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大都藏着生命密码，当初你看不见，也想不到。就好像初听人念“na mo e mi tuo fo”，眯着眼的神神叨叨，你会以为那是经文，或是非常神秘的某种咒语。它其实就是众所熟知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梵语，翻译过来就是“皈依”的意思。
到老照片所蕴含的意义开始显露，你就会觉得十分奇异。那种高度的对应与暗示，竟有如此这般的灵验。
题图这张照片就是如此。
五十多年前我们家并不是穷得叮当的类型，家里墙角放着坐上去歪歪唧唧的太师椅，雕花的写字台。
时不时的能从抽屉里摸出几个袁大头来。我们拿它当踢毽子的铜板用，它沉，面宽，踢起来做花式动作跃起落下就稳。
母亲和父亲合计一百多元的收入肯定算是蚌埠街的“中产阶层”，养活六口之家绝无问题。但我娘不懂过日子的算计，一辈子拿不动针线，属于上得厅堂下不了厨房的那种人。怀远乡下龙亢集张家的长女长孙的身份，近亲远戚有上千人。我们家就是龙亢集张家在蚌埠的“城市驿站”，到城里耍的、看病的，想大姑、大姨、大姐来探望的，几乎天天不断顿，我们时时吃饭挤不上桌，睡觉得到外面找铺，免不了有些怪怨。
我娘一瞅见我们神色不对就骂：你们任谁给出一点脸色都是狗吃了良心。要不是乡下这些个亲戚帮衬、接济，拿些红芋、菜叶来，你们这些死孩子谁能熬过六零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还是血脉相连！
那时《红灯记》里有段唱词，叫“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们就改成“我家的表舅表姨数不清”，我娘就笑着骂我们贫。
我们这些熊孩子故意这样唱其实真是很有意见。
乡下亲戚来，三两个我们还能凑合着打地铺；多几个我们就得让床、让地铺，要么跑父母的朋友家借宿，或大热天干脆到大马路百货大楼跟前铺席子倒头就睡。
老蚌埠人喜欢在街边纳凉，晚上八九点后百货大楼和蚌埠饭店边上的行人道，铺着席子一睡一大片，冲着风口的好的地段你得五六点就要去抢占位置，早早的泼上水，让太阳晒过的地不蒸人。
天冷有时就在家门口的走道搭铺，走道跟双人床一样宽，又是木头板拼制的。
我们家住二楼起头，来来往往的邻居过，我们就侧转身子，拉开铺盖；要是睡熟了，邻居会脱掉鞋子，跟跳芭蕾舞似的在我们身体中间找空过去。
邻居很少有说闲话的，那年头都住得紧巴巴的，楼上楼下缺个盐少把米的说是借，拿去用就是了，提还就见外了。
大姐从舒城大山里回家必是两个担子挑回来，里面的山货、茶叶东来尝新、西来抓一把，两三捆干山菜、两大桶小兰花没几天就见底。
我父母就爱喝茶，呵呵笑着，断不会有一丝不快的神色。
五十多年前的这张拍于小南山的照片很有些蹊跷。
照相金贵，尤其是自己出去拍风景照，要借相机、买胶卷，花钱冲洗。我们家把照相看成是奢侈的消费，除了一年一回的全家福，很少花闲钱到照相馆去。
你只要看大哥系个布绳子的裤腰带，老旧的裤子皱皱巴巴，一双凉鞋少鼻子缺眼的；而我穿着大三角裤头就来上镜头了，就知这张照片一定是个意外的惊喜。
我娘和大姐拿出中国人照相一定会有的幸福微笑表情；我和大哥傻乎乎的看着镜头，不知所措。
说起来也怪，照片里没有父亲和老三。
老三就是我小哥。
他学校里的同学，巷子里、院子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喊他小名“大头”。
出生时脑积水，头里水涨得头皮跟一层薄纸一样。头颅越涨越大，两个大眼黑眼珠，见人就笑。心疼得我爹我娘倾家荡产也要医好他。
我估计我们家借债史就是从此开始的。
六零年刚起头，娘怀我时就犹豫着不想要，邻居主动拿了四十块钱借给我娘，我这才平安落地。
老三命真大，脑积水刚平息，三四岁时又从二楼木栅栏中间掉下去，叫一楼院子里的晾衣绳勾住，晃晃悠悠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三就是不许我喊他“大头”，一不留神张嘴喊出，他就下狠手揍我，绝不留情。我赌气也不喊他哥，就老三老三的叫了他一辈子。
