那一句呼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响彻历史的天空。
惟有孔氏，香火不断，家族相传，一脉相承，至今赫然。
不管统治者用儒学和孔子要达到什么目的，但中国文人对王朝统治的影响却是自独尊儒学以来越发鲜明的。
很中国化的政治现象：做高官的必是文人，有些甚至是吟诗弄墨的名家。
国外也有诗人做高官的，但没有形成气候，更多的是技术官僚。
别看它王相部长换来换去，实际上操持政府机器运转的还是这些技术官僚。
中国则大不相同。
孔子奠基的儒家学派，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命运：苛求自我的品质，讲求政治理想，树立政治抱负，追求政治前途。
《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就是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论，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的道路。
中国的专业文人很少，象李白杜甫算是大家了。
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意一直是其苦闷一生的根由，也是其作诗的主要动力源头。
不知他是否拿官俸；到哪里都是朋友接待。
杜甫的主业仍旧是官吏，只因恰逢动乱时期，颠沛流离的，才写了许多留存下来的诗篇。
中国的专业文人倘若不是富家，或作官，或教书，或靠变卖书画度日，实在是难以养活自己的。
柳永与曹雪芹都是专业文人生活困顿的典型例子。
从汉朝时的选拔制开始，到唐以后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实际上中国的官场一直是文人的天下；到了宋代，居然就有了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自诩的文官。
文人与文官，本来是有交叉但本质不同的两个行当。
一个要旷达，思想必须自由，感觉敏锐而细腻，感性居多；一个则必须遵守规则，时时得循规蹈矩，即便要变革，也得审时度势，理性居强。
两个有着明显冲突的角色，恰恰在中国文人身上要兼而有之，实在是很难为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为强势人物；官僚体系中级别是最为关键因素，官大一级压死现象司空见惯。
这就给文官的文人特质的保留带来困难。
久而久之，中国文官表现出令人极为困惑的两重性：一是循规往往难以蹈距，二是精神世界放达，而外在言行则趋于谨慎小心。
前者表现为一大批很有文学才华的文官终究脱不去文人气息，仕途上屡遭贬谪；后者则使得很多颇有华彩的为官文人，羁绊于官场，拘束于官场，最终政治成就有限，而文化贡献留在了历史上。
官场的繁文缛节与思维的恣肆汪洋这些角色冲突给文人带来的问题倒还不是最烦恼的，厌倦于封建官场黑暗的是文人，制造与实施黑暗之举同样也是文人。
官场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中国文人同流必须合污，除非你象陶渊明那样官帽子一扔，选择退出。
陶渊明是最能够诠释中国文人乡野情怀的典型人物。
他少时受儒家思想熏陶，积极仕进，心怀壮志。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些都是其当时心境的写照。
后来决然退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个性与耿介，终究战胜了对权力和利益的眷恋，克服了作为封建文人常见的依附性。
陶渊明之所以典型，还有一个原因，他是中国文人中不多见的举家完全回到乡野，过着难堪的贫穷生活的文人。
我们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这种闲适而单纯的情调里，是读不出陶氏辞官后的艰难生活处境的。
四十多岁的时候，被一把火烧尽了家园，到了温饱难以为继的地步。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似乎从孔子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宿命：在具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老的中国，创造文明、传播文化的人，以此为业是难以果腹的。而进入官场之后所面临的角色冲突以及人格异化，又使得相当一批鲠直文人成为遭遇精神痛苦程度最深的一群。
即便是在最为繁华而稳定的唐代，也形成了著名的田园诗人的群体。
自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象陶渊明那样亲历田园耕作的，就是一生未有功名的孟浩然，也是衣食无忧之辈；他们中也确实有因志得意满、闲情逸致，而在乡野田园中把玩人生的，但更多的还是文人心态的宣泄以及面对精神压力与冲突而以对山水乡野的向往加以平衡。
我们看中国文人的田园诗，解读他们的乡野情怀，实在要看出其中的无奈和寻求精神解脱的渴望。
从“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孟浩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之类的精致话语中，能够揣摩出一代代中国文人所历经的精神苦难和压迫。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就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景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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