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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故土,你的一生将如何安魂

我被自己究竟算是淮北人还是蚌埠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

按中国文化传统,出生地、故乡,当是一个人的根脉、血液里的情感。

我出生于蚌埠市,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九年,那个城市养育了我近二十年。

以“蚌埠人”标签自己,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是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若按中国人皆熟悉的填表规矩,籍贯一栏须填父亲出生地。

“安徽界首”便成为了我躺在档案里的一个长久的籍贯地。

可我对“界首”那个地方一顶点印象都没有。

每年主持皖北省示范高中聚会时,看到“界首一中”名字我都会心里急跳一下。

也就是急跳一下。

我在相城生活了四十年。

所有的力气、才华、智慧都很努力的拿出来,用在了这块土地。

对一个人来说,这就叫“一生”。

一座城市生活了四十年,不管蚌埠人、淮北人如何评判,我自以为已经是个纯纯粹粹、道道地地的本地人了。

而且将终老于此。

已经完全的融入成淮北人是有细节例证的:语言习性,衣服穿戴,喝酒的模样,甚至和别人打招呼的方式。

只有颇具洞察力的人,才能发现我的蚌埠人的先天基因:口语中的特殊发音。

比如说“二马路”,“二”的口型无节制,发成“啊”。

可我还是会有身份认知的苦恼和挣扎。

好像要是自以为淮北人了,就感觉对不起了出生地。

等同于“背叛”。

每次回蚌埠,那个地方已经陌生得让我年少时的记忆荒草丛生。

心里便没来由的悲伤。

仿佛它就得保持我记忆里的原先的样子,不然就是花心、变心了,“背叛”我们这些游子。

你得承认,童年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根脉。

我无数次的在梦里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喜悦,却不会有“我是谁”认知的混乱。

“笑问客从何处来”是一种回归的欣喜和有趣。

而从梦里醒来,那座城市离我却更远了。

分配到淮北头几年,寒暑假回到蚌埠会略有些伤感。

到淮北的那一年我十九岁刚出头。

父母提前退休,大哥、二哥不久前顶替了父母的工作。

他俩这才千辛万苦的由下放知青身份转回到那个城市。

他们和父母都留在了那里;而我却离开了。

我一个破木箱就收拾净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一列绿皮车颠颠荡荡的来了这个此前我毫无知觉的小城市。

从此我就告别了我的家乡。

根本就不是“游子”的感受,那是一种强制性的剥离。

被抛弃了的感觉。

这感觉深刻。

每回返乡离开蚌埠,大多是早晨的火车,华盛街作为菜市街已经醒来;走过还在沉睡的百货大楼,要上天桥时我都会回视一眼。

站在那里,能看见蚌埠饭店在跟我挥手。

眼泪藏在眼神里。

刚来淮北,父亲让我写信描述下工作生活情况。

我一字未写。

教书的学校坐落在高岳街往南的一个村庄的边缘。

没法洗澡,没法烧饭(有法子我也不会),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少言寡语。

宿舍门口就是一对老坟头。

我不想写这些。

没写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再过几年我一定要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

然而,我就一直未能回去。

我无数次的在文字里抒发着自己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我的家乡是位于淮河边上,我们住在南岸一号码头附近,那周边就是这个城市最繁华地段。

城市所有的历史记忆几乎都集中到了那里。

老洋楼、二马路、百货大楼、蚌埠戏院、洋茅厕,石板街。

最近在高速桥上立着的那块大牌子“中国南北分界线”,离我出生的地方也就几百米。

那牌子叫俺很戏剧性的一下子就成了中国南方人。

相城和热闹到杂乱的家乡相比,城区既小且年轻。

我很长时间都感觉不到我是个淮北人,它的二马路、三马路一派农村的集镇模样。

我们小时天天耍着的蚌埠市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胜利路,高楼林立,梧桐树遮蔽了街面,装修像样的店铺鳞次栉比。

那才是个正正经经的城市样。

渐渐的,会有自我慰藉抚平心里的坑坑洼洼。

你从没觉得一生都在异地流浪,反而觉着在另一个城市的日常中获得了一种安定。

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

九十年代之后,再回到蚌埠市,故乡的一切都变了。

华盛街被拆,二马路被拆。

在自己的家乡,我渐渐成了陌生人。

我也同时觉得我享有了某种视觉,好像同乡都日日的在坐井观天,只有我离开了这里,打开了眼界。

我确实觉得自己完整的进入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中国,成长且成熟了。

老家的兄弟姊妹、同学亲戚,大多数遭受了下岗的际遇。

九十年代的砸三铁将那个安徽最为繁华的轻工业城市变成一片灰暗、一片沉重的叹息。

我逃过了这一劫;就好像逃脱了下放农村。

到我们七七那一届,高中毕业生不但不要下放农村,而且可以直接考大学了。

正是在远离故乡的小城,我找到了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中的方式。

这个世界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同学故旧,所有人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

我试着进入这个世界,并编织自己的人情世故网络。

这是个外来人充满了的城市。

六十年代初形成这个城市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涌入这里。

然后是七十年代的下放知青,各地招来的工人,不断分配来的各地的大学生。

上海人、阜阳人、萧砀人充斥在街头巷尾。

在小城的政治舞台上,阜阳人、萧砀人一度占尽风流,本地的干部无足轻重。

作为外来者,我的生活有奇特的双重性。

我努力的保持着家乡的口音,很长时间我都以出生在那个城市感觉自豪。

但蚌埠话、淮北话差异太小,淮北话的腐蚀能力极强,它的一些发音混在口头语汇里,有一些常用词慢慢成为你的语言习惯。

在学校里,我试图讲普通话。

我一开始不太会讲,也清楚自己语音准确性大有问题。

就淮普、蚌普的混。

如果说来淮北生活、工作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分配制度强加给我的,具有某种被动性、强迫性,而留在这个地方,最终成为这个地方的人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