父亲一九八九年离世，十年后老三也走了。
胜利路老蚌埠三院大楼里，我是握着父亲的手见他咽气的。
老三支张床在旁边睡着了，我趴在父亲的病床边，蒙蒙困困中父亲拉了拉我手，我迷迷瞪瞪的就看见他浅笑着闭上了眼。
我就是在那时候相信有个天堂存在，父亲离世的安详笑容，就像是蓄谋已久的一次远行前跟老儿子告别。
十年后我丧魂失魄的赶到蚌埠，老三已经没有了呼吸，冰冷冰冷的躺在地上。火葬场来车来人不愿意从楼上抬下来，我和我同学马富强就一步一步的把他挪到楼下。
他真沉，下楼梯一提一顿的要拼足力气，沉得我边哭边骂他不知怜惜自己，带个队伍刚包几个小工程有了几个小钱，宽日子还没过几天就离开了。
父亲离世的那几天，我还在父亲的微笑里走不出来，一滴眼泪都没有。等到回到淮北才回过来神，悲伤得哭出长啸一般的阵势，任谁都劝不住。
拉着三哥的丧车远去的时候，我心痛到无以复加。
每年到平山去扫墓，给父母烧纸，火势不高不低，一到老三的池子里便猛地蹿起火苗。
我想他知道我来看他。
陪伴我三十九年的六口之家，从父亲去世开始崩塌，年夜饭冷冷清清，再无年味。母亲若是问起老三，我们都推说他出差了。她的老年痴呆加重，问一句就不问了。
题图四人照，似乎就是个预言。
这张小时候我唯一的一张和家人双人照让我大惑不解。
大哥比我大六岁，我六七岁时，他也就十二三岁。
这张照片拍摄的缘由是什么，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父母是三十岁左右才有的大哥。张家的长子长孙固然是一宝，我爹更是欣喜万分。他是单门独子，得个男娃，终于有后。
他们全然不去想四年后、六年后还会有我和老三的出世，非常主观的将大哥取名“宝宝”，而不是“大宝”那样的名字，虚位以待“二宝”、“三宝”。
更让我们不平的是，我和老三的出世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名字留给我们俩，就小三、小四的排个顺次号，随随便便的打发了。
大哥在我们兄弟姊妹中，确实最当得起“宝宝”之名，他小时聪颖，除了读书兴趣不大，吹个笛子，唱个歌，一上手、一出口都是准专业水平。
到现在我大哥不管在哪个场子露脸，嗓子一亮，全场被镇住，绝对盖了帽去了。那音色真是亮丽，音准、节奏、感情处理都好，高音能站得住。
他现在还是区里老年歌舞队的台柱子。
小时的相貌绝对是超可爱级的，圆乎的脸，眉目清秀、朗润。
大哥的“宝宝”之名跟了他一辈子，他同学、老邻居、亲戚、父母的同事和朋友、我和老三的同学，都这样喊。就大嫂喊他本名，我们听了反而别扭。
我跟大哥说，你要是小时叫毛蛋、铁锁什么的，二十多年的下岗苦命说不定就能改道。他看着我：你小时头毛稀，老三给你起的“四秃子”外号就好？小四也是个排位号，咋就成了好名字？
我看着他，俩人笑起来。
我喜欢五十多年前那个小屁孩倚着大哥照相的表情，冷静、早熟的看着镜头，黑眸子充满眼眶。
大姐的突然去世，似乎让那张我童年和大哥的合照有了沉重的意味。如果说那也是个预言就太残酷、太可怕了。
那个在大年三十晚一定会团聚，热热闹闹的六口之家，如今只剩下我和大哥俩了。有一种悲戚在充盈，却又被老哥俩间升腾起的温情所笼罩。
那天下着雨，我路过蚌埠跟大哥说到外面搞几个菜喝两盅吧。
他非拉着回家，他和大嫂在帮着女儿带孩子。外甥女和我丫头她俩跑老淮滨饭店炒几个菜；她们知我喜欢蚌埠老饭店、小饭店的味道。
雨丝在风中飞舞。
我俩站在他闺女住的楼前，在雨地里合影。大哥和我都有都有一种相同的情绪写在脸上。我们再不需要对着镜头装作中国人通常那样活得佷幸福的表情，就是对此刻、此在的感激与感慨。
此后余生，老哥俩要依靠着往前走。
五十年河东河西，五十多年前的小弟，养育出大哥的表情。
每年清明前，我都要回蚌和大哥大嫂一起，去城区东边平山公墓给父母、老三上坟。上完坟在一起吃个饭，喊着我在蚌埠最好的朋友马富强夫妻，老大的亲家老鲍兄。
一般我都会喝晕。
几杯浊酒，单要老蚌埠街的鸡肠撸串、菠菜拌粉皮。能吃出老蚌埠的记忆，喝出我们在这个世间始终依恋着的一种老感情。
一年一年，我们也在老去。
和大哥单独合影，我要微欠身子凑合着他，就像当年他稍侧头，爱护般的倾向我。那一刻，生命的缘分感超越了血缘、同胞手足。
那么多年，大哥其实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好长兄，那种情谊曾经长久的在苦难里浸泡，长成了如今那么粗壮的一棵大树。
大哥说：大姐走了；她完成了自己的人生。
他这一句让我惊异。
我和大姐在姐弟四人中是一头一尾，她与我相差十二岁，整一旬。我能记事时她已下放，下放前的大姐什么模样我已模糊。每年会回来一到两趟，在亚美巷的家住一段。
我娘不会做家务，我大姐生来就好像是娘的另一个替身，只要她回来，手脚片刻不能闲，家里一定是窗明几净，连木地板都擦得照人影。
她好像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能做。似乎在家的每一点时间，她都要如此填满。
她要让家牢牢记得她，她也要牢牢记住家。
我到现在都很难想象，一个十六七岁的蚌埠姑娘，要下放到对我们来说那么偏远的山区农村；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是她命运的一个符咒，所有兄弟姊妹虽然都因此遭难，但这个符咒对她却是最为沉重的。
农村代课教师，舒城麻纺厂工人，多年前下岗，靠着姐夫事业编一人的工资。
父亲去世，母亲病重，需要人看顾，她全家返蚌，就为照顾老人。
她儿子大鉴在蚌埠上学、工作，结婚生子。
大姐一辈子就是个操心命、做事命，把心操碎，贫困的难处屡屡要把她压垮。
我一天放都没有下过，但就为因此被彻底改变命运的我大姐，我诅咒那个上山下乡的时代。
这里面其实不包含大哥、老三。
大哥七二年下放，五六年后顶替母亲回城，结束了他的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的芳华生活；老三七五年下放，靠着一把笛子在公社宣传队里耍，三年后顶替父亲工作，带回了同去定远下放的我二嫂。
大哥、老三他们俩根本不相信自己会在农村干一辈子，脱离父母的缰绳，野马一般的在广阔天地奔腾。
唯有我大姐，她是那么虔诚的信任伟大领袖，要听他的话；对自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坚信不疑，却又对戴着反革命帽子的父亲没有任何怨忧。
她是真心实意的就为改造自己去插队的。
十二岁的差距，让我小时候看不清、看不懂大姐。
只看见一路走来，她经历的苦难，她对我们这个家，一点一滴的帮助、支持，看到父母对于她的状况的深深的愧疚。
我知事起，就没见父母训过大姐。
大哥是“宝宝”级人物，娇宠惯了，他们会舍不得；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乖乖男那样的好学生；性子直白到遇事就撸袖子的老三被加倍严管，扫帚头、鸡毛掸子伺候是家常便饭。
大哥说大姐“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一语，让我惊觉。
回头看，大姐、大哥下放，大哥又下岗二十多年，我从未听闻他们怨过什么。上山下乡的时代，下岗潮时代，他们都摊上了，兼之家庭成分不好的附加苦难，大半辈子几乎都在拮据与困窘中煎熬。
真没见他们怨过谁。
他们就是活着，把生活看成是实实在在的人生过程，高高低低也罢，苦苦甜甜也罢，能够好好活着就很知足。
我曾经以为是苦难把他们弄麻木了，其实他们一直醒着。
怨恨是自我囚禁；唯有宽恕，云淡风轻，才是善待自己，也才能自我救赎。
大姐、大哥早有这般境界，只是没有说出口来。
一个人走上文艺之路一定有另一个人熏陶了他。
大哥小时爱上文艺，受我小舅影响最重。
我到现在还能想起小舅年轻时的样子，一脸米粒那样的小雀斑，满口地道的东北话，对人多是嘲讽之笑。