那个年代,回蚌埠去意味着蜗居,五六口人仍旧要挤在两间加一起二十四平米的房子,而淮北一中一间十八平米的单间屋子让我的阅读和写作自由自在。

在人生事业的选择上,我受家庭的影响更大。

蚌埠市华盛街亚美巷十七号那个院子里住了八九户干部学校、财贸学校的老师。

几个老师的毛笔字写得都很漂亮;我父亲画花鸟。

从小就受到文化人的熏陶。

这是一批很注重精神生活的人,这对我选择文学作为一生的伴随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父母很支持我当老师,因为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知青下放,拮据的生活,记忆犹新。

但父母远去天堂后我对蚌埠的“家”的认知情感彻底崩塌。

对我来说,它只是故乡了。

异地人的生活,内心会藏着一种错位与失落。

大部分时间它是隐身的,可那感觉只要一出来,你就稀里哗啦的了。

幸运的是,我有文学陪伴。

我的知识体系告诉我文学描述世界。

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这样。

说它是陪伴都算轻描淡写。

文学就是世界。

很多人不明白,文学的问题并不是造型、抒情,它就是语言的问题,是关于语音、语调、语义的问题,是关于熟悉与陌生的问题。

语言是世界的镜子,语言创造世界,语言就是世界。

世界透过语言呈现意义。

有一顶帽子叫“文青”,这是一个很坏的概念,它模糊了文学的面目,将其放置在一部分人的圈内。

文学是每个人的私人世界,是不同人寻找意义的方式,是个体探索世界的秘密与不确定性的工具。

我特别喜欢读小说的感觉。

你知道一个人物从哪里开始,却不知道他的漂流在哪里结束。

你对小说里的某一个人物建立了某种信任,甚至觉得亲切;但是在根本意义上讲,你并不认识他。

地域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特征、情感根基,是一种古老文化维系稳定与秩序的方式。

我曾经试着说“我首先是个蚌埠人,其次才是淮北人”。

说罢就觉得荒谬。

我本想描述清楚我的来由、关系,实则变成了在称感情的重量。

异乡人的思考方式,意味着自我身份与情感的超越,意味着摆脱一些简易情绪,意味着我们需从跨越地域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归属。

生于何处,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意外。

人有可能出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让地域、阶层、族别甚至性别之间的差异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但凡人性发光之处,我们便能产生认同,并且为其注入基本成分——理性思考和道德能力,还有我们给予这个世界非常可贵的个人礼物——最大程度的诚心和对他人的尊敬。

离开故乡在异地生活,并不意味着一个人需要放弃故土归属,事实上后者经常能让生命变得更加丰富。

思念是一切美妙情感的源头。

我们不必脱离故乡或本地关系,而是可以想象被一个个同心圆环绕。

第一个圈围绕自己而画,接下来一个圈包括了直系亲属,接着就是家族,然后在排序上依次就是朋友、同事、邻里、本地社群、同城居民、同胞国民——就这样,我们便能轻易基于民族、语言、历史、职业、性别往这个名单上添加群组。

所有这些圈子的最外围,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圈,则包涵了人类这个整体。

无论是民族、性别或宗教,我们都不需要放弃自己特定的感情归属和身份认同。

我们不必把这些看作肤浅的东西,它们都是构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最终目的是将所有人都当作对话和关注的共同体,建立互相联系的共同点,并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给以特别的关注和敬意。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爱的东西去定义自我——这些东西可以是家庭、宗教、民族,甚至可以是国家。

但是,我们必须学习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论何时人性共有的东西,都要能够有觉察力,对看似奇怪的特征不心生畏惧,并热切地去理解“奇怪”表征下的人性。

我们必须学习、包容、接纳足够多的差异,才能在差异中找到更多的共同点,才能发现如此多的差异如何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中生生不息。

文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培养对差异的生动想象,这就必不可少地要求我们掌握大量有关差异的事实和形象。

通常,一个人必须了解尽可能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判断、理解、包容他人的言行。

离开故土往往开启了自己的一生的孤独者之路。

它很像某种流放。

你将离开故里的熟悉地、舒适圈,远离温暖如家的感受,还有那些常常会伴随的自我沉醉的虚幻性自大。

故乡的熟悉和舒适,建立在一种聚合的力量感上面的。

在外地若遇到他人的挑衅,孤身一人的你很可能会选择隐忍;而在老家的街道,几个哥们一起会增大的你的力量预期。

一点小事打得头破血流是常有的事情。

离开故土,不时的会感到一种漫无边际的孤独,仿佛在离开习惯和本地圈层的支持后,生活中就缺少了一种温暖和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期热爱并且信任自己的父母,那同一个人长大后,不免会想沿着同样的轨迹重建孩儿身份,在理想形象中,寻找父母的替代形象,并且让他人代替自己的思考。

异地生活不会为你提供这样的避风港;它所能提供的就是理性和对人性的挚爱,而这些可能往往不如归属感来得温暖如春。

一个人若将故乡视为神灵,确实无异于为其下了一道诅咒。

这种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血缘、宗教、地域、习俗、语言等的集体归属感。

这种共同身份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建构起来的。因为人类历史一直伴随着迁徙、杂居、通婚、交流,严格意义上的共同身份极少存在于一个大的地理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起来的共同意识。

而这种共同意识也会反过来约束、禁锢个人的行为甚至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庆幸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度过,而且很可能会将灵魂安放在远离故乡的他乡。

有一天,你心理终究会强大到叶落无须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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