小舅妈是省黄梅剧团演员，很漂亮，岳西人，小舅在合肥上大学时将其追到手。
在中苏友好时学俄语，关系破裂时大学毕业，无论如何都是糟透了的事情，小舅毕业后被发配到黑龙江林口林业局，这对一向内心烂漫和无比快乐的小舅是个大刺激。
从此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上班，而是逮空就往小舅妈身边跑，把钱都铺到千里迢迢的铁路线上。
脸上的讥讽之笑也因此定型。
小舅是个很有眼光的人。
东北的红松是稀有的珍贵木材，材质轻软，结构细腻，纹理密直通达，形色美观又不容易变形，而且耐腐朽力强，是家具制作的上等木料。当时将红松定为管制物品，不准私自带出。
小舅就将红松做成一个个面料厚实的大木箱，胡乱涂几笔油漆，每次回来带一个。我们家后来做五斗橱、大桌子的料，都有红松的美貌。
我未曾见过姥爷、姥姥，他们去世得早；大舅是志愿军汽车兵，复员去了滁州。我小舅跟我娘长大，到考上合师院前。
小舅吹拉弹唱拿起来摆弄摆弄就会，学习成绩也不错；他捏住鼻子都能发出吉他音，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插曲《赶快上山吧游击队》，就是他捏鼻子当吉他弹的代表作。
我大哥从小就被小舅熏陶得爱上吹拉弹唱，没跟谁学过，就是自己捯饬着玩，玩到了蚌埠很著名的“红代会宣传队”。蚌埠红代会和蚌埠红小兵一样，名气很大。那里面出过不少人才。淮北就有几个蚌埠红代会培养出的高手。你像来淮北的赵士军、高华康，都是当年蚌埠红代会的，和大哥关系极好。高华康到现在一见都“小四、小四”的喊我。赵士军做过淮北歌舞团团长。我印象深的倒不是他的舞蹈，他一手二胡拉得简直是泣鬼神的水平，旁边围着几个漂亮的女粉丝；高华康倒是跳舞出身，几届淮北市人大常委，人民医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休。
大哥的玩伴不仅是蚌埠市中学生文艺舞台的腕儿，他能和蚌埠二中足球踢得全市有名的朱皮克也玩成铁把。
我娘是个欢性子，气派人，大哥的朋友进门都当自己的儿子待；他们在我娘跟前可以嬉皮笑脸，到了吃饭点坐到了就吃。
那个要粮票的年代吃饭可是大事。
朱皮克家是渔民，父亲跑船，他就时常住我家。
他心细，在球场上善用个子矮、目标小的优势，突然加速插出破门，他的瞬间爆发力、速度惊人。
在我们家皮克算是个厨师，炒出菜来特别香。我娘就骂他败家，一个月的油定量，半个月不到就要被他用完。
皮克心野，老惹事，七六年他弄本《天安门诗抄》到处传，被办了学习班，我娘就天天托人打听情况。
我现在想，大哥那帮人其实也是在弄文化，一些青春期孩子凑一起，在革命的真空与单调中调制出斑斓的色彩来。
这个意义我也是在后来才体会到。
我喜欢文艺、文字就和大哥以及大哥的玩伴有关。
除了文革歌曲、样板戏，我听的第一首“民谣”是知青歌曲，大哥他们没事就哼唱，我记住了。
歌词大概是：“队长一打铃，干活了，同学们起了床，拿起了锄头，和贫下中农下田忙；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但愿你老人家早日发号召，把我们统统抽回工厂去。”
歌词记不全了。
那曲调简单而懒散，字句浅白而直接；实则是对假大空的文革语言的对抗和逆反，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翻了个底朝天。
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也是大哥他们传播的，歌词大概是上海知青所作，里面有上海腔，叫《护士之歌》。
歌词大约是：“春夜是多么宁静，晚风是多么凉爽，是谁呀穿着那白色的衣裳，站立在窗前，轻轻放下阿拉窗帘，遮住了美丽的目光”。
它的曲调舒缓而往复，有一种青春的萌动与浪漫，绝对和文革主流格格不入，它的暧昧情味，对青春期躁动而又闲散到发疯的知青绝对有杀伤力。
据说“民谣”作者因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炼红心的英明决策罪名而被抓，《护士之歌》被定为黄色歌曲。
当然，他们也传“封资修”的东西，《红与黑》那类书我在文革期间就看过，很多书都是瞅大哥的闲空翻着看。
也有影响极不好的书。有本郭沫若的传记，叫什么我不记得了，郭老说他六七岁摸着成年女人白皙而柔润的手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恰好偷读时我十岁，这个细节让我面红耳赤，和女同学彻底保持距离，碰到女孩子手火燎似的弹开，脸就通红，弄得女孩子莫名其妙。
按世俗的眼光，大哥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个标标准准的玩家。
儒教统辖下的世俗有个非常武断而单一的尺度：是人你就得上进，争上游。韩愈板着脸说出的那句“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似乎就是专对大哥而言。
爱文艺而又不喜欢世俗功利的套路，沉溺于嬉而无“勤”字托底，最终就可能被世俗打败。
我经常跟大哥开玩笑，若在以前，俺家里有些家底，你也就是牵着狗、遛着猴、耍个鸟笼的纨绔子弟。
早年赵士军、贺淮（后在安徽歌舞团）那样的玩文艺的，人家是冲着饭碗子去的，下劲、刻苦的玩，最终玩成事业。
就是过了青少年年龄，不再玩文艺的，也是立即调头转舵，开始了以世俗规则确定的那种个人奋斗。你像红代会的大玩家黄金平，做到了合钢公司副总，高华康也成为小城的医疗专家。
只有大哥还高高兴兴的玩，玩到下岗，拿到退休工资后又出去玩。
他有一种少见的品格，世间好玩的事情就做，不好玩绝不肯做，典型的“宝宝”作派，贯穿到现在。
下放回城，看人家开车有面子，考个B照就去公司开车。
和他一同出道的一帮开车的老友，边给公家干活边做倒爷，一个个都腰缠万贯了，他还小酒喝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无限好来”哼着歌开车玩。
担心得我娘找人给他赶出了司机行列。
早期回城在一起玩的小司，干着商店前台的会计，自学考个电大，最后成为公司经理；大哥好友老王哥，花大气力认真看书，一路高奏凯歌，做到了蚌埠市检察长、法院院长。
大哥不比他们笨，或许更聪颖，他身上有股子老的大户人家子弟气派，不肯让世俗的高低、贵贱标准毁了自己的快乐人生。
他这个与世间主流“三观”完全不搭界的人生观，把自己导向现实的泥坑。
下岗潮起，蚌埠是重灾区，他和大嫂，二哥和二嫂全部下岗；那时下岗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你还得自己交养老金，昏天黑地一片。
人家都往岸上游，他在水里光扑腾就是不上岸。
就连足球名宿朱皮克都在街边炸个臭干子摆摊卖，一个月三五千块的维持；大哥却是急而不躁、慌而不忙的闷在家里。
朋友做生意拉他出来帮忙，他竟连报酬的事情一个字都不提，最后都稀里糊涂。要不是大嫂是个能干的人，这里弄点事那里做点小生意，他家一度吃饭都成问题。
一家下岗的别人家天天愁得山穷水尽的郁闷，可就是未见大哥唉声叹气过。
他那种乐观是骨子里的。
我侄女马莹莹懂事，安大外语系高材生，不肯继续深造了，应聘回蚌埠解放军车管学院当老师。
她那一句“就想让我爸我妈日子好过一点”的话，装满了我心十几年，也心疼了我十几年。
大哥后来脑血管狭窄，为省钱住到大庆那边的一家小医院里吊水。
我去看他，小医院条件简陋，就觉着心酸。他却乐呵呵的不当回事：不就吊个破水么，哪里不一样？
身体有恙以后，大嫂为他好，就管他，不准其再抽烟喝酒，看紧管死。
老两口就不时的叨叨。
我知大哥的那种脾性，不能由着性情活，比得病还痛苦。
每次见他，又不能明着给他拿烟酒，怕被大嫂没收。有时就都避着大嫂，偷偷给他塞点钱，叫他私下买烟抽。
只要是我在蚌埠，一定会拉大哥出来，要他喝点酒、抽点烟，大嫂再翻眼也无济于事，她在我这里没有管辖权；而兄弟团聚，外地来的老弟你总要给些面子吧。
见大哥酒喝到二两了，人也微醺，立即打住；转头左一杯右一杯缠大嫂，再给她弄晕。两个要都小晕就不叨叨了，一付幸福的老头老太模样。
我还怂恿大嫂抽烟，说她拿着烟的动作真好看。
再清贫，再苦，舒心与快乐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理由，尤其是我们经历那么多劫难，渐渐老去的时候。
看着和大姐一家拍的合影照，我禁不住又泪如雨下。
那年大姐刚有小中风，恢复得很好，腿脚稍有一点不灵便。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话变得不大多；外甥大鉴和他媳妇小徐倒是亲亲热热的围着。
大姐有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
这是我和大姐最后一次的合影了。
就好像是昨天。
我很后悔那天没有把他们一家拉出来吃顿饭，匆匆就赶着回淮北来了。
这几天半夜醒，起来写这些文字，就是想把窝在心里的悲伤，一点一点的凝结成力气，刻在文字上。拭去老泪纵横，让它成为一种注视和观照。
你不能任由悲伤肆虐。
悲伤可以转化为思想，也可以化身为深切的痛、失望和沮丧。
心里总要过去，一道道门槛都是你自己的纠结、痛切、自责铸就的；心里平坦了，路就开阔、顺畅。
把悲伤写完，就好像在认认真真的和大姐道别。
文字最终会成为尘封的影像，严严实实的裹好它，不管哪一天都知道它在哪里。
参加老三女儿婚礼的时候，我到那一刻才终于能放下对老三的那份沉甸甸的手足兄弟情，让它变成花瓣而不是深切的痛飞往天上。
安师大毕业的侄女在无锡做小学老师；她爱人是初中同学同桌，在无锡服役，现已是中校。
嫂子也跟他们一同，给他们带孩子。他们的生活已经走在鲜花盛开的路上。
那场景我觉得老三在天上也能看见；我也就在心里放下了。
想象中的老三的表情，我在大哥丫头的婚礼上见到了。
大哥挎着闺女，一身精致而合体的西服，他就像个功成名就的老牌明星。
我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他那样的神采了：脸上的灿烂微笑就像是刚参加完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两眼放光，那种光芒是一种烂漫，生活再多再重的压迫都不曾让其失缺光泽的宝石光色。
那一晚，它又绽放了。
经历了下放、下岗这些大的波折和历史境遇的捉弄，大姐、大哥、老三他们家都在渐渐的好起来；我在学校的港湾里风平浪静的活着，看着他们困难仅能够给予微不足道的帮助，因此而聚合的沉重的无助，也在渐渐的淡去。
我是下一辈的老舅或老大（念轻声，蚌埠话“老叔”的意思），我经常跟两个侄女斗嘴斗法，就是不想她们会因尊敬而疏远了亲情。
我是他们的老叔，也是他们父母的小兄弟。
跟下一辈在一起，我宁肯自己就是个长不大的小四，永远活在一个六口之家清贫着的幸福里。
那些幸福的痕迹在被这座城市毫不怜惜的无情的抹去。
蚌埠华盛街与亚美巷，早已像我的亲人一样已经逝去。
能见证我童年的，现在只有大哥了。
我得靠大哥指着，才知道我们儿时的那个小院如今在哪里，我们家的门户在哪里。上次合影的地方，现今又被扒了一遍，连老大都已认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这座城市硬是要把我们这一代人，彻底变成迷路的游魂。
可你终究磨灭不了影像、文字，那是我们活着、活过的恒久记忆。
我会把记忆当成料材，用文字将它们连缀，刻成一块一块石碑，树立在我们和我们后辈的心里。
那石碑显赫的写着：老蚌埠有个中市区，大马路和二马路之间的百货大楼那一块有条华盛街；在老蚌埠饭店的后门，正对着的地方是一条小巷，它叫亚美巷，后来改成劳动五巷，再后来又改回亚美巷。
进巷几十米西侧第一个院子门牌十七号，那就是我们完整的六口之家生息几十年的地方。
那一年，我们都戴着伟大领袖的像章。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联系客服
